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帝王諸侯、貴族世家對文學的重視與提倡，常常左右當時的文學風氣與發展。而這些對文學有興趣的天子王侯，往往利用其政治地位，召集一批文人雅士，從事文學創作。
春秋戰國時代，稍通文學之士以“縱橫家”或“言語侍從”的身份，於王侯門下充當食客，如楚頃襄王時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但當時並沒有明確的文學觀念，此時亦難以“文學集團”稱之。
直到西漢時期的吳王濞與梁王武，召集文人如枚乘、鄒陽、嚴忌、司馬相如等人，形成最早的“文學集團”。
但真正影響南朝文風、開啟後世帝王注重文學的是“三曹父子”。
曹操雖為政壇領袖，卻刻意網羅文人、獎勵文學，而曹丕在《與朝歌令吳質書》中更詳細描繪了“南皮高韻”之會及其平日文人王侯聚會歡樂的情形。
這一時期傑出文人，如建安七子(除了孔融之外)，都是曹家的賓客；除了建安七子之外，曹氏父子更是當時的重要作家，他們親身參與文學創作，寫出許多傑出的詩賦，起了引領風氣的作用。
建安七子浮雕
曹氏父子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學，上行下效，形成一派作風。在他們的扶植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優秀的文人群體，並創造了光輝的“建安文學”。
而帝王雅好文學的風氣，也從此流傳下來，使得南朝文學集團特別昌盛。
梁武帝蕭衍與昭明太子蕭統
南朝文學的集體化現象，又較西晉時期更為明顯。
齊竟陵郡王蕭子良愛好學問文章，以禮賢下士著稱，曾在雞籠山西邸召集文士，當時蕭衍亦遊其門，與名詩人沈約、謝朓、王融、範雲等八人，同屬“竟陵八友”之列。
建武元年，蕭子良病逝，其重要成員也逐漸離散，雖然這些文人聚於西邸僅有數年的時間，但文學活動卻十分熱絡，彼此酬唱贈答，同題共作，甚至研討出聲律理論，應用於詩歌創作，形成“新體詩”。
但“竟陵八友”除謝朓、王融早卒外，其他都由齊入梁，蕭衍更以梁朝開國之主的地位，提倡文學，獎掖文士，形成新的文學集團。
蕭子良畫像
相較於竟陵王子良的缺乏文采，身為集團主人的蕭衍，本身就是不錯的創作者。他即帝位後聚集文學之士，自然成為文壇的新領袖。
蕭衍非常喜好詔令群臣賦詩，自己也經常創作，令文士奉和，多次見於史傳記載；他獎掖文士，不僅賜以金帛，甚至因其捷才美文而加以晉升。
蕭衍文學集團中，包括竟陵舊友，如沈約、任昉、陸倕、蕭琛等人，又招引後進文士，如到沆、丘遲、王僧孺、張率、劉孝綽兄弟、到溉兄弟等人。
蕭衍對待後進亦一視同仁，不因其年輩、官階較低而小視之，這意味著文士參與遊宴賦詩等活動時，彼此之間應當是較為平等的“文友”關係，身份地位的差別較不顯著，文才優劣才是判別高下的依據。
蕭衍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學，在梁初的影響力，自然無人能出其右。
鍾嶸曰：“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
這段話對梁武帝顯然有溢美之辭，不過用來描述當時文學風靡、文士眾多的現象，應當是可信的。
梁武帝蕭衍畫像
蕭衍十分用心栽培其子蕭統，派遣大批知名文士侍從東宮，使他能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成長。
蕭統“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九歲時“於壽安殿講孝經，進通大義”，他性情仁孝，寬和容眾，具有創作才能並且賞接文士。
“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
東宮文學人才眾多，藏書豐富，加上蕭統對學術、創作的興趣，竟將文學風氣提升到晉宋以來未有的高度。當代知名文士雲集東宮，遊宴賦詩、論文講學，並編纂《詩苑英華》與《文選》。
盛極一時的東宮文學集團，卻在中大通三年，因蕭統的去世而告終。隨後入主東宮的蕭綱，帶來他在外藩時期形成的文學集團，及“新變”的文學觀。
蕭統雕像
梁簡文帝蕭綱
可惜蕭統三十一歲就逝世；蕭統死後，梁武帝選定蕭綱為太子，梁代另一個文學集團即以簡文帝蕭綱為中心。
