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諸葛亮是《三國演義》中的主要人物, 是作者羅貫中傾注全部熱情和才華塑造的藝術典型。諸葛亮的形象不論是外在還是內在都具有神仙化的特徵。魯迅曾評價對於諸葛亮的描寫是“

多智而近妖”。在作品中,諸葛亮形象被多方面神化,使他成為一個具有種種超人、超自然的神奇本領和能力的“神仙”式的軍師。

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賢相的典範,被推崇為“聖賢宗師”。 在各種離奇故事的流傳中,諸葛亮逐漸脫離了原始形象,被改造成法力無邊的半人半仙,演繹出一條神道色彩濃郁的親民路線。諸葛亮民間形象的神化演進同儒化與智化進程交相滲透,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諸葛亮文化”現象,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沉澱的結晶,也是國人精神寄託的一種表現。

本文擬對諸葛亮的外在神仙化的形象以及智謀策略的神仙化進行分析,並對《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徵及“儒者氣象”的文化意蘊進行再解讀。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一、“羽扇綸巾”——諸葛亮外貌形象的神仙化

關於諸葛亮的外部形象,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僅有一句話“身長八尺” ,而到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中,卻有如下的描繪:

首先,在意向上,徐庶在向劉備舉薦諸葛亮時說:“……此間有一奇士……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為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未見其人,先聞其聲,諸葛亮的“神奇” 色彩已先入為主,在讀者心裡留下印象。

其次,在外形上,小說借劉備之口對諸葛亮的初次印象來寫出諸葛亮的神仙化氣質:“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 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此段描寫,使諸葛亮一出場便蒙上了一層神仙氣質。之後諸葛亮屢次出場都帶有神仙樣貌。

如在第五十二回:“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中,孔明自取一軍前來對抗道榮時,小說描寫到“

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又如八十九回“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出”;九十五回“孔明乃執羽扇,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樓上敵樓前,憑欄而坐,焚香操琴”;九十八回“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 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一百零一回“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一百零四回“只見中軍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羽扇綸巾,鶴氅皂洗絛”。

對諸葛亮神化的描寫,少了一點史實。多了一些神化。作者用反覆渲染的方法,突出強化諸葛亮“ 羽扇綸巾”、“鶴氅道袍”、“手搖羽扇

”、“四輪車”的外部形象,使其瀟灑飄逸的神韻呼之欲出。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二、多智而近妖——諸葛亮智謀策略神仙化

《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誇張和渲染由來已久。早在西晉時,人們就稱讚諸葛亮具有“獨含天靈”的智慧,為諸葛亮的才幹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表,命太傅撰文寫道:“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公,一何微妙!千井齊,又何必要?!

及至唐代,諸葛亮被稱為“智將”。宋代時,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贊》,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其中的描寫,更加突出了諸葛亮智慧的神奇:“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也,真臥龍也!

元代的《三國志平話》更是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至此,諸葛亮已經完全被神化了。

《三國演義》中寫孔明七星壇借風,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上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佈陣排兵,安民定國;下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害。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築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亮於上作用,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如何?

又寫孔明當天的行為舉止:“孔明沐浴清齋,身披道衣,散發跣足……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整個祭風過程,諸葛亮恍若一個通曉鬼神之事,又知天地造化的人物。這種近似“妖”的行為讓周瑜既驚奇又恐慌。

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測之術!若欲留之,乃東吳之禍根,周瑜之大患也!必殺之,免生他日之憂

。’”周瑜遂產生了殺掉孔明的念頭。

又寫在“七擒孟獲”的戰爭中,當蠻將向漢軍營地拋撒毒藥時,諸葛亮又即時“披頭跣足,持劍祭風”,令風從北起,向南吹散,從而使“蠻軍仰撲者勿知其數”。祭風返毒,轉守為攻,變受害為獲利,這無疑又是對諸葛亮智謀神化的一種描寫。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三國演義》對諸葛亮“近妖”的描寫多處可見。如“出隴上諸葛裝神”,“五出祈山”的時候,諸葛亮和司馬懿對陣,魏兵已經快要追上蜀兵了,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這時候,“魏兵驟馬追趕,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盡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

司馬懿心理膽怯,說“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亦能呼風喚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所以高手停止追趕,收兵敗退。

諸葛亮不僅在戰略上顯示出超乎常人的神化能力,更在生死輪迴上知曉天命。在生前,寫孔明與司馬懿對陣屯於五丈原,仰觀天文,驚呼命在旦夕,遂祈禳北斗增延壽命。只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鬥,壓鎮將星”。 這巫教色彩的描寫,增添了諸葛亮神仙化的色彩。

諸葛亮死後,鄧艾襲川,過顛崖峻谷,忽見道傍一石頭上刻著諸葛亮親題之文,意諸葛早知鄧艾過此,且不久死於蜀地。鄧艾見此驚呼:“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羅貫中又借鄧艾之口突出諸葛亮的高明神見,是非常人所能有的神仙般的洞察力。

