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太郎

有明史專家這麼提的嗎？？

我確實聽說過明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

從來沒有聽說過亡於張居正的。

相反，由於張居正的前十年輔政，延續了大明的國祚。

張居正擔任首輔時期，不顧一切的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在萬曆即位初期，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

在其中一個時期內，太倉銀的現銀存量已經只夠整個國家支持幾個月了，既要打仗，又要救災，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已經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步。北京的糧倉只夠京營月糧的兩年用。

而張居正的改革以後，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使大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

但是，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立刻對他進行了清算。迅速廢除了張居正的一切改革措施，使得剛有起色的大明朝恢復到了加速下坡的路上。

而萬曆皇帝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為國本之爭對大臣失去耐心而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神宗執政晚期，黨爭長期持續，導致朝政日益腐敗，內耗嚴重。他強徵礦稅，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陷於崩潰。

大明從這時開始，其實已經開始亡了。

萬曆死後僅二十四年，大明滅亡。

世界難題之起名字

對對對，說得對，張居正就不該妄圖中興大明朝，就不該改革，就老老實實的混吃等死，反正已經位極人臣了，幹嘛吃力不討好的幹這幹那呀。

張居正真不是個好人啊——查抄張家所獲黃金2400兩、白銀1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另有玉帶16條等等，真是個大貪官啊!真的是死有餘辜啊！

戴老師講歷史

大明王朝的滅國，不管是何種原因導致，作為當朝帝王崇禎要負主要責任，逃脫不了干係。

既然有明史專家說這事與張居正有關係，那就說說這個事，因為專家的話不能全聽，但也不可不聽。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專家說的，也不清楚他們所指是哪一件事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豹眼就此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隆慶六年（1572年），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作為萬曆小皇帝的師傅，張居正成為了首輔大臣。

從這一年張居正主政開始，到其病逝，正好十年的時間，然後萬曆皇帝獨自主政三十八年。

之後，又經歷了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崇禎帝朱由檢，一共四代帝王，前後七十二年的時間。大體上的時間概念，基本就是新中國1949年建立，到今天為止，這麼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雖然沒有改朝換代，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基礎基本穩定，但政治、經濟制度也有很大的變化。

作為明朝著名的首輔大臣、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新政”的開創者，張居正對明朝後期的政治、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無論張居正的軍事策略，還是吏治改革，在豹眼看來，對於明朝的滅亡，沒有多大的關係。影響比較大的還是他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

偉人曾經說過，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不僅僅牽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平衡、再分配，還會影響到政治、社會的基礎，搞不好就會出現亡國的結局，這並非危言聳聽。

王莽改制就直接導致了大新朝的滅亡，說張居正的改革影響到明朝滅亡也並非空穴來風，不能說絕對地沒有一點關係。

那就具體地來看一下，對明朝後期以及後世的影響吧。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萬曆八年（1580年）在全國推廣，重繪魚鱗圖冊。先試點，再推廣，沒毛病。

由於之前張居正已經實施了吏治改革，以“考成法”來考核官吏的政績，行政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所以，地方官吏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清丈徹底，革除豪強世族隱佔的田地，納稅土地大大增加。萬曆八年，全國土地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整整增加了50%。

額田增加的同時，加大打擊貴族、縉紳隱田漏稅的力度，明朝田賦收入大幅度增加。

更重要的是，這一措施為之後實行“一條鞭法”創造了條件。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把徭役、交納田租等義務，全部改由交銀兩代替，差不多也就是曾經的農業稅。

清朝時期，採納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有一定年齡、特別是農村出身的友友，都清楚建國後，國家也實行出義務工，大修水利建設、交公糧等農業政策，後來是改革為交農業稅，直至取消農業稅。這些政策都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政策，雖然並不是張居正首創，但在他主政期間得到了改進和發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經濟效果，對於明朝財政、稅賦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有利無弊，都具有時效性，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清丈田地，改變了稅賦不均和胥吏盤剝的問題，但也觸犯了權宦豪族的利益；一條鞭法的實行，農戶需要先把糧食換成銀兩，然後交納賦稅，黑心商賈就趁機盤剝農民，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特別是遇到大豐收，糧食價格就很低，農民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換取足夠的賦稅銀兩，就出現了“穀賤傷農”的現象。

這些對於以後明朝的政治、經濟基礎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從這一點上來看，明朝的滅亡，可以追溯到張居正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別是財政、賦稅改革的措施。

但這個說法的確很勉強，政治、社會矛盾無時不在，隨時出現，需要隨時調整、改進，一味地把矛盾推給古人，就好比是自己不作為，把責任推給上一任一樣，是不負責、不作為的表現。

如果按照有些明史專家的這種觀點，明朝的滅亡，把責任推給張居正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往上推，鄭和下西洋責任更大。

鄭和下西洋，擴大了對外貿易，大量的美洲白銀湧入了國內，改變了明朝貨幣基礎，把明朝的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繫在一起，增加了國內的經濟風險。

