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關唐朝節度使制度的影響，許多學者對此有過評論，但多聚焦於節度使的消極作用。趙翼《廿二史札記》中談到：“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范文瀾《通史簡編》也說：“募兵和節度使造就了唐中期的叛亂。”高鳳林在《略談唐朝的節度使制度》中對節度使的作用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節度使制度的形成與其勢力的發展對唐王朝的統治造成了消極的作用，並分三階段論述：第一階段是開元天寶年間，節度使的發展為後來的藩鎮割據埋下了禍根；第二階段是安史之亂後，黃巢起義前，在局部地區形成藩鎮割據，並持續到唐末；第三階段是黃巢起義後，形成脫離中央的全國性的割據局面。曹偉在《論唐代節度使的興起和演變》中也談到了節度使在所控制的藩鎮中的橫行與危害，連年的戰爭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也一些學者談到了節度使制度的積極作用，沙憲如《唐代節度使的在探討》中說：“對於節度使在唐王朝軍事、政治領域中的作用，應該歷史的、分階段的、有區別的具體分析，還應該把制度的本身於制度的執行分別開來進行考察。”他把節度使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並認為從景雲年間到安史之亂前的這兩個階段，節度使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起到積極的作用。梅玉鳳《在論唐後期節度使存在的積極作用》中從以亂治亂、政經兼顧、弱且維唐，三方面論述了節度使在唐後期的積極作用。可見，學者們對節度使的影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沒有具體的探討，本文就以此為切入點對唐前期節度使的積極作用做簡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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