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西藏深處的漢族後裔

資深的遊者,會知道在林芝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太昭。這座小城的名聲,遠不如大峽谷等林芝景點,甚至不如其旁邊一座叫做中流砥柱的河中巨石。偶然會有髒兮兮的藏北車輛從這裡鑽出來,暗示著這裡有一條時通時斷的道路。道路的另一頭,就是太昭。

從北方來的尼洋河(藏語叫娘曲)和發源自米拉山的布球河以銳角夾擊一個半島,太昭就在半島的尖端,其寬厚的背部與群山相連,茶馬古道橫跨古鎮的背部。

向北沿娘曲進入深山的道路通向那曲地區嘉黎縣,再到那曲地區洛隆縣碩督鎮,到昌都地區,察雅,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巴塘、理塘、康定,這就是清代入藏最主要的通道。在極盛期太昭曾是入藏的重要樞紐,有清軍和糧臺駐紮,漢族人口據說達到數百人。民國時期更曾一度成為西康省的太昭縣。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讓太昭增添多少神奇。村裡幾乎看不見人,犛牛茫然漫步街頭。這裡的藏式房屋立面都做過統一的整修,看來如同孿生兄弟般一模一樣。根據劉贊廷所編寫的《太昭縣誌》來看,百年前的太昭“東西長,南北狹,如一勾鐮。”“南北一街,人民八十餘戶,環繞而居,舊有炮碉數處。”可見太昭的格局沒什麼改變。

太昭之得名,據說是清末名將趙爾豐帶兵入藏,橫馬太昭,即將統一全藏之時,忽然收到慈禧太后的撤軍命令,趙爾豐長嘆一聲,引軍而去。由於在這裡收到了太后的撤軍詔書,所以起名為太昭。

這個故事中趙爾豐儼然是悲劇英雄,慈禧太后則一如既往地扮演了大反角。太昭變得猶如岳飛連收十二道金牌的朱仙鎮,從而充滿了功敗垂成的悲劇色彩。但這故事也是錯誤的,趙爾豐入藏是1909年,當時慈禧已經埋在了清東陵。“太昭”這個名字不過是在此設縣的民國將領尹昌衡的字而已。只不過正是這位尹太昭先生尹昌衡,在革命中當眾砍掉了趙爾豐的腦袋,可見趙爾豐與這座古鎮的悲情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我又回到了村頭,小鎮已經傾其所有,沒有什麼可看的了。雖說駐藏大臣斌良(1784—1847)曾口氣極大地寫道:“不負蠻荒行萬里,中華無此好河山”,但我私下揣摩,或許是從太昭西去入拉薩的古道上要翻越一萬三千餘尺的馬鹿嶺,“朔風凜冽,冰雪四季,偶有風雪,行之極險。”與之相比,這裡真可以算是個平靜的小天堂了。

在古街上,太昭古城展覽館的大門為我們敞開了。這棟建築彷彿是一棟要塞,或者是監獄,太昭人將那些遙遠的記憶鎖在其中。這裡的主要囚犯是幾塊圓滾滾的石頭,我身邊的一塊清晰地刻著“光緒二年四月初五日故清顯妣松潘中營戰兵張公諱永祿之墓 孝女春桃、寧秀”。

這一塊墓碑來自一個原本駐紮在松潘,後進藏的清軍士兵,他死於光緒二年即1876年。張永祿先生或許已經在太昭生活了不少年,最痛心的事情大概是臨終時沒有兒子送葬,只有兩個名叫春桃和寧秀的女兒,或許後來也嫁給了當兵的。

還有一塊,“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申時立,清故藍富裕恆之墓”,看名字可能和絕大部分駐藏大臣一樣,是一個滿族。如此這般的墓碑共有六塊,都來自後山的清代古墓群。此外,這裡還有末代駐藏大臣聯豫所下發的一枚標準木制糧鬥,全清帝國範圍內一致。這枚木鬥製作厚實、精良,看起來再用一兩個世紀也沒問題。

