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愛人”，一直被作為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注入儒家學說的血液中。孟子的“民本”思想，就是這一思想的延續和發展。
《孟子·盡心下》裡有一句廣為後人援引的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一直被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重視“民本”的光輝代表。只有擁有土地和民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天子。所以，土地和民心是重要的，而且相比之下，民心更為重要。這是孟子提出“民貴君輕”思想的邏輯依據。
在很多先秦典籍中，這一思想被以不同的語言和論證方式詮釋、貫徹著。然而它的命運卻在明朝初年遭遇了小小波瀾。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孟子不太友好。原因是當他讀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句話時，非常不舒服，站在專制君主的立場上認為，這不是一個臣子該講的話。
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當然不知道孟子和當時各諸侯國國君之間並非他所認識的“君臣”關係，更不會理解孟子這些話語的價值。但在那樣的時代，權力意志必然會發酵併產生作用，也就只能委屈孟子了。
朱元璋下令，剝奪了孟子配享孔廟的權力，把孟子從孔廟從祀的位置上趕了出去。又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對《孟子》一書作了刪節，相關“違礙”的話語都被刪去，形成一本叫《孟子節文》的書。“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盡顯無君之意的話，當然也被刪除。
曲阜孔廟中從祀的孟子
其實朱元璋沒有真正理解孟子的意思。關於“民貴君輕”的說法，我們把孟子的話讀全，會有更深一步的瞭解。
孟子這段話的關鍵元素有三個：民、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穀神，合稱“社稷”，是國家、王朝的代名詞）、君。在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後，孟子緊接著提出了對這句話的解釋：
“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這段話的意思是這樣的：擁有土地和人民的，是天子；能得到天子認可的，可以成為諸侯；能得到諸侯認可的，可以成為大夫。如何諸侯的行為違背常理，觸犯了土地神和穀神，使得農業收成不濟，百姓不安寧，威脅到國家的存亡，那麼就把這樣的諸侯給替換掉。如果人們虔誠敬奉神靈，土地神和穀神都得到了很好的祭祀，卻還不能風調雨順，甚至出現旱災、水災，那說明祭祀神靈的地方出了問題，應該將原先祭祀“社稷”的神壇搗毀，並另立祭壇。
這樣理解下來，我們不難發現，孟子指的“君”，其實是代理天子分管各個地區的諸侯國國君。如果諸侯（君）犯了錯誤，影響到農業收成、國家安危（社稷），那麼天子就應該把這樣的諸侯（君）撤換掉。
這裡，孟子完成了第一步論證：即君輕於社稷。人們依賴於農業，農業仰仗社稷神的保護，所以“社稷”是不可或缺的，但管理“社稷”的人（也就是“君”）一旦被發現不合格，可以立即撤換。也就是說，“君”的可取代性，遠遠大於“社稷”，這是為什麼社稷比君重要的根本原因。
接下來孟子要論證，為什麼民比社稷還要重要。古人經常發現，即便人們虔誠地祭祀了社稷神，仍不能確保豐收。於是人們認為，應該是祭祀程序或祭祀地點出了問題，需要制定更為合理的祭祀禮節，重新選擇祭祀地點。這樣一樣，作為祭祀地點的“社稷”，又是可以替換的。
在整個過程中，唯一不可替換的元素只有一個：民。失去了民，空有土地有何用？失去了民，君的存在意義體現在哪裡？這樣的論證，自然而然得出一個結論：在民、社稷、君三要素中，民是最根本、最重要，而社稷的重要性次於民，但重於君。
1947年3月，面對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我們的黨中央決定主動從延安撤退。黨中央一再強調，這是戰略撤退，而非逃跑主義。面對一些在思想上仍然接受不了的同志和戰士，毛主席親自做了講話，其中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語言，和孟子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如果不注重保存革命實力，不放眼長遠，空守住一塊地有什麼用？只要有意志堅定的革命隊伍，就會有一切。毛主席的教導，體現出典型的“以人為本”思維。
好在朱元璋後來反思了這個問題，第二年即恢復了孟子從祀孔廟的地位。《孟子節文》也只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地區附近短暫通行了一段時日。所以明初的短暫打壓，並沒有長時間掩蓋孟子“民本”思想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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