两代院长，博济医院在风雨飘摇中走完艰难的60多年，把包括氯仿麻醉手术、X光透视技术在内的西方现代医学带入中国。这期间大批西方传道士陆续到达中国，广州是他们熟悉这个神秘东方之国的第一站。许多传教士先在博济医院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中国文化并学习语言后，再继续向内陆前行，开设医院行医，他们先后在内地创立多所医院，包括知名的上海仁济医院。
今年11月4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前身博济医院）即将迎来184周年华诞。
它始建于1835年，横跨三个世纪。
它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
西方医术从这里开始向中国传播流布，开枝散叶。博济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全部历史。
广州，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市。走在靠近珠江边的沿江西路上，抬眼望去，路旁这个标有“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门楼，在城市急剧扩张的今天已略显局促，不会给人什么深刻印象———但是且慢，这绝非一座普通的医院，小小门楼之后，是184年的传奇，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无数“第一”———
航行143天，年轻教士漂洋而来
1757年，广州由清政府指定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外国人被允许在十三行居住。他们被当地人称作“蛮夷”或“番鬼”，约束还很多，不能学语言，不能带家眷，居住在指定的地区，如果不雇佣一个“伙食承办”，他们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
在这样的氛围中，西方传教士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他们甚至无权用汉字印书。传教士们发现，只有医术，是接近中国人并赢得他们信任的最好手段。
英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医生郭雷枢在中国居住多年后，向他的西方同道者发出呼吁：“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能谈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遣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
这一呼吁很快产生了效果。1834年10月26日，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伯驾，怀着虔诚信念和传教理想，经过143天的航行，辗转澳门，终于踏上了广州的江岸。那年他30岁。伯驾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基督教家庭，15岁加入教会，学过解剖学、化学、生理学、哲学和神学。
一年后的11月4日，伯驾得华商伍怡和先生之助，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创办眼科医局。这就是著名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前身。医局设有候诊室、诊室、配药室、手术室、留医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间最具特征的西医院。之所以选择眼科，是因为眼科疾病在中国极为普遍，而中医对这类疾病最无能为力，一旦治愈好这类疾病，就能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和好评。
眼科医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便完全免费，开业的第一天却是无人问津。第二天，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冒险试探着来就诊。有些妇女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曾和陌生男人说过话，要医生保守秘密。到了第三天，有6人来看病。 以后情况开始好转，往后三个月间，医院共收治病人925人。
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当病人向他表达谢意时，他就说：“回去感谢上天吧，我哪有什么功劳？”3个月后，继租丰泰行7号扩建，候诊厅可容纳200多人，留医室可容纳40多人，已经颇有正规医院的规模。
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医院创造了中国西医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例眼科手术，治愈的是睑内翻患者；第一例的耳廓再造术，为一位没有外耳而听觉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人工开口；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术；第一例的膀胱取石术；第一例的截肢手术等等。还包括后来的结石击碎手术、乳腺癌割除手术、剖腹产、子宫颈瘤摘除手术、碎胎手术、卵巢切开手术、阑尾炎手术、甲状腺摘除手术等等，在中国都是首次记载。