僅僅想憑藉幾塊墓碑、一枚糧鬥還有幾張模糊的相片,我無法重建幾百名中原人曾在此生活兩百年的痕跡。

這裡曾經不但有男人,還有女人,有士兵,還有商人,所以應當有精巧的“八仙過海”針線活,有春聯,有粗瓷碗,有漢白玉和青玉的菸嘴,有髮釵和銅錢,有大量老相片,如此種種,則可以大致想象出當時的場景。

但如今什麼都沒有,剩下的只有幾枚墓碑和一枚糧鬥。展覽館的看門大爺對歷史沒什麼興趣,他似乎是一個奇石收藏家,如同活佛一般,指點給我們看那一塊塊奇石。這些石頭的形成自然遠早於太昭,的確,人類留下的痕跡和自然的神功比實在是太淡,太淺了。

學者們一般將太昭作為一個驛站的形成上溯到乾隆十三年。據史料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年),駐紮在嘉黎的清軍移駐江達,在此設置了糧臺、把總和外委,“率兵以資鎮守。”也就是說,從乾隆十三年開始,太昭就成為了清軍入藏路上的一個要塞。這裡設立管理軍糧的官員(糧臺),還設有把總和外委等低級武官。進藏路上,轉運和存儲軍糧恐怕是太昭最重要的職能,從清代開始一直到十八軍入藏,莫不如此。直到今天,太昭還有一戶人家名叫“珠勒囊波”,意思就是青稞倉庫。

乾隆十三年是平凡的一年,當年海內昇平,波瀾不興。人民大學清史所的高王凌教授有一本學術著作就叫《乾隆十三年》,據他研究,乾隆帝在這一年遭遇眾多不順心之事,最後被迫放棄了“回覆三代之治”(也就是儒家理想中堯舜禹時代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不管是否如此,乾隆帝治下的帝國機器依然在有條不紊地運行。

這條經過太昭的道路在康熙、雍正年間已經不止一次見證過軍隊的遠征,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清軍還要不停地從這裡走過,去平息西藏攝政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內亂,去打擊入侵的廓爾喀人和桀驁不馴的波密王。軍人要在此駐紮換防、糧草在此交割分配、公文在此傳遞,驛馬嚴格按照規定的速度飛奔在這條線路的兩端:北京和拉薩。這兩端微小的顫動,都會引發整條線路的劇烈抖動。雖然從這裡向西,還有墨竹工卡,還有拉薩,甚至還有江孜、吉隆等真正的邊界,但太昭更像是世界的盡頭。漫長的沉寂中,軍隊繼續輪換,駐藏大臣往來於道路,悄悄地證明,清帝國的神經依然在萬里之外跳動,其士兵依然在夜間準點巡邏。

1909年,由海關稅銀和借款、電報機、機關槍和輕型加農炮武裝起來,實現準近代化組織的川軍於1909年大舉進藏。清軍勢如破竹佔領拉薩,高歌奏凱之際,突然聽聞皇帝已經遜位,他們效忠的帝國已經不復存在。於是全面崩潰,分頭奔回,其間遭遇慘不忍言,倒是成就了一本奇書《艽野陳夢》。

那些留在江達的漢族人,頓成遺民。

而就在歷史的灰燼中,小人物們的名字隱隱浮現出來。

我們找到了這裡最老的一位老人,叫做仁青貢布,82歲。

他生於1933年。這位老人裹著深藍色藏袍在院場裡坐定,很有些老僧入定的意思。他的回憶也是上世紀40到50年代為主。

“那個時候,我們有格薩爾拉康(即關帝廟),格薩爾是黃臉的,長鬍子到胸口這裡,穿著藏袍,是站起來的。除了格薩爾,還有他的四個手下,嘎瑪(音)、赤東(音)、丹瑪(音)、阿古吉本(音)。”

“每年一次,漢族人會聚起來過節,把格薩爾的刀這個樣子豎起來。”老人比劃著手指。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王川曾針對民國西藏漢人社會做過一項研究,在民國時期,“單刀會”等儀式在拉薩漢人社會盛行,全體漢人在每年夏曆五月十三日相聚於關帝廟,廟會名為“十三單刀會”,意為“關公的磨刀盛會”。在會上除了供拜關公之外,也商議一些漢人群體共同關心的事。太昭的“單刀會”與拉薩等地應該大同小異。

