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一省的长官是总督、巡抚，北洋政府时期是省督军、省长，国民政府时期则改设省主席。电影《让子弹飞》中给马邦德签发委任状的巴青泰，就是萨南康省的省主席。
▲《让子弹飞》
这位或庸或腐的巴青泰堪称民国省主席群体中的一大典型类型。不过有典型的，也就有非典型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去说，就是那时候也有堪称“时代先锋、先进模范、道德楷模”的好省主席。
每个时代都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不论身处何时何境，他们用特殊方法构造起来的脑袋和思想，总是孜孜不倦于众人皆醉我独醒，总是无畏无惧于逆流而上，即使迎着污流喝下浊水，也仍然能保持一己的身正风清。
这是一个规律，而撑起这个规律的这种人，我们通常称之为“脊梁”。
所以即便是在腐朽的民国官场，也是有脊梁的。我之所以这样表述，原因也是和大家一样，从书上确实没能读到有关它的多少正能量东西。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严立三。
▲严立三
生于1892年的严立三是湖北麻城人，他与毛主席、周总理是同时代的人，而且还曾和周总理在同一个单位共过事，简称“同事”。
1924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办时，严立三担任过军校的学生总队长、训练部长，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黄埔良师”。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严立三担任第21师师长，率部战福建、攻浙江、进江苏，先后攻克杭州、苏州等城，在军中赢得了“北伐名将”的称誉。
严立三有一位金兰兄弟邓演达，邓演达早年在粤军第一师担任过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参加过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后来，俩兄弟一同参加黄埔军校和北伐，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以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严立三成长为年轻有为的陆军中将。邓演达则进入官场，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等职，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1927年4月22日，也就是“四·一二”事件后的第10天，邓演达与宋庆龄、何香凝等40人通电反蒋，痛斥其叛变革命的罪行。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南京见到严立三，对他说：“邓演达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为什么不去信劝阻他？”
严立三当即声明自己作为革命军人，只知道以打倒军阀为唯一任务，与邓演达通信只会说“北伐尚未成功，宁汉不能分裂”，除此外别无他语。
这是一场标准的真正军人与大政客之间的对杠，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不久后，随着南昌起义的爆发，军界人士的选边站队也已经不可避免。作为周总理的同事故交，严立三不愿执行围剿的命令，遂被解除了第21师师长之职
此后，严立三除短暂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湖北省民政厅长外，这位三十多岁、正值盛年的陆军中将基本上处于隐退状态，先是在苏州寺庙中暂住，而后常年隐居庐山太乙村。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严立三不避凶险，亲自前去为金兰兄弟收尸，并因此一度被囚禁。返居太乙村之后，不论是陈诚相劝，还是蒋介石亲自到访，严立三始终不为所动，当时报纸称他为“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
▲邓演达
严子陵是东汉时期的著名隐士，是光武帝刘秀也请不动的人。蒋介石看到严立三被报纸称为“当代严子陵”，恼怒之下曾打算派人将他赶出庐山。
就这样，这位陆军中将的隐居生活，一直到六年之后才告终结。
但是请动他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国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太乙村中的严立三面对蒋介石的邀请，不再无动于衷。
国难当头，身为一名军人自当保家卫国、捐躯献身，严立三慨然下山前往南京，并向蒋介石请求上前线。
但是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授予这位陆军中将任何军职，而是要他接受湖北省主席之职。
▲民国湖北汉口外滩
最终在严立三的要求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他为湖北省民政厅长。次年，由于兼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忙于军务难以分身，严立三这才接受了以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的委任。
在当年北伐军中的第21师，严立三是师长、陈诚是副师长，但如今替当年的副手代班的严立三，丝毫不计较资历、名位，成为了民国时期最出色的代理省主席。
总结严立三两年间的代理省主席生涯，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抠、厉、廉。
第一个字“抠”，就是抠门的抠。
严主席上任伊始就停用了省政府的公车，以此节省汽油，削减经费。见状，无事可做的公车司机主动辞职去给公路局开车。严主席也见状，直接把停用的公车拨给了公路局。
还有一次严主席去广西参加军政会议，这位北伐时期的师长自然在与会人士中有不少故交旧部，但是大家从头等旅社找到二流旅社，都未能找到他。最后才发现他为节省差旅费，住在了最简陋的小客栈里。
第二个字“厉”就是敢杀人，中将做了省主席也照样行军法。
严主席在任期间，对鸦片始终保持高压打击，规定吸、售、种、运、藏者一律处死刑。当时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吸食鸦片，即被严立三处以死刑。除此之外，严主席还严惩了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咸丰县县长秦绍恬等贪官懒官。
对自己不讲享受、对他人不怕开罪，这样的省主席必然能守住一个“廉”字。
严立三在代理省主席期间，仅按省政府委员的标准领取薪水，而且多用在了接济战乱中的贫苦学子，自己则是家无余财，以至于他病逝前后生养死葬都成问题。
1940年前后，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以及日军侵略重心向湖南转移，原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军事责任减轻，同时蒋介石也有意让“兼职过多”的陈诚低调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严立三于1940年7月辞去了代理省主席职务。
陈诚回任之后，发现严立三在任期间竟然结余了数万元的“主席特别办公费”，于是派人给严立三送去。严立三拒绝接受，并建议将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陈诚照办。
后来，严立三为了不受陈诚的照顾，率保安团士兵到偏远的宣恩县开办军垦，创办了“晒坪垦殖处”，给抗战军民生产粮草。
同时，他自己还亲自到宣恩中学义务任教，把人生最后的四年都留在了那里。严立三学术造诣颇深，早年曾著成《大学辨宗》等书稿，这次辞任后又写成《考释》并出版，其深厚的国学水平为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人所知。
1943年，严立三罹患胃肠病，经年未愈。期间，他拒绝到位于恩施的省立医院就诊，省立医院只好派人赴宣恩为他诊疗，他在病情稍缓时便催促医生返回，并说：“不要劳驾了，免得为了我耽误了其他病人。”
严立三拒绝公费医疗的情形，一如他当年代理省主席时拒绝公车出行、拒绝高档食宿。这是一位不论在位与否，本色始终不改的人。
1944年4月28日，最后告别的日子到了——
“先生示意要写字，亲友为安排纸墨扶他执笔，在两目直视、汗流气促情势之下写了‘近来’二字即不能再写，手持纸翻转数次，亲友察知其意，另换一纸，力疾写了‘有罪要火葬’五字，‘罪’字‘葬’字均模糊不甚清晰，亲友劝其不必再写，才掷笔望榻前亲友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但舌根已僵，不知所作何语。”
4月30日上午7时20分，这位陆军中将、北伐名将、黄埔良师、好省主席，以52岁之龄溘然辞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书写者是他的故友董必武。
侠者任事，倾尽心力，不求回报。将者敢为，即便不能以马革裹尸为幸，也必是青山处处埋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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