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雨虹
發於2020年第1期《中國慈善家》
一次漫長而無果的大會。
由於各方在重大且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上未能達成一致，2019年12月在馬德里舉行的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被拉長了40小時。最終，與會各國達成折中協議，同意在2020年下屆大會前，提出對抗氣候變化的新承諾，而碳交易市場等其他有分歧的問題，則留待下次大會處理。
2019年，全球爆發了大量大規模的氣候抗議活動，“氣候罷工”被柯林斯詞典評為年度詞彙。世界氣象組織發佈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從平均溫度看，2015～2019年及2010～2019年 “分別為有記錄以來最暖的5年和10年”。
2020年，各締約國將開啟全面實施《巴黎協定》並遞交新的氣候承諾，碳交易市場問題以及各國自主貢獻提升問題將在這一年被全球重點關注。
沒有協議比通過糟糕的協議更好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正式名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COP），《框架公約》締約於1992年，大會於2015年通過《巴黎氣候協定》。在《巴黎協定》中，各締約國確立目標，將全球變暖溫度限制在比工業時期前只增高2攝氏度，更理想的目標是隻增高1.5攝氏度。
2019年12月9日，在馬德里舉行的COP25氣候大會新聞發佈會。圖SIPA
馬德里氣候變化大會將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企業家、科學家以及環保活動人士聚集在一起。大會的關鍵任務之一，是完成對《巴黎協定》第六條，也就是對碳交易市場機制的談判。
碳交易市場機制是《巴黎協定》的遺留問題，該機制允許超額減排的主體向超額排放的主體出售其“節省”下來的碳排放指標，以釋放市場減排能動性。即便會議延期40小時，關於該議題的談判仍未達成一致。
“碳排放市場問題是氣候談判裡比較複雜的環節。”國際非政府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政策顧問李碩告訴《中國慈善家》。李碩自2011年代表“綠色和平”參與每屆聯合國氣候大會談判，他認為碳市場談判主要聚焦兩方面：一是如何監管《巴黎協定》框架之外的自發性碳排放交易，二是如何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建立新的全球碳交易市場機制。
歐盟在2005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碳交易市場機制，它覆蓋了歐盟境內排汙最為嚴重的發電站、工廠和航空公司，被其覆蓋的企業碳排放量逐年下降。美國雖然至今未建立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但其區域性自願減排組織“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行動”（RGGI）建立了與加拿大魁北克省之間的碳交易鏈接。2016年10月，國際民航組織（ICAO）通過了國際航空碳抵消和減排計劃（CORSIA），形成了第一個全球性行業減排市場機制。
中國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於2017年12月啟動，根據《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電力行業）》中的工作計劃，覆蓋電力行業的碳交易即將開始。馬德里氣候變化大會期間，中方也在不同場合表達了使用市場手段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決心。
李碩表示，對於上述自發性碳排放交易市場，如果《巴黎協定》的相關條文沒有寫清楚，則會導致包括重複計算在內的諸多問題。重複計算的含義是，減排量被碳交易雙方同時計算入國家自主貢獻（NDC）。雖然大多數國家認為無視重複計算的碳市場是有漏洞的，但在馬德里氣候大會上，以巴西為代表的國家拒絕規避這樣的漏洞。“他們想去鑽一些空子，然後謀取經濟利益。”李碩說。
各國正談判建立的新的全球碳市場機制，將取代目前根據1997年《京都議定書》建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在這一問題上，各方主要基於三點產生爭議。第一是如何保障新的全球碳市場能在總體上減少碳排放。一些國家提出，要保障這一點，需要自動取締部分在市場上流動的碳配額。第二是關於如何對碳市場交易徵稅——稅收主要用於行政和補充氣候變化適應基金，後者為弱勢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第三則是關於清潔發展機制，也就是舊的碳市場機制的碳配額單位轉結問題。
歐盟和較多弱勢國家堅決反對將在舊機制下已經發生的減排配額轉結到新的全球碳市場機制中。理由是，如果這樣，部分碳排放大國在2020年後的國家自主貢獻將被這些已經發生的減排填充，這無益於新的減排行動。