蕭綱從小出任外藩，與蕭衍的文學集團有長期的隔離。梁武帝蕭衍對蕭統的文學教育極為注重，動員大量當世文人入侍東宮；相對於其他諸子，則只派一兩位親信文人隨任外藩。
蕭綱為晉安王時代，此時文學觀念雖在孕育階段，仍聚集許多文學之士。此文學集團對於年輕的簡文帝而言，無論文學觀或文學作品都產生極大影響，其中與簡文帝關係最親密、影響最深遠的人，莫過於終身隨侍左右的庾肩吾與徐摛。
此二人長久侍奉蕭綱，有足夠時間影響蕭綱，何況繼承他們文風的兒子徐陵、庾信，也都在蕭綱身推波助瀾。
蕭綱的文學集團，從他們的文論以及《玉臺新詠》的選錄標準來看，比較屬於世俗的、豔麗而流蕩的風格。
蕭綱畫像
由於王室世族奢侈淫逸生活之影響，蓄妓養妾風氣甚盛，女色聲伎之享受已成為門第世家生活之重心，故詩人文士詠物之興趣與注意力，轉向集中於宮廷女子身上。
詩人以客觀寫實之態度，形似、切近、細密、雕琢之手法，全力描繪女性內在與外在之各種憐愛情態，於是“宮體詩”誕生。
“宮體詩”在南北蔚為風尚，遂造成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唯美風潮。宮體有四個特點：文彩華豔、聲調道暢、以輕柔筆觸詠物寫情、立意浮淺。這四點在庾信早期作品中很明顯，如《鏡賦》。
“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唇珠，才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
以華美雕琢的清麗辭句，以細膩逼真的描寫技巧，去形容女性容貌儀表、情態顏色，但那位女性的精神卻是空虛放蕩的，這就是一篇很典型的宮體風格的駢文。
唐代女子劇照
因此，唐初文人對此類作品一概斥其“輕佻”、“淫靡”。這些批評，正代表唐代史家從總結“興亡治亂”的角度來評價南朝文學——此乃“亡國之音”。
然而，這種以綺麗、新巧、流麗、婉約著稱，缺乏實際生活感受和內心感動的“徐庾體”，卻風靡了南朝文壇；即使到了初唐，整個文壇仍然沿襲這種輕豔浮華的文風。
南朝文學集團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齊梁時代文學集團聲勢盛大，皇室貴族致力提倡文學、禮遇文士，因此齊梁文人幾乎都從遊於文學集團。兩者關係密切，文學活動也就或多或少影響文人的創作。
文學集團的活動，並不限於遊宴賦詩；編纂書籍、研討學問也是常見的活動。然而，在遊宴歡會的場合中，詩歌創作基本上就帶有社交性、遊戲性，以及逞才競技的意味；這樣的背景，對題材內容、作品風格也產生了限制。
影響最大的，是集團領袖擁有命題和評判的權力——其本身喜好的題材與風格，對文士有強烈的影響；加上，創作時常常被限定題目與內容，文士們難免為創作而創作。
再就創作方式來說，集團活動時，主人有時會在創作方式上加以限制、提高難度；既是對文士才能的考驗，也具有遊戲、競爭的趣味。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
竟陵王以刻一寸燭作為四韻詩的計時單位，蕭文琰還認為太過容易，而自願以更短的時間來作詩，可見文士自己也十分主動，意欲展現其才思敏捷。
《琅琊榜》中的皇帝，以蕭衍為原型
蕭衍亦曾經限時令臣下賦詩——以三刻為限，下令臣子完成三十韻詩。相較於蕭子良的四韻，蕭衍似乎比較偏好長篇製作，結果謝微才思敏捷，因此獲得武帝欣賞。
除了限制時間外，文人聚會時還會進行一種記憶遊戲——“隸事”。
“隸事”是一種看誰能記誦、默寫某物某事其典故及出處的遊戲，多者為勝。文人們對“隸事”的勝負往往十分在意；獎品並非貴重財物，他們更重視其所代表的榮譽。如蕭衍十分在意“隸事”勝負，而且無法容忍別人勝過他，沈約、劉峻都曾因為“隸事”而得罪過蕭衍。
一般情況下，帝王對文學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要求文學發揮教化作用，為統治階級服務；二是要求文學發揮娛情作用，滿足其精神享樂的需求。
由上所述，南朝帝王與文學的關係，偏重於第二方面，也就是放棄了政教的目的，而強調娛情的作用，這在客觀上使文學走向了對唯美的追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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