對外貿易是雙刃劍，有利有弊，利大於弊，但沒有有利無弊的好事，這一點恐怕都感同身受。

這個問題更復雜，與本題關係不大。又牽涉到貨幣、金融、銀本位、準備金制度、鑄幣權、貨幣發行量、對外貿易、比較利潤、貨幣兌換、匯率、泡沫經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不是幾句話說清楚的，也就不再囉嗦啦。

豹眼只是說明鄭和下西洋比張居正的改革，對明朝後世的影響更大，風險更大。但不可就此把明朝滅亡的責任推給鄭和和張居正。

總之，張居正實行的經濟改革措施，對後世影響很大，有利有弊，但明朝的滅亡，不該歸罪於他的經濟改革，否則，對張居正不公允，也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這恐怕也是所謂的明史專家不敢理直氣壯的站起來，走兩步的原因。此問題值得去研究、總結，但不能以此做出定論。

豹眼看歷史

張居正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實行的萬曆新政，為明朝續命了數十年的時間。

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早就已經滅亡，崇禎皇帝根本沒有機會繼位。說明朝亡於萬曆，明朝亡於東林黨，明朝亡於閹黨，都是有憑有據的事實。然而說大明亡於張居正，卻是典型的譁眾取寵的說法。

張居正去世距離明朝滅亡相差了62年，張居正去世的時候，努爾哈赤還在明軍中服役，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出生，明朝滅亡的責任肯定不能全推到張居正的頭上。

在張居正上臺之前，明朝的統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明朝內閣的官吏腐朽無能，無法改變明朝積貧積弱的困境，地方上的官員和地主豪強同謀，兼併土地虛報稅賦，導致了明朝的國庫空虛。

在明朝嘉靖年間，朝廷國庫裡面的銀兩隻夠兩三個月開支，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不斷騷擾邊境，東南沿海地區倭寇入侵，明朝國內農民起義四起。萬曆皇帝繼位的時候只有9歲，如果沒有張居正力挽狂瀾，萬曆皇帝根本守不住江山。

我們來看一下萬曆新政的內容，張居正在吏治方面採用“考成法”，淘汰了一大批不支持改革，不願意作為的官吏。同時張居正還精簡了明朝的官吏結構，減少了明朝的冗官冗吏。

這些做法在改革吏治的同時，也減少了老百姓的負擔，減緩了明末農民起義的時間。在軍事方面，張居正啟用戚繼光和李梁成等名將，震懾女真和蒙古軍隊，保住了大明北部邊疆的穩定。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原來繁瑣的稅收統籌到一點，避免了稅收經手的人過多，給官吏們中飽私囊的機會。一條鞭法施行後，明朝百姓繳納稅賦的方式更加的透明，也間接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還增加了明朝朝廷的收入。

同時張居正還重新丈量了全國的土地，減緩了土地兼併的現象。在張居正的治理下，明朝的國力逐漸恢復，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一直到張居正去世，明朝的國庫都十分充足，從沒有出現過崇禎時期拿不出錢來的情況。

張居正為大明朝做了很多好事，然而張居正變法也觸動了萬曆皇帝的核心權力。在張居正掌權之前，明朝從來沒有出現過大臣專權的現象，萬曆皇帝對於張居正專權非常的不滿。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將張居正抄家，張居正變法的成就也被萬曆皇帝破壞。後來萬曆皇帝連續數十年不上朝，明朝的國力再次衰落，最終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很多人指責張居正，主要是因為在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為了打擊報復張居正，破壞了張居正變法時期的成就。一些人以此為依據認為張居正過於專權，導致了萬曆皇帝的反感，以至於變法的失敗。

實際上張居正不專權，萬曆也是一個腐朽的皇帝，變法最終也不會成功。如果沒有張居正的幫助，萬曆中興不可能出現，萬曆皇帝不上朝的時間可能還會更長。

歷史總探長

朱由檢上吊自盡之前故意在衣襟處寫了一句話：“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清朝人所修《明史》也在神宗本紀中說：“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所謂的“明史專家”更絕，明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之手，不過，這個專家是誰，倒是沒有檢索出來。

反正，明朝絕對不是朱由檢玩完的，他已經這麼勤快，這麼努力了，雖然他沒本事，雖然他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但是他真的已經努力，所以，絕對絕對不能將明朝滅亡的責任推到他的頭上。

很多人一直在為朱由檢洗白，一直想將他的鍋甩給別人，朱由檢自己將鍋甩給了他嘴中的“諸臣”，清朝人甩給了明神宗朱翊鈞，也有人乾脆甩給了為明朝續了命的張居正。

因為，張居正給患了病的明朝下了一劑猛藥。

張居正改革有錯嗎？改革當然沒有錯，但是他改革的方式卻存在一定的錯誤。

他一看明朝政府窮得叮噹響，但是一部分手中卻富得流油，他不用想也知道原因所在，所以為了給明朝增加財政收入，為此他強勢地推行了一個政策——“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首先便是清丈出被一部分人隱瞞不報的土地，土地多了，政府所徵收到的稅自然也多了不是？爽呀，錢真的是嘩啦嘩啦的進口袋。此外，一條鞭法還統一了賦役，好處是官吏很難再從中榨取油水了。

