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易书生
文学的价值不止在于批判，或者说批判仅仅只是文学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手段，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对于人类发展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或者说，文学发挥着人类精神润滑剂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否则，就会去它的位置。人类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精神上的营养和力量，尤其是在最困难的时刻。
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一书描绘了人在灾难中的灰暗和颓废、无知和堕落，却也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从网络上搜寻的图片及故事看，加缪当年也是一个阳光朝气的帅小伙子。他在《鼠疫》这部小说里，虽然使用了一系列生动有力的意象，来表达“战争”、“囚禁”和“死亡”的阴影，表达失去“和平”与“自由”的痛苦，诠释恶的肆虐与美的毁灭，但是，他的目光和内心，却是深深地热爱着光明，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阳光的美好以及期许阳光到来的热情：“暴雨过后，天空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
相比于那些发泄个人灰暗情绪的文学，为人类命运负责任的文学作品，总是要放在人类发展这一个层次的主题上来审视，正如，《鼠疫》这部作品，不仅于1947年获得了法国批评奖，而且五十年多年来畅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1957年，加缪本人也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得获诺贝尔文学奖。
最近，我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加缪以及他的《鼠疫》，实在是因为，瘟疫是面照妖镜，同样能够照出文学的骨头及灵魂。文学的不景气以及某种文学作品异样喧嚣的怪相，已经影响到了这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已经到了必须提醒注意的时候。悲伤的事情已经发生，文学上的再度悲伤和灰暗，只会加速死亡。蛊惑，更是罪恶！
作为瘟疫时期特殊的人类精神产品制造商，“巫”有着最为古老的面孔，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尧帝时的大巫巫咸，并且在漫长的上古、远古时期，“巫”与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拥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商人行巫政。周朝之后，“巫”的面孔和社会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儒家、道家文化的发展，“巫”逐渐失去了官方的支持，由官方走向了民间，形象也日趋走向“行邪恶法，生邪恶心，不择手段，残害生灵，种种不仁”，角色也转变为对抗者甚至捣乱者，不变的则是“蛊惑”。
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
东汉末年，中国爆发大瘟疫，巫风盛行。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领导人张角，便是在东汉末年的大瘟疫中，扮演着神一样的角色，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灾民治病，深得民心，徒众达数十万人。最终举事，走上了与官府对抗的道路。虽然，张角所信奉的是太平道，甚至与曹操所信奉的“中黄太乙”之道一样，都属于“黄老道”的同一分支，但是对于灾民来讲，甭管信仰的正统与分野，都有着与“巫”相似的召唤力。虽不是“巫”，却有着民间的“巫”的信仰基础。至于道教讨伐巫师多行鬼道、妖魔之道，那也是后来许多年之后的事。
虽然，中国古代文化是有“瘟神”之说的，而且司瘟疫之神包括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还有瘟神总管史文业。但是，瘟疫肆虐，真正见真章的时候，中国古代防疫抗疫是“不信鬼神，不信巫术”。历朝历代治理瘟疫上，首先要整治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抗疫不力或发国难财的的官僚大贾，另一个就是蛊惑人心的巫者。为历朝历代对抗瘟疫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医，有著名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蛊惑人心的“巫者”及其追随者，是数千年以来，历次瘟疫都会出现的伴生品！“巫者”制造出蛊惑人心的产品，通过各个时代皆有不同的载体，以俘获灾民人心为方法，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巫”者的面孔，可以代有不同，甚至是千差万别，但是蛊惑人的方法，则大同小异，往往都是能让灾民感觉到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甚至处于精神麻醉、出现幻象的地步。
前两年，美国有一部大片《最后的巫师猎人》，讲的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女巫猎人寇特，与企图释放超级瘟疫灭绝人类的黑巫后、邪恶女巫们之间的争斗。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运动”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当年，也就在而今欧洲衣帽整齐的不远处，瘟疫肆虐，在教士的蛊惑下，根据《圣经》中所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语录”，当地的女子，也往往被当做平息瘟疫的替罪羊。打着“赎罪”的名义，女子们也背着“女巫”的恶名被处决。以学者布里吉斯的统计，从1450年到1750年，整个欧洲的“巫案”数量，至少在十万件以上。而有的文章则认为：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们，顶着“巫师”的恶名被残忍杀害，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
《最后的巫师猎人》似乎是在强调意图用瘟疫灭绝人类的“巫者”是存在的，“猎巫”具有历史的正当性。这应该也是西方涉及巫师的文学影视作品里，出现好与坏、善与恶两种巫师面孔的历史评价。1735年，英国颁布了禁止民间动用私刑猎杀巫师的《巫术法案》，但是，那个宣称能够“鬼上身”而轰动一时的女巫海伦，还是被官府依据这个法案，坐了九个月监狱。这个法案，一直到1951年才被废除，也才让《哈利波特》这类作品的出现成为可能。
“巫”是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相比，只是显得有些凄惨，但是，流传至今的则是老妖婆、黑巫师的残暴无情，依然能够让小孩子们心生惊悸。这实际上是西方人对于“巫”的一个形象定格。
“蛊惑”一词虽源自中国“巫”文化，但是却也早已从“巫”文化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行为表述。
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写《子不语》一书中，有个“蔡书生”的故事：话说杭州北关门外有一间房子，是间出名的凶宅，经常闹鬼，无人敢住。一位姓蔡的书生将房子买下来并住了进去。到了晚上，果然有一女子飘然而至，她先对蔡书生拜了一拜，就将一条绳子挂在屋梁之上，伸长颈去钻到那个绳圈之中，但是蔡书生一点都不怕。女鬼唯有再在屋梁上再挂多一个绳圈，准备去招呼蔡书生。蔡书生伸出一只脚套入绳圈之中，女鬼立即说：“你错了！”蔡书生笑着讲：“你错了才有今日，我没有错！”女鬼痛哭，再次跪拜蔡书生之后就走了。从此，这间屋就再没有鬼的出没了，蔡书生也考取了功名。
“蔡书生”的故事流传很广，在民间还常有吊死鬼制造幻境和是非，击溃受害人心理防线，步吊死鬼后尘的说法。这些鬼故事的真正意思，实际上是劝人莫听信人别人的蛊惑，尤其是在幻境面前要有定力，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有人说：“瘟疫伴生谣言”是一个跨越历史、种族和文化的普遍现象。在我看来，更加不可避免的则是伴随瘟疫而出现的“巫者”，它们与抗疫不力的贪官污吏是历次瘟疫必然会出现的孪生兄妹，有其一必有其二！因为抗疫不力，“巫者”就有了充分发挥蛊惑的机会和市场，就会拥有信众。也正如《乌合之众》所说：“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拥有正常的思维和理智，可是一当他进入到某个群体中时，成为公众的一员，其智商也就会降到平均水平之下。群体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经过大脑，只是在感情的两个极端徘徊。”当“巫者”的信众达到了一定规模，就有了势，成为政府抗疫必须要面对的“势”，因为，这种“势”很有可能会冲垮人类抗疫的所有努力。
由此可见，中国乃至世界瘟疫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毕竟，人类走到今天，是伴随着无数次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
2020.3.29夜于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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