博济医院早些年的手术中，还没有引入乙醚或氯仿作为麻醉剂。病人在手术时用布蒙上眼睛，手脚呈“大”字固定在桌上，手术前15分钟用点鸦片，但对解痛不会起什么作用，病人在整个手术中都是清醒的，无论怎样痛，也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医院当年的报告中记载，洋医生们对中国人耐受剧痛的坚强意志惊叹不已。
除了各项医疗技术，博济医院在发展历程中酝酿了许多对今天影响深远的产物。在创立之初，眼科医局就采用挂号排队候诊的办法。用竹片编上号，派一人在候诊门口发给病人，按竹片上的号码就诊。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同时，西医案例记录的建立，手术《协议书》的使用均为国内最早。
医局所接待的病人数量不断增加，各病区常常出现爆满情况，有些病人不得不推掉。
一些社会上流人士也成为就诊者，比如林则徐。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他能“睁开眼睛”，与在眼科医局看西医的经历不无关系。
伯驾在华创立传教医院的事迹受到高度的评价。当时就有人称誉他“用小小手术刀的刀尖，打开了欧洲人用大炮未能撼动丝毫的中国大门”。
为拆迁户，院长辞职抗议
事实上，彻底让中国大门洞开的仍然是西方的大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战争期间，医院一度停办，两年后复办。
政治上的剧烈变动使得中国生活经验丰富的伯驾走上外交舞台。1855年，伯驾出任美驻华公使，眼科医局由美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医生接办，其一直主持医院工作长达44年。如果说伯驾在中国的工作是为西医培土，那么使得现代医疗事业在远东扎根萌芽的，非嘉约翰莫属。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敌对情绪的增长，使得医院一度遭到焚毁而停闭。1859年1月，嘉约翰用他回国所募捐到的资金在广州增沙（今南关）觅得一私人住宅复办医院，并正式更名为“博济医院”。1865年迁往仁济大街（就是如今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现址），建立新医院。其规模已初具近现代化医院的功能。
嘉约翰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当年医院扩建需要拆除珠江边七八十户贫穷人家的自建窝棚，引起了类似于今日“拆除违章建筑”的纠纷。嘉约翰认为医学会给予“拆迁户”的补偿金额过少，自己辞职抗议。
建立新院后，业务不断发展，神奇的外科手术尤其令医院名声大震。医院手术非常多，从留下来的医疗资料看，1875年7月1日，仅仅这一天，嘉约翰就做了膀胱切除、白内障、腿骨坏死等7台手术！
结石手术特别多，仅1874年一年就完成了368例，至1915年医院80周年时，手术者竟达150万人。历年取出结石约112公斤，足足有两大篮子———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广州因水质问题和天气炎热易流汗，许多人易患泌尿系统结石，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广州人。
1887年到1896年，政局动荡，战事不断，广州也瘟疫肆虐。先是天花流行，接着又是霍乱，还有长时间的发热症，再后来又是斑疹伤寒性质的热症大发作，接着淋巴腺鼠疫两度流行。当时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为拿人脑子做药，散发给中国妇女“香囊”，当她们再送给别人时，接受的人一闻就死了。结果两个外国女医生被用石头砸，还有谣言说外国人在中国人的饮用水源里下了毒，因此他们不让任何外国医生诊治病人。
博济医院的医生们并没有退却，他们愿与瘟疫中的广州同生共死。嘉约翰医生在瘟疫期间日夜操劳，却神奇地没有染上疾病。他们租用了一条小船，停泊在江中，充当“隔离医院”，在这里共医治了24个病人，救活了10人。
除了原有的医疗项目，嘉约翰还在芳村开设收容精神障碍病人的专门医院———这也是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
有一天，嘉约翰看到一个“疯子”竟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打死，深受触动。1892年，他花掉个人的所有资金购置土地、建设楼房。1898年，他辞去博济医院的职务后就和夫人一起搬到芳村，住在了精神障碍医院里。直至1901年8月去世，他把生命最后的时光放在了照料和帮助中国精神障碍病人上。
嘉约翰医生葬于广州城北的基督教公墓。标记他的安息之处，是一块灰色的花岗石墓碑，上面刻着《圣经》中的语句：“这些事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后来，博济医院一名美籍女医师赖马西得知有人从垃圾堆捡来一名双目失明的女童时，便将盲女留在医院。1889年，广州市第一家盲童学校就这样开办了。
两代院长，博济医院在风雨飘摇中走完艰难的60多年，把包括氯仿麻醉手术、X光透视技术在内的西方现代医学带入中国。这期间大批的西方传道士陆续到达中国，广州是他们熟悉这个神秘东方之国的第一站。许多传教士先在博济医院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中国的文化并学习语言后，再继续向内陆前行，开设医院行医，他们先后在内地创立了多所医院，包括现在知名的上海仁济医院。
现代西方医学就这样以博济医院作为“孵化器”，在中国开枝散叶。（来源羊城晚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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