可是，一條鞭法的弊端也很明顯，官府收稅只收錢，想繳稅？你自己賣了農產品換了現錢再來！這麼一來，百姓不得又被商賈坑了？再一個，統一賦役之後，別管是田賦還是勞役，統統給現錢，百姓到底是願意服勞役還是願意給錢，或者給不給得起錢，官府可不管，反正不管怎樣你得按時按法給錢。

可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有待改善，這或許也是所謂的“專家”將明朝滅亡的鍋甩給張居正的一個原因。

但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實實在在地增加了明朝的財政收入，充盈了國庫，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沒有錢的話明朝會亡得更快。

為了解決冗官、官員尸位素餐的問題，張居正特意推出了“考成法”。

說實話，張居正的考成法挺好，但是卻又很壞，壞便壞在他竟然想著去用“數據”考核官員們的政績，所謂“立限考事”和“以事責人”，即各級官員們想處理什麼事務的話得限定一個期限，如果到期還沒完成的話，追責當事官員的責任。

這個考成法的好處很明顯，策動了官員辦事的積極性和效率，即便是被動的。

實際上，考成法的“立限考事”也沒什麼不妥，放到現在，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在啟動一個項目之前，誰沒有一個預期？關鍵還是在於“以事責人”，這個處罰太過於絕對了，畢竟不排除有些事確實會遭遇意外而導致沒辦法在期限內完成。

所以，考成法可以說真正地將多數官員推到了張居正的對立面，所以，張居正一倒，一個個跳出來落井下石，否定了他的改革，從而打亂了官場秩序，官場秩序亂了，明朝還能穩定？這是張居正被背鍋的另一個原因所在。

說白了，當時的官員們是在怕考成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

不論是一條鞭法也好，是考成法也罷，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對百姓也會有所影響，可是說到底還是動了既得利益者們的蛋糕。

他推出一條鞭法，各級官員們不僅少了能撈油水的機會，弄不好還得吐點好處出來，張居正這一皮鞭打下來，打著“為官只為為財”想法的人哪能受得了？

各級官員們原本可以安安心心地當自己的貪官、庸官和昏官，這考成法一出來，簡直要了他們的老命！還讓不讓人好好當官了？

此外，張居正還以相權壓皇權，萬曆皇帝犯點小錯也能被他罵個狗血淋頭，所以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直接帶頭清算張居正，“皇帝效應”之下，誰會錯過這個向張居正潑髒水的千載良機？

所以，潑向張居正的髒水是一盆接一盆。

雖然不可否認的是，張居正的改革之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可總體而言還算是利多於弊，否則萬曆皇帝哪來的本錢玩了幾十年？

所以，說張居正為明朝續命並不為過，又豈會是“明亡於張居正”？

實際上，明朝到了朱由檢手上的時候還遠遠沒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這是事實。

朱由檢之所以亡國，說到底只能怪他自己能力平平，識人不明，用人卻又疑人，用誰殺誰，這誰敢給他賣命？

他想要復興明朝，張居正雖然下的是猛藥，可好歹也是對症下藥，朱由檢這個蠢貨倒好，完全是胡亂下藥，該用的人和能用的人他不用，反倒一個接一個的殺了，然後轉頭腆著臉去用不該用的人，為此不惜跪舔。

沒錢用了，哭著求著問手底下的人借，手下人不借，他便軟趴趴地接受這個事實了，這像樣嗎？

所以，明亡於崇禎不僅是一個客觀事實，即便溯本追源也是如此，別甩鍋了。

史不知味

張居正為大明攢了雄厚的家底，但是萬曆皇帝這個敗家子揮霍光了。委實怪不得張居正，硬要怪的話，也只能怪張居正沒有來得及選好接班人，就匆匆辭世了。

張居正是有手段的鐵腕政治家。事情得從張居正的老闆明穆宗說起。

1566年，30歲的明穆宗（隆慶帝）繼位。繼位前，隆慶帝資質平庸、寬厚待人；繼位後，立馬就英明果敢。

對外解決“南倭北虜”問題，即北與蒙古議和、開市，南開海禁、剿滅倭寇；對內減輕民間負擔。敢於啟用有爭議卻有能力的人，且不加掣肘。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三個大佬，都是出於隆慶帝麾下。

隆慶帝繼位後，大明一直在改革、奮進，但是這位隆慶帝卻非常好色，被美色掏空了身體。還服用了過多的“媚藥”，36歲就死了。（據說隆慶帝曾經因為和一個妃子恩愛過度，事後臥床不起兩個月。）