清潔發展機制的核心內容是允許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從而實現減排量的轉讓與獲得。目前，對於清潔發展機制註冊項目是否真正促進了減排，國際輿論存在較大爭議。李碩表示，由於清潔發展機制註冊項目是通過“紙面推算”來進行的，所以在實際的減排核算上會存在一些問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在內蒙古建林場，你很難精確測量這10畝林場具體減了多少噸碳。”
亞米德·達格雷特是國際環保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的高級研究員，負責跟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展。她告訴《中國慈善家》：“對於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從《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中受益最多的國家來說，減排配額的轉結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在馬德里氣候變化大會上，包括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在內的國家希望，清潔發展機制下的減排配額可以轉結到新的全球碳市場中。
國際非政府組織Care International全球氣候應對政策顧問斯溫·哈梅林在接受《中國慈善家》採訪時表示，期望轉結清潔發展機制下減排配額的行為是把國家短期經濟利益置於《巴黎協定》的完整性之上，“鑑於目前各國的減排計劃完全不足以達到《巴黎協定》規定的1.5攝氏度控溫上限，這樣的行為是國際社會無法承受的。”
李碩表示，對於上述問題，中國總體上是不支持碳排放重複計算的，“但是中國又是‘基礎四國’之一，所以中國的立場介於歐盟的完全不要重複計算和巴西的訴求之間，這涉及‘基礎四國’的團結問題。在舊機制減排配額的轉結問題上面，印度和巴西在馬德里會議上是有很強的訴求的，中國採取了介於歐盟和巴西、印度之間的態度”。
美國環保協會公佈的研究結果顯示，全球範圍內的碳排放交易可以將全球總減排成本降低59％～79％。以現有估值方法計算，這意味著在2020～2035年間將節約3000億～4000億美元。雖然對於《巴黎協定》第六條的實施細則談判再次無果而終，但在馬德里氣候變化大會上，更多國家開始表達建立碳市場的意願。國際排放貿易協會（IETA）主席德克·福利斯特在參加中國角的邊會時透露，印尼和泰國計劃明年開始籌備建立碳市場，塞內加爾和南非則考慮在電力行業中開展碳交易。
目前，關於碳市場的談判被推遲到2020年英國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屆時將主持談判的英國前清潔能源大臣克萊爾·佩裡在馬德里大會結束後很快做出保證：“明年，我們將不遺餘力地讓碳市場變得清晰和確定，我們將與包括私營部門在內的所有人合作，制定明確的規則，展開透明的衡量。”對於馬德里大會碳市場談判的無果，克萊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沒有協議比通過糟糕的協議更好。”
有人信守承諾有人退出群聊
2020年是國際氣候應對進程的關鍵年，各國在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同意在此之前重新審視各自的氣候承諾，並在2020年提交新的承諾。
李碩告訴《中國慈善家》：“各國第一輪國內減排目標遠遠達不到科學要求的集體行動力度，所以2020年是一個時間節點，大家將在氣候行動上加碼。現在的問題在於，哪些國家能夠進一步增強氣候行動目標？”
2019年11月26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佈了最新的《2019年排放差距報告》，報告指出，如果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2020年至2030年之間不能以每年7.6％的水平下降，世界將失去實現1.5攝氏度溫控目標的機會。報告指出，全球的整體減排力度須在現有水平上至少提升5倍，才能在未來10年中達成1.5攝氏度溫控目標所要求的碳減排量。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警告說，一旦升溫突破1.5攝氏度的臨界點，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將大幅上升。
在馬德里氣候變化大會上，南半球眾多國家以及歐盟明確呼籲所有國家於2020年提交更具雄心的氣候承諾。馬德里大會最終達成的“智利-馬德里行動時刻”文件指出，各國目前承諾減少的碳排放量與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所需的碳排放量存在差距。“（文件）本可以通過更直接的措辭敦促各締約方在2020年加大承諾力度，以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國際氣候智庫E3G的政策顧問珍妮弗·托爾曼表示。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代表團反對馬德里大會最終文件指明各國有必要提交更具雄心的氣候承諾。
