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温度7758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核心思想孔子主张恢复“礼”。复兴“周礼”，重建秩序。孔子主张为臣要“尽忠”。
总而言之，他的思想能够帮助统治者更好的进行治理，这一点能够让各国君王去主动的宣传，达到最大化。
其实在百家争鸣的年代可能他并没有正儿八经的超越各种言论，而是在罢黜百家之后才显示出他的重要性。
Momo历史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的理论是什么时候超过百家上位的。实际上包括春秋战国、先秦以来，不少国家的统治者一直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孔子及其弟子们虽然到处推行儒家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诸国的重用，甚至在汉朝早期也并没有推行儒家思想。
战国及先秦重用法家思想的原因
由于中国尚未统一，延绵了几百年的乱世中，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们最为需要的是能够增强综合国力的治国方针，从而能够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各国变法不断，便是法家思想对周礼的一次次冲击，主要如下：
1、法家主张“不法古，不循今”，很多具体措施都是向旧贵族开刀，既然要开刀，那就必须打击旧贵族能够世袭的理论基础，也就是周礼。
2、战争时期容不得德治，国家内部严刑峻法，不讲人情，这也与周礼以德行教化天下有所背离。
法家的思想确实增强了实施变法国家的国力，将从旧贵族手里抢来的土地分给有功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最后统一了天下的原因。所以战乱时期孔子“克己复礼”要求恢复周礼的那一套不吃香，国家存亡之际首先讲的是实力，谁去给你恢复周礼，自然儒家思想行不通。
但是秦朝时由于六国初定统治基础不稳，加上要抵抗北方匈奴入侵，修筑长城，社会底层民众苦不堪言，这时候有返古的思潮涌动，不少儒生借古讽今，在宰相李斯的建议下焚书坑儒，非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最终法家思想在秦朝演化成了国家威吓主义，以刑去刑，可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最终秦朝被此起彼伏的起义推翻。
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势创立新儒家思想
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即位不久，算是社会初定，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汉武帝亲自出题将自己对社会局势的疑问拿来考试，由全国的人才参加考试答题，三问三答，广川人董仲舒脱颖而出，这才有了标志性的《举贤良对策》，基本意味着儒家思想开始上位，开创了一千多年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董仲舒的观点主要如下：
1、提出了受命于天，天人感应。创立了所谓“天”这个概念，是“天”让皇帝来统治国家，皇帝就是“天子”，皇帝要修自己的德行，顺应天命，才能教化万民，建立上下尊卑的秩序，但是皇帝如果倒行逆施，天也会把权力收回去。这一下子就建立了皇帝统治的理论基础，汉武帝听到这条自然产生了兴趣。
2、阴阳说，董仲舒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就是德治，阴就是刑治。从春夏秋冬的运行阐述天道提倡德行而不是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因此执政要顺从天意，重用德行，而不只是刑罚。
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3、提出大一统，要罢黜百家。董仲舒认为如果放任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社会没有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因此要把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学术了。其实这和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的理念如出一辙，不过推行手段没有那么暴烈。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高明之处在于推销思想时很讲技巧，他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夹杂阴阳五行学说，辅以法家，同时创立所谓天人感应、大一统、君权神授等概念，完美地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局势和统治需要，从而成为了历代封建统一王朝所推崇的学说。不过这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了不小的差别，不知道孔老夫子在世的话，对董仲舒的学说又是一番什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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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知
一直以来儒家思想在周朝以礼治国的基本国策中占尽了便宜。
至于秦朝为什么选择法家那是处于西域的秦朝在接触中原百家学说时懵懵懂懂，首先是以法家方案进行改革，这是基于实用的考虑。
但是如果站在长久稳定治理国家角度考虑的话那当推儒家为首选，另外民间几百年来遵循周王朝的以礼治国的思维也助推了儒家的后世辉煌！
最后就是秦朝统一六国期间各国的战乱令老百姓感到厌倦，尤其是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军更是震动诸国，致使后世对儒家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家产生厌恶抗拒之情，间接地成就了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