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
清末民初，一场严重的鼠疫肆虐我国东北，这场由捕杀旱獭所引发的疫情迅速扩散，造成6万余人丧生。疫情发生后，清政府重用留洋医学博士伍连德主持防疫工作，最终用时四月扑灭了鼠疫，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序幕。此次事件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端，纵观人类发展史，新制度诞生之时无不伴随着冲突中的融合，在此过程中，互为矛盾的历史传统在冲突中达到融合，进而完成变革本文拟对东北鼠疫中的冲突进行分析，反思近代防疫制度形成背后的源动力，以期为我国今后的疫情防控提供些许启示。
鼠疫爆发之时，清政府大厦将倾，东北局势尤为复杂，日俄南北而治，瘟疫背后涌动着激烈的治理权之争，“日俄两国均谓中国不讲求卫生，且又未谙卫生之法，实行种种干涉”“稍一延缓，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日俄更以治理疫情、保护侨胞为名向东北增兵，实则别有用心，一时间外兵压境，有祸及全国之势。内忧外患下，清廷命外务部全权主持防疫工作。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伍连德博士担任防疫总医官，统筹防疫相关事宜。伍氏本着科研精神，秘密解剖鼠疫患者的尸体，提出此次疫情为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挑战了当时学界公认的鼠传人方式。而当时参与治疫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则固守其在印度防治鼠疫的经验，大力反对，后负气出走俄国医院，在无任何隔离措施情况下，不幸感染鼠疫而亡。外国治疫专家亡于鼠疫使参与各国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一改先前对伍连德的轻视和怀疑，开始与中国专家共同制定措施，齐心抗疫，自此，治理权执政落下帷幕。
1910年秋，西医在华已有所发展，但并未深入人心，中医对传染病有不少研究，业已形成“伤寒”、“温病”等诸多流派，强调辨证施治，但面对疫病，缺乏政府主导下有组织的隔离观念，因此面对大疫，往往无法力挽狂澜。鼠疫防治之初，民众大多排斥西医，认为西药毒害身心，手术刀和注射器更会夺人性命，对形貌迥异的外国大夫更是抗拒。传统中医在救治过程中采取望闻问切之法，缺乏隔离观念及措施，因此前期参与防疫的中医死亡率远高于其他人群，中医的束手无策使部分民众更为恐慌，转而求助迷信方法，以求神灵庇佑。后来，当那些无钱医治或者生命垂危抛开世俗的病患，接受西医治疗，再加之伍连德使用西医方法逐渐控制住疫情后，这一局面才有所好转，一来受益于西医防疫的速救之功，二来得益于伍连德的国人身份，西医的治疫理念和方法逐渐被民众所信服。
在伍连德看来，对于传染病来讲，隔离是最为有效的措施，“不隔离则病毒飞散，势将遍及……隔离之手段，须以迅速出之，即患者之亲族，不以为然，亦不妨以强制力行之。”因此政府出动军队警察强制患者或者疑似病人进行隔离，民众对强制性的隔离充满了恐慌，因而频繁出现隐瞒不报、逃离、藏尸等现象，同时军队警察强制性将患者所用的物品、房屋进行焚烧，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大力反对。此次隔离与之前的隔离措施不太一样，之前隔离只是将患者关在一个房子里，家人照样送吃喝送药，而此次隔离由于政府动用了军队警察，加之引进了西医，故而加重了民众的恐慌。对抗之下，清政府出台对民众焚烧房屋等财产进行补偿，并出面以报纸、告示等方式向民众进行解释，才使得反抗的情况有所好转。
在伍连德的主持下，疫区逐渐建立起隔离、消毒、阻断交通等较为完备的防疫体系，但死亡人数依旧攀升。面对质疑，伍连德根据调查，发现了防控中的大漏洞：尸体处理。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人一直讲究“入土为安”，但由于东北天寒地冻，无法掘地，深埋尸体难以实行，就出现了浅葬或抛尸现象。鼠疫杆菌可在尸体上存活数日，传统的丧葬风俗使前期的防疫之举功亏一篑。出于“躲疫”之念，自顾不暇的民众甚至出现了野外抛尸、藏匿尸体、河中投尸种种不当之举，更是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为防止尸体成为新的传染源，伍连德拟定了实行集体火葬的计划，并上书朝廷，清廷权衡利弊后，准许了伍连德的计划，“集体火化，虽属唯一办法，然格于习俗，事乏先例。若贸然执行，可能引起民众反对，仇视防疫人员。幸而外务部主官与摄政王明达决定，特降上谕，饬准就地集体火化，以重公共卫生。”政府介入，加上前期西医防疫的明显效果，民众逐渐接受了焚尸之法，有些地方甚至建起了火葬场，完成了习俗改良这一壮举，自火葬后，死亡率便明显下降，至3月1日，哈尔滨疫情完全结束。
这场旷世瘟疫最终能在四个月内得到控制，笔者认为背后有存在着诸多原因：其一，由于牵扯到东北主权相争，加之疫情直逼京师，激起了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故从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了防疫动力，保证了伍连德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其二，在公共危机面前，清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国家手段保证防疫政策的落实。如焚烧病患房屋引发冲突之时，政府能及时出台补偿措施，使矛盾得到缓和。其三，在医学层面上，伍连德提出的现代化防疫思想及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直接促成了近代防疫体系的建立。
反思东北鼠疫的应对，不免发现危机亦是契机，疫情之下，社会上各种矛盾开始凸现，民众的心理也在危机面前发生着动荡，从而引发了国人对旧有习俗及制度的反思，以及对国家及社会层面建设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思考，防疫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推动了近代防疫体系的诞生。再者，疾病改变历史，威廉·麦克尼尔在旷世之作《瘟疫与人》中反复强调：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反观历史传统，当下我们更应理性看待人与病毒的这种长期共存性，在这场持久战中，随着对抗手段的升级，病毒亦不断变异。对于社会而言，建设常态化的传染病预警及应对机制尤为重要，在采取科学防控的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应急预案，将社会矛盾降到最低。与此同时，国家可将传染病相关知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之中，培养公民形成理性的认识和心态，提升其防控意识，全民一心，共筑防疫战线。
（作者：刘献鹏 梁煜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保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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