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字叔夜，沛国铚（今安徽宿县西）人，世称奇才，美词气，有风仪，出身寒微，后与曹魏宗室结亲，官拜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曹魏政局动荡，风云变幻时期。曹氏名义上是魏国万乘之尊，但实际上军政大权尽落司马氏之手。嵇康痛恨司马氏专横跋扈，有蓄谋问鼎之嫌，又身为曹魏皇亲，言语行为卷入国权朝柄之争获罪就顺理成章了。
司马氏以大力倡导礼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准备以“禅让”形式夺取皇位，嵇康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对礼学儒士，疾之如仇。他在答友人山涛的书信中公开阐明自己态度，言论流传开来，深遭司马氏忌恨。后来司马昭因其它事情找了一个借口，下令将嵇康下狱处死。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就是获罪的真是原因。
嵇康遇难时年仅39岁，正当创作盛年。在文学方面，他以散文见长，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已经成为千古佳作；他的四言诗写得也很好，风格俊逸，志趣高洁，摆脱了《诗经》的藩篱。嵇康与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阮籍、何秀、山涛、阮咸、王戎、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嵇康还酷爱和精通音律，弹得一手绝妙的古琴，尤其以《广陵散》曲闻名于世，写有《琴赋》一文。相传嵇康受刑之际，仍然不忘琴瑟之趣，向行刑官索要一把古琴，面色从容，徐徐弹奏。曲罢哀叹：《广陵散》于今日绝矣！闻讯而至的3000太学生拜服当场，请以为师。
一代文豪，音乐巨匠，就这样含恨而死。禁锢人们思想，所给中国文化带去的损失，要远远超过一曲《广陵散》的消亡。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曾险遭大祸。宋太祖赵匡胤缔宋至苏轼之时，已历百年，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逐渐形成，冗官冗兵致使朝廷入不敷出，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立，让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近于失灵。以王安石位代表的开明改革派，预感到了朝廷的危机，提出变法的主张，收到继位不久的宋神宗的支持。苏轼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各项制度发生巨变的时期。从公元1069年开始，宋神宗施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均输法等新政。
当是苏轼34岁。他21岁时考取进士，才思敏捷，胸怀大志，当过主簿、签判等一类的地方官。十几年间，对时政多有议论。在人际关系上，由于和司马光未收的保守派来往密切，继而对王安石变法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发表了很多不同于革新派政见的诗赋文章。这些诗文也就成了朝官排除异己，媚上谀君的把柄。
他们指摘苏轼常有影射朝政的语言，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怨谤君父。监察御史们对照宋神宗施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列举苏轼的有关诗句，罗织罪名。皇帝发钱给贫民，苏轼诗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严明法律，试使官吏，苏轼又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钟无术；施行水利法，东坡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鹵变桑田；严厉禁止私盐，诗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无食盐。言官们更举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难有蛰龙知，进谗言：陛下英明盛世现在如飞龙在天，苏轼却求地上的蛰龙，是不臣之心啊。于是苏轼被捕下狱，预置之死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为御史府，古代专门为弹劾参奏百官的皇权机构。
苏轼入狱影响极大，朝野震动，上下为其说清通关者不乏其人。宋神宗鉴于苏轼的社会名望，最终没有给他过分的制裁，只是降职贬官，不准留居京城。但是宋神宗严厉惩处了从朝廷到地方一大批官吏。凡是平时和苏东坡有诗词往来者，私人关系亲密者，为之说情请命者，皆治罪。应天府通判、苏轼的弟弟苏辙，知亳州曾巩，端明殿学士司马光，著作佐郎黄庭坚等等，都被处罚谪贬。