隆慶帝臨死，給兒子萬曆皇帝留下了“精挑細選”的人才：高拱、張居正。這兩人都是猛人、狠人，沒有一個省油的燈。不論誰主政，都是會鐵腕改革的。

湖北人張居正幹掉了河南人高拱

（我們河南在明朝兩個大神：禹州的馬文升、新鄭的高拱。河南人在明朝很少做大官，只有他們兩個在中央舞臺上比劃了一番。）隆慶帝之所以敢大膽的追求別具特色的個人生活，完全是有高拱可以信賴。隆慶年間大刀闊斧的改革，就是從高拱主政開始的。

隆慶帝全心全意的信賴、支持高拱，臨死還拉著高拱的手託孤：“以天下累先生。”

隆慶帝之死，高拱很傷心，也準備大幹一場報答知遇之恩。然而高拱還沒有走出悲傷，便被剛登基的萬曆皇帝罷官趕回老家去了。

高拱雖然與上古的黃帝都是新鄭人，卻絲毫沒有黃帝的寬厚、大度。高拱有王佐之才，卻也是個真小人。他做事，沒有傳統道德的束縛。他明言：“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君子言利，還如此的站在道德頂峰振振有詞。怎麼樣，是不是覺得和後來的張居正有些類似。

不僅如此，高拱對待官員，和張居正一樣不講情面，“鐵面無私”。史書記載：高拱“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鬚忍，有所忤觸之立碎。”

也正是高拱的這種性格得罪人太多，造成了他的悲劇。

高拱不僅把同僚們懟個遍，還對大太監馮保不滿，一直想除掉他。隆慶帝對高拱的託孤，讓馮保恐懼不已。為保命，馮保與想主政的張居正聯合。在李太后面前說了高拱的壞話，李太后於是讓萬曆皇帝下旨，把高拱趕回老家閒居。

1577年，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途經河南。居然拐到新鄭的高拱家中，虛偽的裝好人、掩面而泣。把性格偏狹的高拱氣得七竅生煙，大罵張居正“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高拱臨死前，在病榻上還寫了《病榻遺言》。痛斥張居正卑鄙無恥，以及奪走自己首輔位子的過程。為以後張居正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張居正獨攬大權，力行變法。

自古變法的都是掌握權力的猛人，張居正就是這樣的人。滿堂大臣正在慶幸人見人嫌的高拱被扳倒時，比高拱更猛的張居正來了。高拱只是對大明做局部手術，張居正則是要掏心掏肺、從根本上改變大明。

張居正對當時的弊病有正確的認識，痛陳道：“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遺。”

事實也的確如此。國家府庫空虛，甚至連軍餉都發不足;因為缺錢、腐敗，導致了邊境的軍備廢弛;宗室多佔土地、欺壓百姓司空見慢;官員、豪強勾結的避稅、逃稅事件各地都在做;貧富懸殊過大，百姓負擔過重。

比如張居正的老師徐階擁有24萬畝良田，其它的商鋪、錢莊等價值更大。家族子弟觸犯了法律，居然能拿出3萬兩銀子(另一說法是3萬兩黃金)賄賂主審官戴鳳翔。而當時國庫存銀，只有區區100多萬兩。

張居正和當初的高拱一樣，以不講情面著稱，但他的改革比高拱更有章法。

張居正先打好與皇帝的關係，悉心的教萬曆皇帝讀書，陪李太后聊天。然後，開始逐步的推出改革。

一，整頓“吏制”。

1573年，張居正實行"考成法"，先從行政班子開始下手。以內閣控制六科、再以六科控制六部。(頗有現代內閣制的樣子。)

有什麼政務，內閣可以迅速下達到相關的部門、官員。政務完成後，也可以迅速的給予相應的獎勵或者懲罰。官員們門因此不敢懶政，為了頭上的烏紗而努力的工作，效率大為提高。

3年後，張居正露出了“獠牙"，對稅收這一塊下手了。他發佈“徵賦試”，在預定額的基礎上，官員完成額在90/100以下的，一律給予處罰。

當年年底根據完成的數額，立即對官員進行了處罰。僅山東一地，就被降職處分了17人，革職了兩個人。

官員們見張居正真格的給予處罰，無不兢兢業業，不敢造次。畢竟頭上的烏紗帽，都是經歷寒窗苦讀、在科場上的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不能不珍惜。把應收的稅款，分毫不差的足額上交。

1577年，稅務總收入435 銀萬兩，而隆慶年間的年收入是250萬兩。其間差距，快翻一倍了。

二，清查土地和稅務改革。

張居正並不滿足於現狀，1578年下令重新清查土地數額，於1580年清查完畢。雖然此處清查，地方上官員和富豪們玩兒了不少“大小步”甚至“虛步”的把戲，額田比清查前還是增加了300多萬頃。（此舉，壓縮了豪強們逃稅的空間。）

在土地重查的基礎上，張居正於1581年又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並不是張居正的首創，而是在張居正手裡發揚光大的。首次是1530年嘉靖年間，由官員桂萼提出的。

主要內容是：將田賦、徭役一起徵收，同時將部分丁役按田畝分攤。賦、役除必收的糧食外，一律折收銀兩；役戶可以出銀代役。具體的徵收地方由官員辦理，不再讓原來的“里長”參與。