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有些雖然是現實的智慧,但多處已經異乎常人,有些出神入化了。天意還是人算,似不可知。如“借東風”,這裡描寫的主要是天意,只不過諸葛亮通曉天文,碰巧算中罷了。他在七星壇上煞有介事地裝神弄鬼,“近妖”只是為了將他神仙化的一種描寫。

小說中的諸葛亮形象,既實現了與其歷史原形本質上的一致,同時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作者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也是對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諸葛亮神仙式的軍師形象還迎合了民間道教之風。當時的統治者為了取得百姓的支持,緩解民族矛盾,除了利用儒學外,也對道教表示尊崇。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幾大道教教派得到發展並盛行。於是,流風所至,諸葛亮的形象便不可避免地具有“神仙道化”之風。他既是足智多謀的軍師,又是道術高明的神仙,集二者於一身,反映了當時人們希望在求仙學道中尋求鬥爭勝利與生活幸福的普遍心理和精神寄託。

三、諸葛亮“儒者氣象”與“道家風範”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儒家道德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的完美結合,兩者相濟互補、相輔相成。

1、“儒者氣象”

香港學者余英時先生指岀,先秦諸學派無論思想怎樣不同,在表現以道自任的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現得最為強烈。儒家所說的道即“仁義”,他們一再強調的“士志於道”即志於仁義。《三國演義》 中的諸葛亮身上,就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以道持守”的人格追求。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 隱居以待明主

諸葛亮身懷管仲、樂毅之才,卻不輕仕於人,其“躬耕於南陽”,並非絕意於世事,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而是隱居以待天時。書中諸葛均抱膝所歌:“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就是對諸葛亮的映襯,突出民諸葛亮“非主不依”、“以待天時”的以道持守的人格。書中所引後人詩句有:“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迴,一聲長嘯安天下。”所以當有“憂國憂民之心”、“欲伸大義於天下” 的劉備三顧茅廬相請時,諸葛亮便草廬獻策,為劉備定下鼎足三分、以圖中原之大計。

  • 修身以明志

《三國演義》中諸葛草廬的門上大書一聯“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是諸葛亮修身之道的寫照。其素材來源於諸葛亮的《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

當時天下擾攘,群雄並起,“士喜功名,樂權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 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清•彭始挎《重修諸葛書院碑記》),《三國演義》中賈詡、許攸等人皆是如此。而諸葛亮卻沒有匆忙投身於貌似人主的各路英雄麾下。他“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于山嶺之上,或尋朋友于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於旁人看來真是閒雅之極,正是淡泊寧靜之操守使其能夠寡慾去私,嚴於去就,非明主賢君不依。自遇劉備以後,竭忠盡智,以國家大業為重,一生功勳卓著,卻沒有尺寸長物,也不為子孫謀衣食。

臨死之際,還上表後主:“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天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且要求“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廉潔約己,令人敬仰。在諸葛亮身上,窮與達,生與死,處處體現著淡泊寧靜的修身之道。

  • 躬身以行道

先秦儒家認為“修身”的目的是為了“安人”、“安百姓”, 為了“澤加於民”,為了“兼濟天下”,為了行“仁義”之道。諸葛亮出山以後,便開始了其躬身行道的努力。在羅貫中的筆下,他舌戰群儒、草船借箭、七星壇祭風,赤壁一戰為天下三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後佔西川,取漢中,鼎足三分的局面終於形成。劉備白帝城託孤之後,又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充滿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崇高精神。

諸葛亮的道德人格,幾達於完人境界。他不僅“以道持守”,而且從不居功自傲,對先主劉備和後主劉禪無限忠貞。 他勤政愛民,賞罰嚴明。可謂“

賢相的楷模”。《三國演義》 中的諸葛亮還被賦予卓越的軍事智慧。他通天文、識地利、 知奇門、曉陰陽、察陣圖、明兵勢。馮文樓先生指出:“諸葛亮是“儒家'內聖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輝典範,是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為王者師'的優秀楷模,是集知識(我)、道德(我)、政治(我)三位一體(三我合一)的完人形象”。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黃俊杰先生對“內聖外王”有這樣的論述:“在儒家傳統的大經大脈之中,知識、道德與政治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歷代儒者思考問題的一個通貫性主題。從傳統儒家的立場看來,道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根本,知識則是他的外在憑藉, 政治則是他由內通向外,用道德與知識來美化人間的途徑。 我們如果用春秋時代的人的說法,則’道德’就是'立德’, '知識'就是'立言’,'政治'就是'立功’,同為人間之三不朽 的盛業。”

簡單地說,“內聖外王”體現了儒家的內在的道德修養、知識素養與外在的政治實踐融為一體的人格理想, 此人格理想在諸葛亮身上得到了完美表現

2、“道家風範”