作为“乌台诗案”的主犯，44岁的苏轼系狱四月，饱尝磨难，精神受到打击和摧残，对仕途心灰意冷。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描绘自己出狱的心情：嗟予与子久离群，耳灰心冷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忌谈国事，避讳政治，成为苏轼信奉的信条。到任黄州后，苏东坡每日与田野相混，游历翠竹山水，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文章写得漂亮，但是满纸哀怨愤恨，妄评朝政，被处理都异常严厉，株连之广远远大于一般的刑事案。因言获罪的惩处和古代律法、也是流传至今所谓的“十恶不赦”相等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所写的诗文结集被定义为禁书之后，销毁刻版，焚烧卷册，根绝流传，则自不待言。清朝“庄史案”和“南山集案”，堪称是这几个方面的集大成者。
古代文人有为前朝修史的习惯，不仅官方，民间也蔚然成风。萃集旧闻，广征博引，议论兴衰。顺治年间，浙江庄廷鑨，家世殷实，酷爱历史，后因病目盲。他的家与前明相国朱国桢为邻。朱国桢曾经辑录明朝公卿大臣的状疏奏章，草拟了《明史概》一书，围成而卒。庄廷鑨以重金购买书稿，招揽了一批文人续写，加上了明天启和崇祯两朝的国事，题写名曰：《明书》。书成而病故。他的父亲庄允城非常悲痛，就将全书刊行发表于世，以纪念庄廷鑨，了全他生前志向。
《明书》其实由明朝人士撰写，完成于清初，所以清朝在关外以及入关后与南明、李闯的战争诸事，都写得比较直接，没有考虑朝廷的禁忌，甚至流露出恋旧之情。比如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
，大书特书南明“隆武”、“永历”两遗朝建都等事迹。
该书刊行不久，浙江某县县令吴之荣因贪赃枉法遭罢官回乡，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挟书敲诈庄允城未果，吴之荣进京告发，终酿成大祸。这后来的故事，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叙之甚详，引人入胜又为受难者们徒生悲怨。
庄史案从顺治始发，到康熙二年结束，历时两年，共计72文人被戮，发配充军数百人，株连之广，手段之严厉，整个江南为之震慑。
作为清朝建国以来第一大“文案”，庄史案以诬告敲诈起衅，首告者受到清廷重臣赏识，官至右佥都御史，从一个被罢的七品县令，一跃而成正四品大员。由此清初年间，社会广开高密攻讦之风，有恃无恐，为中饱私欲，寻章摘句，陷害诬告，大批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文案”不断。
康熙五十年，清统治已近七十年，国泰民安，宇内升平，但是清廷仍然忧心忡忡，丝毫未放松汉人不满情绪的警惕，只言片语也要严惩不贷。有御史参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说其所著的《南山集》颇多逆词悖文，引起康熙帝重视，明令严查。
《南山集》是一部文集，由戴名世的门生尤云鄂，将平生所抄录的戴氏诗文百余篇汇编而成，康熙四十一年付梓刊行。经查《南山集》中确有不少怀念明朝的恋旧心结，激励倡议修南明史，宣扬南明诸帝僻处一隅、抗清继统的事迹，总结成败得失教训。又对顺治礼部尚书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多方考证，认为记述确核，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殊不知方孝标是受江南科考案牵连，被赦入云南，接受吴三桂封官时期写出的《滇黔纪闻》。戴名世如此做法当然被严厉治罪。方孝标已故，其子及家属，戴名世和其家属，为书作序的人等，一并入刑狱大牢。三法司堂轮番会审一年有余，供词前后五次呈阅给康熙，成为世所瞩目的大案。刑部等衙门经过商酌，最终拟罪定刑极为惨烈，康熙恐牵连太众而生乱忧郁良久，最终决定破例从轻发落，受牵连全活者三百多人，仅戴名世一人处斩，方氏、戴氏一族皆宽免治罪。
读书人有自己局限性的一面，有读死书、认死理的固执，有自命不凡、妄议国事的自以为是，有文人相轻、互做倾轧的卑劣，但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还是有报国志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有忠君思想的。千百年来，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用自己的笔和纸发表了不同见解，并非完全以针砭时弊为宗旨，更多只是无意的冒犯，即遭无情棒杀。但是从皇权敏感或者敏锐的嗅觉角度来说，它要碾碎一切不轨之念，不能给外部敌人和统治阶层内部不臣势力任何机会。这样，读书人即使登上了月旦评，面临的也是无底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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