我在採訪本上畫上了一柄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這桿刀據《三國演義》的記載,又名“冷豔鋸”,刀長九尺五寸,重八十二斤。看過《三國演義》小人書的人,不可能不記得這杆長刀。關漢卿版本的《單刀會》中,關老爺身邊正是這把大刀——“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

“鋼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標準的漢語,他食指定定地指著我畫的青龍偃月刀,僅存的兩顆牙齒笑得搖搖欲墜。或許我聽錯了,或許他說的是“關刀”。但是確定的是,太昭漢人所過的單刀會中,供奉的的確是關帝老爺的青龍偃月刀。

“老人家是在什麼地方學的漢語?”我們極為好奇。

“我是在漢人的學校裡讀的書呢。”

1941年1月,小學正式上課,地點暫時設置在郵局,其老師是郵局看守人,六十有七的馬文才。資料記載,馬文才的薪水為藏銀五十兩,他躊躇滿志,打算一展身手。

課本最初使用的原有的基本舊書,如《忠經》、《孝經》、《百家姓》、《弟子規》。 這所學校的開設歸功於當時的西藏辦事處處長,北大學子,五四青年孔慶東。這位“五四”運動的親歷者發現,昌都、太昭等地的漢族人,“多已娶土婦生子女,其子女且不懂漢語矣。”長此以往,藏族和漢族必受英國人之矇蔽,開設學堂勢在必行。後來,孔慶東又託進藏的漢族法師購買了“初小一,二年級國語教科書各百冊”。據民國蒙藏委員會近期剛剛公佈的存檔資料表明,首批入學的小學生共15名。

“我們學的課本啊,還記得一些。”老人緩緩地念著幾個漢語詞:“雞。魚。”他頓了一頓,又說:“哥哥說,弟弟睡覺。”發音清晰,略有四川口音,我甚至一度覺得是南京的口音,例如他把“哥哥”讀成了“果果”。他滿臉調皮地笑,我很懷疑這並不是課本上所教的內容,而是七十年前學童們編著玩的俏皮話。

那是20世紀40年代,距離清帝國崩潰已經有30多年,當年被清軍帶到這裡的遺民已經過去了整整一代人,他們或者融入了藏族之中,或者死去,或者無聲無息地回到了內地。仁青貢布所見的,正是小鎮漢人社會的最後時刻。清帝國滅亡三十年後,這個帝國最遙遠驛站的遺民終於迎來了其日落時分。

“我們的老師叫果果萊迪,他年紀大了,在郵電局裡給人寫信。他家就住在關帝廟那邊,就是現在展覽館的位置,都是他的院子,他管這個林卡(園子)。”老人想了想,突然靈光一閃,“還有啊,他是漢族的官,官的名字叫‘香菸’。”

我們聽得如墜五雲霧中,“香菸”是個什麼官職?“果果萊迪”怎麼聽也不像是漢族名字。“果果”就是哥哥,當地藏族一般如此按漢語稱漢族人,即某某哥哥。日後我們又仔細閱讀了王川教授所引用的民國史料,終於發現一些重要線索——馬文才,祖籍四川巴縣,清軍撤退後,一度依靠“早年漢屬關帝武廟香資(就是香火錢),年種青稞地一塊維生”,後來在噶廈政府的郵局擔任書記。還發現有史料表明,1940年10月,馬文才致函孔慶宗,請求租用關帝廟旁土地耕種以救家口。

年邁老人,關帝廟旁居住,代寫信,是小學的老師,四點無一不符合。我們終於確認了,果果萊迪就是馬文才,“香菸”的問題也獲得瞭解決,馬文才曾擔任漢人保甲制度的頭領“鄉約”,有漢人領袖的權威。