此法能減少徵稅的環節，壓縮了地方上貪汙的空間。也順應了當時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有利於農民按自己的要求做出選擇。標誌著稅收的實物制向貨幣化的轉變，客觀上順應了生產力的發展。於國於民，都是有利的。

但是此法也有一定的消極意義：此法沒有觸動明朝宗室、高官、富豪們的特權，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貧富結構。還在不久後，又產生了新的腐敗，出現了“火耗”之類的問題。另外，此稅法只適應於江浙一帶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在內地推行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次年，“一條鞭法”就立杆見影。國庫存銀700多萬兩，太倉存糧足夠10年之用。

三，建樹頗多。

軍事上。

張居正派戚繼光鎮守薊門，李成梁鎮守遼東，又派人平定了南方的叛亂。又派人在長城上修“敵臺”3000多座，杜絕了蒙古的入侵。

然後，又與蒙古的俺答汗講和，開市貿易。

1579年，以俺答汗為橋樑，與西藏建立了良好的封貢關係。

水利方面。

張居正啟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以50萬兩白銀治理成功。造福黃河、淮河流域的百姓，也使得運河的漕運暢通無阻。

可惜的是正當張居正的改革初見成效，大明朝蒸蒸日上之時，張居正本人卻積勞成疾。在“一條鞭法”推行的第二年，張居正還來不及對新稅法做出修正就因病去世了。

萬曆皇帝的“敗家”行為

張居正去世的第四天，萬曆皇帝就罷了潘晟（張居正舉薦的），開始清算張居正了。結果，皇帝派人抄了張居正的家。堂堂的一個首輔，家人被逼自殺的、逃亡的、餓死的皆有，慘不忍睹。

張居正的新政，也被反對派們弄得面目全非。

沒有“恩師”張居正的壓制，萬曆皇帝終於可以親政。可以大手大腳的花錢，按自己的意思活著。萬曆皇帝送愛子去開封就封，僅良田一項就給了1萬頃。

更糟糕的是萬曆皇帝沒有政治天賦，駕馭不了朝堂上大臣，也沒有決策政務的能力。沒有多久，就對政務失去了興趣。

先是因為“立儲”與大臣們發生衝突，以“怠政”抗議。後來乾脆不再上朝，直接玩起“罷工”了。

在萬曆皇帝的操作下，稅收開始下降，國庫的存銀流水般花了出去。張居正打造的高效率行政隊伍，也重新開始“腐化”。

萬曆皇帝的“罷工”，導致行政系統出現了嚴重問題。甚至，官員的任命都會出現問題。1602年，南北兩京缺尚書3人、侍郎10 人，地方上缺巡撫3人、知府25人。如此的政府，其效率可想而知。

努爾哈赤從1583年開始起兵到1616年起兵反叛，歷經33年。33年內，努爾哈赤逐步坐大到不可收拾，明朝中央居然毫不知情。滿清入關，萬曆皇帝的“罷工”，是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

張居正、隆慶皇帝在九泉之下，目睹了萬曆皇帝的“神操作”，想必會痛罵萬曆皇帝“不肖”或者“敗家子”的。（本文原創，圖片源於網絡。）

德全不畏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是大明帝國萬曆年間的第一權臣。

隆慶皇帝的時候，首輔高拱一手遮天，使得朝政成為內閣的一言堂，張居正上位之後，甚至使得他自己的威信比起皇帝來說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明王朝滅亡於1644年，崇禎皇帝的一生遺憾落幕，背上了大明亡國之君的名號。但是後來，有人指出其實起肇於萬曆，是張居正的錯。張居正究竟做了什麼？

高拱這個人的影響力始終是一直存在著的，強如張居正，都沒能立刻擺脫他的陰影。高拱是曾經退出過內閣，擔任過兩次內閣首輔的能臣，張居正擔任過徐階的二把手，也就是內閣次輔，這個時候的張居正不過才40歲而已，而在之後高拱奪權的戰爭裡，張居正不顧徐階對自己的提拔，反而站在高拱這邊，這也就是張居正能夠位居高位的原因之一。

萬曆皇帝即位的時候，張居正被提拔做了首輔，這個時候的萬曆皇帝不過才10歲而已，還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所以張居正也就可以放開手腳去改變大明的朝政，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的話，就是放飛自我。

張居正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改革，推出萬曆新政。當時那個年代，的確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事實上，張居正很多的新政都是為國家著想的，但是其中有一條卻最終葬送了大明帝國的未來，那就是後來為人詬病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最早的提出是在嘉靖十年的時候，不是張居正的首創，張居正不過是覺得這個政策好，然後藉助他手裡的權勢，藉機將這條法推廣到了全國。 根據《明史》記載，一條鞭法的內容差不多是：

