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 記者 吳朝香 通訊員 王家鈴 李文芳
這是一隻普普通通的智能手機，顏色也是最普通的黑色。但是對64歲的朱阿姨來說，它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天中，她最期待的時刻，就是拿起這隻手機和女兒視頻。
朱阿姨是一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住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支援荊門醫療隊負責的新冠ICU（重症監護病房）內。病房裡的這隻手機是她和家人說上話的唯一渠道：幾分鐘，幾句囑託，彼此問個好，都能讓她舒心一整天。
“我們基本每隔三天，就用這個手機和患者家屬通一次電話，溝通情況。還在手機裡添加了很多患者家屬的微信，方便他們視頻。” 荊門市第一人民醫院新冠ICU負責人、浙大邵逸夫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周建倉說，有些患者自從住進ICU後，就和家人失聯，最長的有20多天，“最後就是通過這隻手機聯繫上家人。”
能和家人保持聯繫：視頻裡看一眼、電話上說兩句，對ICU裡的新冠重症危重症患者來說，這種精神慰藉沒有人可以替代。
“很多危重症患者，一旦甦醒，都面臨著諸多心理問題，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幫他們做心理疏導。”浙江省首批援荊門醫療隊隊員、邵逸夫醫院精神衛生科醫師張磊說。
就是這隻手機聯繫著病房內外
和家人失聯20多天，拔管後的他焦慮異常
30多歲的賀新森（化名）是荊門第一例ECMO患者。他年三十晚上被確診，病情一直惡化，在當地幾次轉院，2月4日用上ECMO。2月12日，邵逸夫醫院醫療隊抵達荊門，他也被轉運過來。2月20日，賀新森撤掉ECMO，2月27日順利拔除氣管插管。
“他拔管後很焦慮，對外界的問話也不怎麼回應，有時候會發呆，反應也有些遲鈍。” 張磊形容，那是一種人遇到重大災難時僵住的感覺，那個時候，賀新森說話還不是特別連貫，只是反覆報一個電話號碼，“他可能是想和家人聯繫。”
用上ECMO後，賀新森就和家人失聯了。他被轉運到邵逸夫醫院重症救治團隊所支援的荊門市第一醫院之前，已經輾轉多家醫院，隨身攜帶的物品一時不知落在哪裡。
“他說的那個號碼撥過去是空號。”張磊和同事幾經輾轉才聯繫上賀新森的父親，“我們用手機幫他和父親視頻，他父親特別激動，20多天了，終於知道兒子的情況。躺在病床上的小賀說不了太多話，但看錶情，很放鬆。”
和家人聯繫上之後，賀新森的情緒慢慢好轉，能準確回答醫護人員的問話，還會主動下床，走動，偶爾還會露出笑容。
這兩日，在呼吸治療師的幫助下，肺活量逐漸提高的賀新森還主動對日夜守護他的浙江醫療隊說，我想為你們吹首薩克斯。
60多歲的阿姨差點走極端
到達荊門後沒多久，邵逸夫醫院就專門在ICU裡配備了四隻手機。
“這些手機本來是我們工作用的，用於ICU內的醫護人員和外面的同事溝通交流。後來發現，有些病人沒有手機，或者年紀大的，不會用手機，他們沒辦法和家人聯繫，會產生許多心理問題。我們就把其中一隻手機拿出來，添加這些家屬的手機和微信號。”周建倉說，最多時候，它裡面添加了10多位家屬微信，每天有七八位患者通過它和家人視頻。
重症監護病房內，幾乎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都會遭遇心理問題，或大或小。
64歲的朱阿姨曾讓周建倉驚出一身冷汗。
朱阿姨轉入重症監護病房時，病程已經有一個星期，上了無創呼吸機。治療後，病情明顯好轉，無創呼吸機撤離。但朱阿姨的心情一直不好，醫生查房時，不怎麼應話，什麼時候看她，都是悶悶不樂的樣子。
“她住進ICU後就沒有和家人聯繫過，一直是一個人，孤單又恐懼。她害怕治不好病，害怕治療過程很痛苦。”周建倉設身處地，體會到朱阿姨的不安：ICU裡充斥著消毒水的味道、各種治療機器滴滴答答的聲音、醫護人員穿戴著嚴密的防護裝備，看不清表情和長相……