但除了馬文才,我們再也沒有辦法將檔案中其他名字與老人口中的那些“哥哥”對應起來。我們安靜地聽老人說著那些陌生的,遙遠的故事。

“哥哥麥子”(音)或者“哥哥割麥”(音)是做涼粉的,脾氣不好。仁青貢布他們這些孩子喜歡用牧羊拋石的“烏爾朵”扔石頭砸他家的小門,“哥哥麥子”就會掂著菜刀怒衝衝地殺出來。打群架時,他也總是揮舞著菜刀,似乎他和菜刀成了親,他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就是菜刀。熱血的“果果麥子”死在江達,埋在後山。

還有更多,“哥哥玉素”(音)是做衣服的,“哥哥次松”(音)年紀更大,以看守關帝廟為業等等。在上世紀40年代,停留在太昭的漢人已經降低到個位數。如同生物的種群,當其數量降到一個極限之後,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他們遠離了故鄉,也遠離了動盪不安的20世紀初葉,如果不在這裡,他們會在四川和陝西迎來怎樣的命運呢?其中的禍福誰又能分解清楚呢?

我們的翻譯裁縫洛桑有些恍惚,我們問他,他回答道:“我也剛知道,老人說了,我爺爺的爺爺就是哥哥萊迪,我是他的後人,我的祖先原來也是個漢族人。”

我們打算告別,老人忽然擺出了一個搖動筷筒的姿勢,再次露出了微笑。他老邁的手搖啊搖啊,虛空之中有一根筷子似乎伸了出來,老人拈起來,上下讀了一下,然後遞給我。我瞬間明白了,這是漢人的求籤。

“格薩爾拉康裡,有這個呢。拉薩巴瑪日的格薩爾拉康也有,一模一樣的。”

我眼睛發熱,心中空蕩,低下頭去向老人告別。家山萬里,馬文才和他的同胞們,只有一次一次在燈火下搖動籤筒,默默祈禱,看看冥冥中落下的是什麼命運。那細如蚊足的小字,語焉不詳,神意渺然難測,他們惶恐地讀,勉強地把握著自己飄搖的命運。

“…民國庚辰年(1940年),命途多舛,掌家二女子及幹殿寺(甘丹寺)和尚於相繼而亡,哀困之際,幸蒙天恩神惠,復蒙民主處長(應為‘駐藏辦事處長’)姑念困苦不堪,檄飭教學,天相衣祿補救生計之法。迄今年已六十有七,老病多弱,恐有不測,無從靠著,心掛意歉,只有一小女,年近二十,身矮力弱,不肯長大,現託拜親友梁成棟著照…”

這封書信可能是馬文才最後的文字,在這封《江達小學教員馬文才呈處長陳述命途多舛》的書信中,他回顧了自己的慘史:早年喪父、兄長棄之不顧,被繼母撫養成人,入藏後迭遭戰火,妻子兒女除**外皆過世。從文字來看,這是一個真正的性情中人,我竭力地想象他如何在郵局二樓的小課堂上講授漢語,但是我想不出來,馬文才已化作青煙。

幾天之後,或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我們極為巧合地讀到了民國時代小學課本的影印本,沒有辦法確認這是否是馬文才所使用的課本。但其中確實有魚,有雞,有哥哥和弟弟。這課本似乎一篇一篇,都是為馬文才所寫。

再一次,我們走出了太昭乾燥多石的青稞田,向北望去,眼前一堆一堆散亂的石塊就是漢人的墓地,沒有墓碑。馬文才和他的同胞們就臥在這裡,他們的孩子曾在這裡奔跑,為長輩掃墓,走過不知名的墓地,回到家中。

“好哥哥,好弟弟,手牽手,同回家。母為兒,解書包,攜兒入室。”

從這裡向西,到盡頭的鸚哥嘴,重新跨上古道,超然凌空十幾米,腳下就是碧綠的河水。道路往前一直延伸,應該會一直延伸到傳說中的鹿馬嶺,我們於是回頭,再次來到懸崖邊俯視太昭古鎮,看到了關帝廟的廢墟和那兩棵大樹。就在燭火邊,馬文才搖動籤筒,夜裡他睡覺時,再次夢見了母親。

“竹几上,有針,有線,有尺,有剪刀,我母親,坐幾前,取針穿線,為我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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