乍看一下，這條政策非常的好，統一賦稅徭役，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稅收制度，但是明朝稅收的情況一直都是貪腐作祟、貪腐操作的，朱元璋是農民，大明農民的田稅非常的低廉，比起同時期的日本來說簡直就是低端，大明田稅百分之二十，朝廷徵收上來的稅款低的不能再低，崇禎時期就因為這個原因國庫空虛無法拿錢去撫慰招安的士兵，導致士兵大亂，改動稅款的徵收策略其實是件好事，可是那些貪腐的人卻因此再次收穫了大利，惠民政策始終無法運用到人民身上。

“一條鞭法”實施之初，因為張居正的存在，沒人敢撼動，但是張居正卻沒有留下一個靠得住的繼承人，萬曆十年，張居正一死，萬曆小皇帝終於擺脫了“叔大”的陰影，可以正式親政，張居正生前的那些變法開始搖搖欲墜。

因為清丈土地，使得一些地主官僚被迫繳納了他們隱藏多年的“黑田稅”，土地兼併更加的嚴重，如果張居正還在的話，這些變法不僅不會受到破壞，反而還會帶領大明走向繁榮，但是卻演變成了這樣：官場腐敗更加嚴重，土地兼併使得一些官員可以貪汙更多的稅款，真可謂是“貪腐良策”。

萬曆年間還好，國家國庫還比較充盈，還能夠撐的起“萬曆三大徵”，但是到後面呢？闖王李自成起義，遼東後金虎視眈眈，大鼠疫肆虐，朝廷國庫空虛，只好加派“三餉”，但是因為這，各種“鴨餉”、“牛餉”都跑了出來，大明也就因此變得千瘡百孔了。

歷來現實

張居正表示，這麼大一口黑鍋，我背不動，我全家加起來都背不動。

大明亡國，後來人找了不少“替罪羊”，有說大明亡於嘉靖的，有說大明亡於萬曆的，有說大明亡於東林黨的，有說大明亡於魏閹及閹黨的，有說大明亡於天啟崇禎的。

甚至有人總結說：“明，名亡崇禎，實亡萬曆，初亡嘉靖”。

說什麼“大明亡國，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我還是很少碰見這種說法。

大明亡國，非因一端，仔細琢磨，大概四個方面。

一、兵——逃兵極其嚴重，最多時，全國逃兵竟然達到120萬，戰鬥力可想而知。

明朝用兵最鼎盛的時候，不是明太祖，而是明成祖永樂大帝朱棣。

明朝實行的衛所制，地方各省道有衛所，京師有衛所，北方邊疆九鎮也有衛所。每衛平均5600人，京師的禁軍上十二衛，後來發展成二十六衛，不在其數。

在明太祖後期，全國共有衛所300多，全國總兵力達到180萬。到永樂大帝時，全國衛所增加到400多，全國總兵力達到了將近280萬。至於京師總兵力，更是達到驚人的八十萬。

所以永樂大帝和宣德帝搞了好多次北伐，把蒙古各部揍得俯首稱臣。

明朝的兵主要分兩大類，一是世代軍籍的職業軍人，二是僱傭兵，比如戚繼光的三千戚家軍，全都是僱傭兵。

結果呢，職業軍人買通上司當逃兵，僱傭兵也當逃兵，逃到什麼程度呢？最嚴重的時候全國逃兵120萬，這是史學家吳晗統計的。

士兵怎麼逃的呢？舉一個例子，要打仗了，朝廷徵召衛所兵出征，到半路上，這些人就僱傭人冒名頂替自己，等打完仗了，本人再回到本衛所，而那個被僱傭的人，半路逃亡，實際總兵力大打折扣，例如明英宗在王振忽悠下去大同打也先，號稱五十萬大軍，實則二十幾萬。

明朝防範北方蒙古和東北的滿清，原來有北方的九鎮，平時有戰事，一般都是京師的衛所出征，跟邊軍一起作戰。同時調集地方的衛所作補充，明成祖的時候，京師的衛所總兵力達到八十萬，到了嘉靖帝的時候，俺答圍攻北京城，兵部尚書一統計，京師衛所竟然只有39萬，逃了一半了。

到了崇禎帝時期，李自成圍攻北京城，一統計，京師衛所總兵力竟然五萬都不到，還都是些老弱病殘。

到了明朝末期，明軍稍微有點戰鬥力的，就數邊軍了，就說邊軍，也人數不足，逃亡太半。而京師衛所軍的戰鬥力，簡直是渣渣，甚至當時有邊軍嫌跟京師衛所軍一起打仗丟人的記錄，因為京師軍還沒衝鋒就逃亡了，連帶著有戰鬥力的邊軍也跟著逃。

就明朝末年這種軍隊，它能攘外安內嗎？

更可怕的是，明朝越到後期，僱傭兵越多，往往容易反戈朝廷。例如，朝廷在陝西的軍隊，因為得不到軍餉，竟然跟農民軍合流，攻取城鎮，劫掠百姓。

而張居正做內閣首輔的時候，曾經大力整頓過衛所，要不然所謂的萬曆三大徵，哪來的兵？又哪來的北方几十年太平？

張居正為國家做了好事，卻要背亡國的黑鍋，他九泉之下，也會欲哭無淚吧。

二、財——稅收、藩王、豪強兼併，朝廷無軍餉可用。

關於豪強兼併土地和稅收，正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通過他的一條鞭法，朝廷收入大大增加，如果明朝朝廷堅持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明朝何至於有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