有一天晚上，朱阿姨做出了極端的舉動：拿下自己的褲帶，勒在脖子上……所幸被值班醫生及時發現。
“我們後來聯繫上了她的女兒，加了她女兒的微信號，隔三差五，讓老人和女兒視頻通話幾分鐘。”周建倉說，自此之後，朱阿姨的心情就舒展很多。
除此之外，醫生們還給朱阿姨轉了病房。她原來的病房是單人間，沒有窗戶，之後被調到雙人間，這樣有人和她交流，光線明亮很多，同時儘量減少儀器報警聲的影響。
“後來，她的睡眠、胃口都好了。”張磊說，有一天，朱阿姨主動提出想喝牛奶，這讓醫護人員覺得驚喜萬分。
和兒子通話後，絕望的他升起了希望
在重症監護病房內，50多歲的黎先生是最容易情緒失控的一位。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是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黎先生2月15日確診入院，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去世。
黎先生的病情很嚴重：用了有創呼吸機、氣管插管、振動排痰儀……對他的救治，萬分驚險，醫療隊費盡全力，把他從生死線拉回。
“但是拔管後，他很淡漠，不願和人交流。讓他做康復訓練，他也不願意做。好幾次，我們都看到，他在默默流淚。”張磊和同事讓他和家人通話，最初也被拒絕，“3月16日那天，他終於同意和兒子視頻，問母親病情好轉了沒有，父親下葬了沒有，兒子復工了沒有。”
這次通話後，黎先生的情緒慢慢好轉起來。
“恐懼、孤獨、焦慮、抑鬱，這些都是患者常見的心理問題，除了專業用藥和心理疏導，與家人的這種聯繫，家人的鼓舞非常重要。”張磊說，雖然每次他們彼此的通話時間不長，三言兩語，但這種親情的撫慰能讓病人情緒變得平穩。
這位醫生每天最多和20多位病人家屬通話
在醫療隊中，周建倉是使用這隻手機最頻繁的一位醫生。他每隔三天都會和病人家屬通一次電話：告知病人的病情進展、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囑託家屬們多和病人聯繫、鼓勵他們要有信心。最多的時候，周建倉一天會和20多位病人家屬通話。
“很多家屬都只知道病人被轉到荊門一院了，但轉進來後，他們就不知道病情如何了。”第一次和病人家屬打電話時，周建倉在電話那頭聽到最多的聲音就是靜默，家屬們不知道醫生帶來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幾秒鐘的靜默，顯得壓抑又緊張，“聽到病情轉好，他們的聲音都是激動的。”
有些靜默則顯得悲傷。
周建倉曾和一位年輕男性家屬通話，他們是家庭聚集式感染，一大家20多人確診，年輕男子的父親危重症，上了ECMO，岳父病逝。
“我那天和他商量他父親的治療方案，他突然說了一個名字，問這個人是不是不在了。是他岳父的名字。”
周建倉說，他其實已經知道了這個壞消息，但還是不甘心地又確認了一遍。這種問話之後的沉默是無法言說的痛楚。
周建倉在和病人家屬一遍遍的電話中，會細細詢問病人的愛好、職業、日常的身體狀況、甚至飲食偏好。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和病人聊，就能找到他感興趣的內容，容易打開他們的心結。”
那位第一例使用ECMO的賀新森，周建倉在和他母親通電話時，甚至聊出了他在哪裡讀大學、什麼專業，包括喜歡交什麼朋友。
周建倉和同事們用這隻手機連起了病房內外，對周阿姨、賀新森來說，這隻手機帶著暖意。
如今，邵逸夫醫院援助的荊門重症監護病房內，從之前的滿負荷運轉到如今15位患者轉出，其中，13位患者治癒出院。這裡的病人越來越少，但病房裡的溫暖卻如窗外春日的朝陽，所有人都信心滿滿，期待與家人重逢。
而這隻被隊員們稱為“戰鬥機”的手機也會和周建倉他們一起，一直堅守到ICU清零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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