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易書生
文學的價值不止在於批判，或者說批判僅僅只是文學實現自身價值的一個手段，文學的根本價值在於它對於人類發展進步的積極推動作用。或者說，文學發揮著人類精神潤滑劑的作用，並以此作為存在和發展的價值，否則，就會去它的位置。人類需要從文學作品中獲得精神上的營養和力量，尤其是在最困難的時刻。
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阿爾貝·加繆在小說《鼠疫》一書描繪了人在災難中的灰暗和頹廢、無知和墮落，卻也在小說中明確指出：“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
從網絡上搜尋的圖片及故事看，加繆當年也是一個陽光朝氣的帥小夥子。他在《鼠疫》這部小說裡，雖然使用了一系列生動有力的意象，來表達“戰爭”、“囚禁”和“死亡”的陰影，表達失去“和平”與“自由”的痛苦，詮釋惡的肆虐與美的毀滅，但是，他的目光和內心，卻是深深地熱愛著光明，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陽光的美好以及期許陽光到來的熱情：“暴雨過後，天空也好似洗過一樣，看不到一絲雲彩，晴空下，雨後的路面閃閃發光。每天早晨，一輪淡淡的太陽在寒冷的空氣中把明亮的陽光傾瀉在這個城市上空。”
相比於那些發洩個人灰暗情緒的文學，為人類命運負責任的文學作品，總是要放在人類發展這一個層次的主題上來審視，正如，《鼠疫》這部作品，不僅於1947年獲得了法國批評獎，而且五十年多年來暢銷不衰，被認為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1957年，加繆本人也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瞭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得獲諾貝爾文學獎。
最近，我在多個場合都提到了加繆以及他的《鼠疫》，實在是因為，瘟疫是面照妖鏡，同樣能夠照出文學的骨頭及靈魂。文學的不景氣以及某種文學作品異樣喧囂的怪相，已經影響到了這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步伐，已經到了必須提醒注意的時候。悲傷的事情已經發生，文學上的再度悲傷和灰暗，只會加速死亡。蠱惑，更是罪惡！
作為瘟疫時期特殊的人類精神產品製造商，“巫”有著最為古老的面孔，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堯帝時的大巫巫咸，並且在漫長的上古、遠古時期，“巫”與醫也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擁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
商人行巫政。周朝之後，“巫”的面孔和社會角色也在不斷髮生變化，特別是隨著儒家、道家文化的發展，“巫”逐漸失去了官方的支持，由官方走向了民間，形象也日趨走向“行邪惡法，生邪惡心，不擇手段，殘害生靈，種種不仁”，角色也轉變為對抗者甚至搗亂者，不變的則是“蠱惑”。
根據中國中醫研究院編輯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鑑》，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
東漢末年，中國爆發大瘟疫，巫風盛行。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領導人張角，便是在東漢末年的大瘟疫中，扮演著神一樣的角色，他在民間傳統醫術的基礎上，加以符水、咒語為災民治病，深得民心，徒眾達數十萬人。最終舉事，走上了與官府對抗的道路。雖然，張角所信奉的是太平道，甚至與曹操所信奉的“中黃太乙”之道一樣，都屬於“黃老道”的同一分支，但是對於災民來講，甭管信仰的正統與分野，都有著與“巫”相似的召喚力。雖不是“巫”，卻有著民間的“巫”的信仰基礎。至於道教討伐巫師多行鬼道、妖魔之道，那也是後來許多年之後的事。
雖然，中國古代文化是有“瘟神”之說的，而且司瘟疫之神包括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仁貴，還有瘟神總管史文業。但是，瘟疫肆虐，真正見真章的時候，中國古代防疫抗疫是“不信鬼神，不信巫術”。歷朝歷代治理瘟疫上，首先要整治的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抗疫不力或發國難財的的官僚大賈，另一個就是蠱惑人心的巫者。為歷朝歷代對抗瘟疫立下汗馬功勞的中醫，有著名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醫”者不治。