關於藩王拖累國家財政，我只舉一個例子，明朝山西河南有幾個藩王，結果朝廷要給這些藩王的祿米，二省集全省之力都不能承擔一半。想想全國其他地方的宗藩，拖累朝廷有多嚴重。

以至於，崇禎帝時期，竟然無軍餉饋兵，還發生軍隊反叛等惡劣事件。既然無餉饋兵，自然兵力大減，再加上逃兵，拿什麼攘外安內？

三、官——黨爭，宦官亂政。

東林黨後來成為明朝亡國的最大替罪羊之一，原因無非是文官集團過於強勢。

而我認為，如果說到黨爭亂政，閹黨比之東林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閹黨為打擊東林黨，做到什麼地步？非我即敵！無論你這個是不是東林黨，只要不是我閹黨，不是魏忠賢的孝子賢孫，就被殺，被整，被流放。

所以，崇禎剛繼位的時候，朝廷已經幾無可用之人。

明朝早期，曾有太監坐鎮邊軍的規矩，到了閹黨當政的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於閹黨要徹底奪過邊軍軍權。

崇禎帝又剛愎自用，後來也這麼搞，這些太監不會打仗，卻掌握著軍隊的指揮權，明軍不敗才怪。

四、帝——萬曆廢張居正改革措施，天啟帝寵信宦官，崇禎帝剛愎自用。

按說明朝的國運，一敗於正統帝時的土木堡之變，京營大軍精英損失大半，二敗於嘉靖帝內閣亂鬥，朝政進一步廢弛，三敗於萬曆皇帝廢除張居正新政，四敗於天啟帝寵信宦官亂政。

而最終導致明朝滅亡的，除了兵、財、官的問題，還有崇禎帝本人的問題。

關於崇禎帝的問題，我比較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崇禎帝就是剛愎自用而又“朝四暮三，輕信妄斷”，果於誅殺，因此導致“中樞調度不當”。

通俗的講就是，崇禎能力有限，又不相信百官，搞不定內憂外患。

張居正的改革，增加了國家收入，清明瞭吏治，雖然沒有解決宗藩的問題和豪強兼併土地的問題，不能使衰頹的明朝起死復生，然而也不能把明朝滅亡的鍋甩在他頭上吧。

西堤君

張居正作為明朝第一名臣，最突出的貢獻便是他的改革。然而關於他的改革措施，褒貶不一，其中詬病最大的要數“一條鞭法”。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話來說就是”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1.“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賦稅貨幣化，就是將平民百姓承擔的勞役折算成銀子，比如一個農民相當於五畝田的稅，他名下有十畝田，那麼他就按照十五畝田來交稅，把原本需要小吏運輸、各級官員盤剝的實物稅改成貨幣，提高了國家徵稅效率，減少官僚系統腐敗。

不過勞役還是與人頭數掛鉤，直到清朝“攤丁入畝”才真正實現賦稅平均攤入田賦中，不再以人為對象徵收丁稅。

2.“一條鞭法”利弊分析

“一條鞭法”簡化了國家徵稅流程，大大提高了財政收入，萬曆五年，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財政收支結餘85萬餘兩，嘉靖以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得到扭轉，這也是萬曆三大徵的資本。

明朝由朱元璋規定的極低稅制，但同時卻又大量的雜役，形成明朝特色的“苛政猛如虎”，張居正既瞭解民間疾苦，又深諳官場套路，推行“一條鞭法”，既順手清丈了土地，又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何樂而不為？

但很可惜，張居正是湖北荊州人，南方商品經濟發達，經濟貨幣化程度高，將各種賦、役折成銀倆，讓商人、手工業者安心生產賺錢，而不用承擔雜役，國家收了銀兩再去僱人幹活，拿錢好辦事，工作效率提高，一舉兩得。這也是海瑞在南直隸深受歡迎的原因。

但這在經濟貨幣化程度低的西北內陸地區卻行不通，由於國家收貨幣，意味著農民需要將糧食作物賣給商人，換成銀兩再交給國家，一旦遇到災年，糧食不夠吃，農民就是賣妻鬻子都交不上規定的稅額。

即便在豐年，農民把糧食換成銀兩，但畢竟銀子不能當飯吃，到頭來還要從糧販子手中買糧食，農民大哥一琢磨，吃虧了，甚至還要捱餓，橫豎都是死，還不如造反得了。山東官員在奏章裡面就說：“所謂便民一條編，其實是殺民的一把刀”。後來的李自成、張獻忠有這麼多追隨者，原因在此。

3.張居正的陰影

有人尊崇張居正，說他為大明朝延續了三十年國運，這句話不假，畢竟嘉靖時期的南倭北虜早就讓明朝感到身體被掏空。正如上文所說，張居正在做出卓越貢獻的同時，他的一些缺點在當時那個時代也被無限放大了。

