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天，尽管依然鸟语花香，春光烂漫，但是却与往年有所不同，神州上下，少了熙熙攘攘踏春游赏行人的欢声笑语，多了透过层层紧闭的门窗投射出来的对自然的向往眼光。受新冠病毒肺炎的影响，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已经封锁了一个多月，至今，还笼罩在对病魔的恐惧、焦虑、紧张的气氛中，在警报还没有解除的春天，武汉人错过了桃花、梨花，都希望能在5月的武大樱花下自由徜徉。
在近代历史上，武汉因1911年武昌起义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第一站，成为了一座拥有响亮革命名字的城市。同样，在那段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中，有一个人与武汉结下不解之缘，那就是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邓演达。
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父亲邓镜人是清末秀才，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少年时期的邓演达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雨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为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这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1909年秋天，14岁的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志士在武昌高举义旗，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6岁的邓演达等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十多人被派往潮汕，参加以姚雨平为首的革命军的敢死队，初露头角。虽然邓演达没能在武昌参加起义，但武昌等着邓演达的到来。
3年后，也就是1914年，19岁的邓演达结束了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的学习后，考入了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这是第一次与武汉结缘。虽然鲜有资料记载他这段时间的经历，但是好学的他一定是极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学习政治与军事知识，厚积薄发，为接下来的革命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后十年间，戎马生涯，历经国共合作，讨伐陈炯明、沈鸿英、杨如轩等叛军以及黄埔军校筹办等事件，邓演达逐渐成长为孙中山先生的有力臂膀。他拥护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坚决反对蒋介石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的反革命立场，由此受到了排挤，不得不离开黄埔军校赴德国留学。
1924年年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于武昌开会，决定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迁都事宜。邓演达第二次来到了武汉，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与郭沫若、徐谦等人一起筹备成立中山大学。
1926年当北伐军一路披靡，直指武汉，在武昌展开了一个月的鏖战，邓演达亲临前线督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他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好本人无恙，但是他的翻译纪甫德却中弹身亡，这一次的武汉成为邓演达浴血之地和伤心之地。10月10日，北伐军终于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任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邓演达结合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热潮，提出了总政治部今后工作的重心，也就是要依靠农民，依靠群众，这与中共的主张无疑是一致的。所以，无怪乎毛泽东对于邓演达惺惺相惜，毛泽东晚年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曾在大字本二十四史的空白处做了如下批语：“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将邓演达的民族精神与文天祥相提并论，可见其敬仰之情。
与彭湃的相同点：依靠农民，团结群众
此后，国民党继续讨论迁都武汉，邓演达受命频繁来往于广州与武汉之间，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迁都，并不断制造军事独裁，大搞分裂活动。邓演达与之决裂并随后不断揭露蒋的阴谋，反对蒋的独裁统治，这也为后来蒋介石秘密逮捕和处决邓演达埋下了导火线。
当我们查看史料时就会发现，1927年是邓演达在湖北在武汉频繁活动，开展斗争的忙碌一年。筹备湖北省政府、出任政府委员、兼任军事厅厅长、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中央被反动分子把持、参加烈士追悼会并大力支持新农运动……就是在这一年，邓演达的农民运动理论得以开花结果，3月份，他出任农民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在3月10日的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与毛泽东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并获大会通过，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农民部部长。在这里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编纂爱国主义读本时，笔者负责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有关章节，同样作为广东革命将士，他们虽然发展道路不一样，但是，依靠农民，团结群众的观点何其一致啊！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邓演达在1930年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创立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初心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煽动暴乱”的罪名扣在邓演达头上，下令通缉。针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但这时武汉政府亦在反革命力量包围中，其主张无法付诸实践。4月间第二次北伐讨奉，邓演达随军出发，在河南临颖大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击溃奉军主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卫也公开打出反对革命的旗号。邓演达从河南回到武汉，他鉴于形势逆转，已无法挽回，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随即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工人间道西北，到达苏联。以后又赴欧、亚各国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理。
这一次离开武汉，邓演达想不到是与武汉的告别。
为中国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海外三年间，邓演达不断学习、考察，撰写文章支援国内的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前，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国后，积极联络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武汉人民不会忘记革命英豪，不会忘记曾经在这一片土地上奔走号召、热血沸腾的演讲、奋不顾身地冲锋，为中国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邓演达！我们亦如是。
周恩来1944年回忆说：“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时光倒退到93年前，我想，邓演达也想继续留在武汉，实现他未竟的理想，在纷纷扬扬的樱花下，笑看一派明媚春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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