特朗普政府於2019年11月正式提交文件退出《巴黎協定》，參與馬德里會議的美國團隊由負責海洋及國際環境與科學事務的政府官員瑪西亞·伯尼卡特率領。與此同時，當時正主導眾議院起草條款彈劾特朗普的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率領一支15人的國會代表團參會。“我們來這裡是為了積極討論為子孫後代拯救地球的議程。”佩洛西表示。
鑑於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氣候應對議題上的分裂，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將直接影響美國在其之後的氣候應對。但就美國在馬德里氣候大會上的表現而言，李碩認為，如果說歐盟、美國、中國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三個重要經濟體，那麼這架“氣候三輪車”已被特朗普卸掉了一個輪子。美國不僅拒絕在2020年加碼氣候承諾，還在馬德里氣候大會上以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義捐助國為由，保護自己免於對受氣候變化損害嚴重的弱勢國家的賠償責任。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跟蹤報告，目前只有80個國家——主要是非洲國家、太平洋島國和南美洲西部沿海國家——表示有意在2020年前加強其國家自主貢獻承諾，它們僅佔全球排放量的10.5％。“應對氣候變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正懸在我們頭上。”達格雷特告訴《中國慈善家》。
在馬德里氣候大會上，一些觀察人士表示發達國家沒有認真對待提升氣候承諾的緊迫性。《紐約時報》對此評論道:
“科學家們所說的世界需要怎麼做，與世界上最有權勢的領導人準備討論什麼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主任鄭保衛對《中國慈善家》表示，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理念與認同上差距很大。馬德里氣候大會主席、智利環境部長卡羅琳娜·施密特稱，拉美地區有超過5000萬居民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這一地區有著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關乎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緊迫需求。“氣候變化是不公平的，它對最弱勢的群體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施密特說。
中國代表團副秘書長、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陸新明認為，2020年前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履約差距，是導致近年來全球溫度升高的一大原因，各方應聚焦發達國家減排和提供資金支持的履約缺口。
哈梅林告訴《中國慈善家》，在為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籌集資金方面，馬德里大會相關議程從一開始就相對薄弱。他認為：“發達國家不僅必須兌現其提供氣候資金的承諾，而且還必須通過對航空和海運徵稅、對化石燃料勘探徵稅等方式建立新的公共資金來源。”
發展中國家多年來一直對發達國家未能兌現承諾、提供減排資金支持表示失望。在馬德里大會上，這種失望再次加劇談判中的政治緊張：包括印度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明確表示，如果發達國家不兌現承諾，他們將拒絕支持大會最終文件寫明各國應在2020年提升氣候承諾。
目前，歐盟率先表示對2020年後的氣候應對加碼。歐盟在馬德里大會期間發佈了“歐洲綠色協議”，設立了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即二氧化碳淨排放量降為零的戰略目標。作為全球最大多邊融資機構、全球最大綠色債券發行方，歐洲投資銀行（EIB）提出了建成全球首家氣候銀行、10年內新增1萬億歐元綠色投資、2021年開始全面停止石化類能源項目的貸款和投資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計劃。
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範一楊認為：“歐盟在氣候治理方面的雄心抱負與國際社會的疲態形成鮮明對比。”以亞馬遜雨林保護為例，以法國為首的歐洲國家正在繞過博爾索納羅領導的右翼政府，與巴西一些州政府建立雨林保護夥伴關係。自2018年末博爾索納羅就職巴西總統後，其重經濟效益、輕環境保護的政策導致2019年巴西雨林火災頻率飆升至10年來最高。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就此事在社交網絡“推特”上與博爾索納羅“論戰”。