例如他將他的三個兒子，全部高中進士，用《明史》的話來說就是“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內閣首輔公然為後代走後門，從此天底下再也沒人相信科舉的公正性了。

又如他不讓小萬曆大興土木，自己卻住著豪宅，不讓皇帝亂添置宮物，自己卻坐著32人抬的大驕子，實打實的欺君之罪。

不過這都是他的個人作風問題，比起後來東林黨人訕君賣直，算是小巫見大巫了。要知道就連張居正“奪情留用”也是皇帝下的指令，並沒有真的禍國殃民。真正導致亡國亡天下的，是理學士大夫的集體沉淪，罔顧國家危亡，對江南大商人士紳少徵甚至不徵稅，對農民加徵“三餉”，無視遼東戰禍，避免武將勳貴掌兵，用錢砸了個面子工程“寧錦防線”，結果確實明朝滅亡了它也沒被攻破，可是天下都丟了還要那幾座關外小城幹什麼？？？

所以天下之亡，決不能怪到張居正頭上，實行一條鞭法確實在大明捉襟見肘的財政創傷上撒了把鹽，治好了稱為消毒，治不好就說是殺雞取卵，豈不是很怪？

春秋正義

大明王朝從1368朱元璋開基，到1644年崇禎朱由檢煤山上吊結束，一共經歷了276年，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的贏得天下，當朱姓天下穩固以後，太祖朱元璋的後代們開始享樂，以至於荒廢大明的事業。

明朝以崇禎自縊結束，明的滅亡，很多學者認為不是崇禎的原因，實際滅亡的根源來自張居正。大家知道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也是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權傾朝野，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萬曆新政‘’。張居正的改革讓走向衰落的明朝重現生機，國家出現了興盛的景象，歷史也稱‘’萬曆中興‘’。

要說明朝滅亡是張居正造成的，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我也看過很多人寫的文章，也有說其實明朝滅亡在朱元璋時期就有埋下伏筆，因為朱元璋殺戮太重，分封諸王。有充分證據的說法都是有道理的，要說張居正一點責任都沒有，那也是說不過去的。

張居正作為萬曆的老師，有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加上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結盟，內外都能兼顧，馮保是萬曆的大伴，一直陪伴萬曆成長，可以說對萬曆的一切都瞭如指掌，所以他們很輕易的扳倒了內閣首輔高拱，張居正理所當然的成了

首輔，張居正與馮保的合作是完美的。他們實際上控制了當時大明的全部權力。

張居正並不是一個只會玩弄心機的人，他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所以在成為內閣首輔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改革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整飭吏治，而是是梳理經濟，三是加強邊防。

吏治方面推行考成法，制定考成制度，對所有的官員政績進行考核，考成法加強了對官員的管理。當然考成法也有不足，那就是比較呆板僵化，靈活度有限。由於總監督是內閣首輔，這肯定讓內閣走向了官員的對立面。而且很多基層官員為了完成考核，做些危害老百姓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任何改革的初衷都是好的，只是

堅持下去太難，從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以及張居正改革來看，沒有頑強的毅力和長久的堅持是很難成功的，張居正的變法開始效果不錯，只是在張居正去世後，沒有人延續他的改革路線。萬曆直接把張居正的改革否定掉，萬曆的無知讓大明王朝政治經濟狀況急劇下滑，衰敗之像已經出現，這也許就是大明走向滅亡的開端。

經濟上實行一條鞭法，真正的精準掌握土地數量，勞役賦稅，攤丁入地。用

銀兩折算所有的費用。這跟秦始皇統一貨幣有類似之處，簡化繁瑣的流程，辦事效率明顯提高。雖然一條鞭法沒有一直走下去，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的效果。嘉靖後期明朝國庫已經空虛，隆慶元年，國庫的銀兩已不夠維持正常開支，拖欠軍餉、拖欠工資，運行舉步維艱。但在張居正改革之後，納稅土地多達近800萬公頃，糧食儲存超1000萬石，可以維持10多年的供給，國庫銀兩有6千萬。國家是富了，但由於將全部的賦稅都轉換成了銀兩，如果出現災情和物品價格變化，就苦了老百姓。張居正去世後，萬曆也沒有足夠的用心去解決這個問題，民怨越積越深。

在軍事邊防上，張居正重用了戚繼光和李成梁，這兩個人都是非常厲害的角色，有他們把守，大明的邊防穩定。可凡事有利就有弊，李成梁本想好好利用努爾哈赤，沒想到努爾哈赤的夢想是整個中原，最後他的後代實現了這個夢想。

說到這裡我倒覺得，所有在大明歷史上留下輝煌一筆的人，都為大明王朝做了應有的貢獻，他們所有的付出都會影響到大明的運行，因此他們也都要為大明的滅亡負責。也許一個朝代的興衰是一個歷史的規矩，一個封建王朝的更替與滅亡也是自然的事情。要說明朝滅亡的主要責任是誰？我的答案是‘’歷史‘’！

關鍵字: 張居正 實亡於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