蠱惑人心的“巫者”及其追隨者，是數千年以來，歷次瘟疫都會出現的伴生品！“巫者”製造出蠱惑人心的產品，通過各個時代皆有不同的載體，以俘獲災民人心為方法，達到自己的各種目的。“巫”者的面孔，可以代有不同，甚至是千差萬別，但是蠱惑人的方法，則大同小異，往往都是能讓災民感覺到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甚至處於精神麻醉、出現幻象的地步。
前兩年，美國有一部大片《最後的巫師獵人》，講的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女巫獵人寇特，與企圖釋放超級瘟疫滅絕人類的黑巫後、邪惡女巫們之間的爭鬥。這與歐洲中世紀的“獵巫運動”似乎有著某種聯繫。當年，也就在而今歐洲衣帽整齊的不遠處，瘟疫肆虐，在教士的蠱惑下，根據《聖經》中所說“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語錄”，當地的女子，也往往被當做平息瘟疫的替罪羊。打著“贖罪”的名義，女子們也揹著“女巫”的惡名被處決。以學者布里吉斯的統計，從1450年到1750年，整個歐洲的“巫案”數量，至少在十萬件以上。而有的文章則認為：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成千上萬的無辜者們，頂著“巫師”的惡名被殘忍殺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
《最後的巫師獵人》似乎是在強調意圖用瘟疫滅絕人類的“巫者”是存在的，“獵巫”具有歷史的正當性。這應該也是西方涉及巫師的文學影視作品裡，出現好與壞、善與惡兩種巫師面孔的歷史評價。1735年，英國頒佈了禁止民間動用私刑獵殺巫師的《巫術法案》，但是，那個宣稱能夠“鬼上身”而轟動一時的女巫海倫，還是被官府依據這個法案，坐了九個月監獄。這個法案，一直到1951年才被廢除，也才讓《哈利波特》這類作品的出現成為可能。
“巫”是歐洲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繁榮相比，只是顯得有些悽慘，但是，流傳至今的則是老妖婆、黑巫師的殘暴無情，依然能夠讓小孩子們心生驚悸。這實際上是西方人對於“巫”的一個形象定格。
“蠱惑”一詞雖源自中國“巫”文化，但是卻也早已從“巫”文化中脫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存在的行為表述。
清朝中葉著名文學家袁枚寫《子不語》一書中，有個“蔡書生”的故事：話說杭州北關門外有一間房子，是間出名的凶宅，經常鬧鬼，無人敢住。一位姓蔡的書生將房子買下來並住了進去。到了晚上，果然有一女子飄然而至，她先對蔡書生拜了一拜，就將一條繩子掛在屋樑之上，伸長頸去鑽到那個繩圈之中，但是蔡書生一點都不怕。女鬼唯有再在屋樑上再掛多一個繩圈，準備去招呼蔡書生。蔡書生伸出一隻腳套入繩圈之中，女鬼立即說：“你錯了！”蔡書生笑著講：“你錯了才有今日，我沒有錯！”女鬼痛哭，再次跪拜蔡書生之後就走了。從此，這間屋就再沒有鬼的出沒了，蔡書生也考取了功名。
“蔡書生”的故事流傳很廣，在民間還常有吊死鬼製造幻境和是非，擊潰受害人心理防線，步吊死鬼後塵的說法。這些鬼故事的真正意思，實際上是勸人莫聽信人別人的蠱惑，尤其是在幻境面前要有定力，否則，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有人說：“瘟疫伴生謠言”是一個跨越歷史、種族和文化的普遍現象。在我看來，更加不可避免的則是伴隨瘟疫而出現的“巫者”，它們與抗疫不力的貪官汙吏是歷次瘟疫必然會出現的孿生兄妹，有其一必有其二！因為抗疫不力，“巫者”就有了充分發揮蠱惑的機會和市場，就會擁有信眾。也正如《烏合之眾》所說：“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可以擁有正常的思維和理智，可是一當他進入到某個群體中時，成為公眾的一員，其智商也就會降到平均水平之下。群體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不經過大腦，只是在感情的兩個極端徘徊。”當“巫者”的信眾達到了一定規模，就有了勢，成為政府抗疫必須要面對的“勢”，因為，這種“勢”很有可能會沖垮人類抗疫的所有努力。
由此可見，中國乃至世界瘟疫史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題目，畢竟，人類走到今天，是伴隨著無數次與瘟疫鬥爭的過程，伴隨這一過程的文學作品，必然是一個值得矚目的現象。
2020.3.29夜於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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