“在歐洲加碼的情況下，中國肯定要有所應對，不僅因為氣候變化的緊迫性，也出於對國際輿論的考量。”李碩表示。中國的溫室氣體年度排放總量在2005年超越美國升至全球第一，《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5.8％，該數字已提前達到了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
2020年被視作“中歐合作大年”，包括第22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內的三場中歐峰會將在今年舉行。達格雷特表示：“在2020年9月舉行的中歐峰會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世界對中歐各方在會議上宣佈提升國家自主貢獻寄予厚望。”
拒絕買單的年輕人
馬德里氣候大會在邊會議程設置上高度重視青少年參與，大會不僅專門設定“年輕與未來一代”日，號召“展示與祝賀青少年環保運動”，還設置了以“為青少年投入《巴黎協定》賦權”等為主題的多場邊會。英國《衛報》評論稱：
“由於政府和國際機構的一再失敗，年輕人對他們即將繼承這個日益升溫、生態退化的世界感到愈發焦慮。”
2019年12月6日，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右）在馬德里舉行的氣候大遊行後發表演講，要求參加COP25大會的世界領導人就氣候危機採取緊急行動。圖SIPA
“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在馬德里大會上再次批評各國領導人未採取足夠措施阻礙地球正面臨的生態危機。隨後她加入了數千名環保主義者在馬德里的抗議活動。2019年，格蕾塔發起的“星期五為未來”（Fridays for Future）環保抗議活動在全球獲得數百萬人支持，她本人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紐約時報》指出：“今年街頭環保示威活動激增，它們往往由年輕人領導，這突顯出普通公民和政府之間的環保應對需求存在深刻分歧。”
達格雷特向《中國慈善家》表示：“我們本不應該有如此多的青年氣候遊行。科學研究的結果是非常明晰的，前所未有且越發嚴重的乾旱、洪水、颶風迫使我們應該更加堅決、負責任地為了年輕一代而採取氣候措施。”達格雷特認為，以格蕾塔為代表的年輕人的氣候抗議是對各國政府的警示。
李碩告訴《中國慈善家》，就其觀察而言，馬德里氣候大會上的青年抗議行動的確比往年氣候大會更加顯著。他認為這種現象一方面與歐洲左翼社會思潮的浮現相關，另一方面源於各國政府在氣候應對上的乏力，讓年輕人產生了挫敗感。
“目前的全球減排勢頭和科學對於減排的要求，這兩個曲線之間差距很大。氣候變化是一個危機，但因為它是一個緩慢發生的事情，大家就容易將其遺忘或者不當一回事。”李碩認為，對於“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國內民眾首先要去了解她所成長的社會環境，然後再去理性評判她所做的事情是否是有效的。“對於年輕人在氣候應對上的訴求還是要報以同情心，因為我們現在的排放要由他們在未來去買單。如果七八十年後的地球是一個沒有大堡礁、沒有熱帶雨林的世界，對他們而言是不堪設想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他們是有特別利益訴求的群體。”
鄭保衛認為，以格蕾塔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的抗議行為實際上是在倒逼政府關注氣候變化。“特朗普說他優先考慮國家利益，然而國家利益就是民眾的利益，如果有相當一部分群眾支持應對氣候變化，那麼政府不能以國家利益為名義來遏制民眾的積極性。”
對於多邊氣候談判是否在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一問題，達格雷特認為明年氣候大會的關鍵挑戰是恢復各國之間的信任，她同時指出：“這並不是多邊談判第一次面臨這樣的挑戰。我們曾經克服過困難，我們將再次克服困難。”
哈梅林告訴《中國慈善家》，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內的多邊組織一直面臨挑戰。其原因是，多邊組織的共識原則允許少數國家挾持那些希望更雄心勃勃採取氣候行動的國家。
“我們過去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美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對談判取得更快進展構成了障礙。”但哈梅林也進一步指出，總體來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仍然是多邊主義顯示其力量的平臺，它讓最不發達的國家以及島嶼國家得以凸顯自身立場。“就應對氣候危機而言，多邊主義是不可或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努力都應該建立在基於多邊共識的談判上，它們必須得到雙邊或多國執行倡議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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