道家的理想人格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為其內涵。《老子》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理想人格是順天道、法自然。莊子的理想人格體現於超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至人、神人、聖人。所謂“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的理想人格具有超凡脫俗的生活方式。《逍遙遊》寫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吟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莊子是出世的,而諸葛亮是入世的,他有安社稷、濟蒼生的功業理想,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追求,但諸葛亮的理想和追求超越了一己之私,他沒有不可遏止的權力慾望,不汲汲於個人的貧富貴賤。因而,其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超脫的,與莊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聖人是相通的。其疏淡閒雅、瀟灑飄逸、 從容不迫的氣質和風範便是其自由超脫精神的自然流露。 諸葛亮“羽扇綸巾”、“鶴氅道袍”、乘“四輪車”的外部形象,會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莊子•逍遙遊》中“不食五穀,吸風吟露;乘雲氣,御飛龍”的神人。

諸葛亮是一位被後世逐漸理想化了的人物,在《三國演 義》中尤其如此。羅貫中按照自己所尊崇的人格理想,把諸葛亮塑造成了“名高萬古

”的“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讀三國志法》),在諸葛亮形象史上,《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因兼具“儒者氣象”和“道家風範”便具有了經典價值

三、諸葛亮的“羽扇綸巾”的文化意蘊

1、“羽扇”

“羽扇”即“毛扇”,是用鳥的羽毛做成的,可用來遮陽隔暑。《三國志•顧榮傳》記載顧榮“麾以羽扇”平息了陳敏叛亂,《語林》描寫諸葛亮“持白毛扇,指麾三軍”。於是,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羽扇”除了消除暑熱的實用 價值外,又被賦予了閒適、超脫、曠達等文化意蘊。在古詩中也時時可見,如:

手持白羽扇,腳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還洗 耳。(孟浩然《白雲先生王迥見訪》)

詩題白羽扇,酒字綠油囊。曠達機何有,深沉器莫量。(皎然《因遊支硎寺寄刑端公》)

2、“綸巾”

“綸巾”是用青絲帶編織的頭巾。《晉書•謝萬傳》中記載謝萬見簡文帝時的裝扮就有“綸巾”一說,文曰:“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髦裘,履版而前。”謝萬就東晉名相謝安之弟,曾著《八賢論》, 論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之事,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謝萬戴白綸巾、披鶴氅裘、踏木屐而見簡文帝便是其行為放達傲誕的典型表現。“綸巾”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也意味著閒適、超脫與曠達。如: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心,清淨兩無塵。手把青師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誰人。(白居易《題玉泉寺》)

白綸巾下發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皮日休《西塞山泊漁家》)

3.“鶴氅”

“鶴髦”是用鶴的羽毛做成的衣服或上面繡有云鶴的袍子。如上《晉書•謝萬傳》載謝萬曾穿鶴氅裘面見簡文帝。另外陸游在《南唐書•史虛白傳》中,記載了史虛白見元宗時“鶴裘藜杖”的裝扮: “元宗南遊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史虛白,南唐時人。曾屢次向李昇建言獻策,不被採納,遂辭官隱居九江落星灣。其“鶴裘藜杖”的裝扮宣示的是他隱士的身份和脫略世事的態度。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鶴髦”也是和風流、曠達之意趣相聯的

《世說新語•企羨》曰:“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

綜上所述,“羽扇”、“綸巾”、“鶴髦”作為文化意象,皆有閒適、超脫、曠達之意。當羅貫中把三者組合在一起, 並與“四輪車”相連時,他筆下的諸葛亮雖然既非名士,又非儒將,更非道教軍師,然而卻具有名士、儒將、道教軍師所共有的疏淡閒雅、瀟灑飄逸、從容不迫的精神風範

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是一個風起雲湧、群雄輩出的時代。《三國演義》以國史演義為通俗,汪洋百餘回,為世所尚,為民所愛。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於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基於這個主旨,小說中諸葛亮這個形象就融入了非常濃厚的中國古代士人氣息。他代表著中國古代士人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不僅包括政治理想、政治情操,同時也包括古代士人的生活態度。毛宗崗在評《三國演義》的時候,極力稱讚“三絕”:諸葛亮、關羽和曹操,其中,諸葛亮被認為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


諸葛亮“羽扇綸巾”形象背後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徵及儒者氣象

結語:諸葛亮瀟灑的外部形象,流瀉出疏淡閒稚、瀟灑飄逸、從容不迫的精神風範,表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徵。同時,諸葛亮又具有“儒者氣象” ,體現了“以 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兩者相互映照,相輔相成,成就了“萬古雲霄一羽 毛”的經典藝術形象。《三國演義》問世以來,諸葛亮的藝術形象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人們津津樂道他的故事,把他引為知己,當作楷模,從他身上吸取營養和力量,並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沈伯俊:諸葛亮形象三辯


作者隨緣:晉中市作家協會會員,溫柔浪漫的雙魚座女主,對生活有夢想有激情,珍惜那些看起來平淡的幸福時刻。相信有事做有所期待,日子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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