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鄉村經濟,是新基建的“大頭”?

認識鄉村,就認識了一大半真實的中國。

振興鄉村經濟,是新基建的“大頭”?

一場疫情,讓武漢這個超級城市幾近崩塌,也讓隔壁硬核的“河南村長”上了熱搜。這裡面暴露了太多問題。

比如在意外封閉的情況下,城市的醫療資源擠兌,導致死亡率過高;經濟供應鏈斷裂,導致產業癱瘓;城市組織複雜,導致防疫信息解釋成本增加...

但同時我們也發現,隨著“農村防控是重中之重”的共識下達,各地農村基層幹部嚴防死守,排查、勸返、大喇叭、封路,在疫情防控前期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那麼,在重大突發風險面前,為什麼鄉村能夠擁有如此亮眼的本地化生存能力?它對城市的治理和建設又有何借鑑意義?在中央號召“新基建”的大背景下,農村建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認識鄉村,就認識了一大半真實的中國。我們有必要去研究此次疫情影響下鄉村建設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和未來發展之路。

新農村經濟的硬核:多維生產力的提升

其實,從防疫角度本身講,鄉村的基礎設施資源是不足以抵擋如此兇險和突發的疫情的。

首先,它的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一個鄉鎮往往只有1、2個鄉村醫生和1個診所,一旦疫情爆發,難隔離、難治理;其次,社區服務體系不完備,不少偏遠農村地廣人稀,難以實時監控管理;再加上大多數農民缺少防護意識,春節期間依然走親訪友的現象比比皆是。

因此,如果農村失守,所得的後果和付出的代價將會更大。

所幸,此次鄉村成功防疫。比如離武漢較近的河南。

防疫成功的一方面,是因為“差序格局”下鄉村治理的迅速、果斷和堅決。

差序格局由費孝通提出,他認為,鄉土最大的特點是“不流動”,因為鄉土社會的生活極具地方性。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鄉村之間的信息傳播和治理打破了城市組織的秩序和官僚體系的階層,往往村長的一個大喇叭就能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農村在突發封閉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個人在短時間內至少可以做到不受外部產業鏈的影響,少部分成為產業鏈供應端的農戶會因此滯銷;但就超級城市而言,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影響較大,企業和產業鏈則基本處於癱瘓狀態。

這裡面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生產端較為單一,主要依靠外部供應鏈的輸入(包括農村、郊區、工業園區等所生產的物資);而鄉村的生產端是多維的,在外部供應鏈渠道端斷裂的情況下,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生產力自產自足。

但,“從土裡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

這同樣出自費孝通的筆下。

上文提到的差序格局也好,自給自足也罷,在特殊時期的確確保了農村的短暫運轉,但在更多時候,實際上阻礙了農村的現代化進程。

並且事實上,他的鄉土中國論是對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鄉村的社會研究,時至今日,農村經濟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隨著4G、移動互聯網的推進和用戶下沉,抖音、快手、拼多多、淘寶等都進入了鄉村視野。如果說社交軟件的進入豐富了鄉村百姓的精神娛樂生活,那麼電商經濟則是實實在在地改變了農戶的生活消費習慣,甚至讓他們成為了城鎮產業鏈中的一環。

比如拼多多的農產品供應鏈。

2019年數據顯示,拼多多通過“拼農貨”模式,成立4年以來,不斷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新農業流通模式。2018年,平臺推動農產品及農副產品銷售額達653億元,預計2019年將突破1200億元。這其中,大量產區農貨通過拼多多擴大流通半徑,由小眾作物成為“網紅”產品。如雪蓮果、百香果、小黃姜等一大批農產品,成為銷量突破100萬單的“冠軍農貨”。

投資界曾發表的《爆款背後的秘密:拼多多改造供應鏈的背後》一文中指出,拼多多改造供應鏈的背後主要是數據的驅動和流量的變革。拼多多將社交與電商相結合,讓電商不再是流量黑洞,同時也讓那些真正優秀的商品,可以通過社交網絡傳播開,獲取更多的用戶,讓那些用戶口碑不好的劣質商品被淘汰。整體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社交+電商模式。

此外,京東物流、菜鳥網絡、順豐等都形成了供應鏈平臺網絡,為鄉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生產力變革起到了極大作用。

但這並不是單一的經濟體入駐就可以形成的。這裡面還有農村公路的修建,從而保障了物流體系的基本運輸;也包含了4G、寬帶等網絡設施和家電下鄉的齊備,從而保證了互聯網經濟的帶動;以及各種智慧農業、智慧水利等的推行,比如無人機噴灑農藥等,從而提升產能....

總之,我們既要保證生產元素的多樣性,圍繞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供給側尤其是生產端的改革;又要積極融入城鎮產業鏈,

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

在這其中,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是影響生產端改革的重要因素。

傳統基建中的鄉土中國,面臨哪些問題?

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被明確上升到國家戰略是在2017年的十九大。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艱鉅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後勁也在農村。

不過實際上,自十八大開始中央就採取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實施,加快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近5年來全國新建、改建了農村公路127.5萬公里,99.24%的鄉鎮和98.34%的建制村通上了瀝青路、水泥路,解決了2.5億多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90%以上的鄉村通了寬帶互聯網。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併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從規劃來看,農村基建從公路、水利、能源、電網、信息化、農村金融六方面齊頭推進。業內預計,從2018年年底到2020年,國家對農村基建的投入可能達到4.52萬億。

但改革歷程任重道遠,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不少短板。

據貴州省城市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貴陽學院教授黃臻2019年10月發表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亟須提檔升級》指出:近幾年,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成效明顯,但與城市相比仍有差距。農村基礎設施仍然薄弱。

比如,部分農田缺乏有效灌溉設施,農業機械化總體水平有待提升;農產品物流設施相對落後;部分村莊沒有汙水、垃圾處理設施,農村人居環境質量仍需改善。以及農村基礎設施供給數量偏少、質量不高,尚未有效支撐起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發展需求;農村基礎設施管護機制不健全,工程長期效益尚未得到很好發揮等等的問題。

造成該問題的既有鄉村本身的政治、文化特殊性原因,也有傳統基建在多年發展中邊際效用和收益遞減的因素存在。

比如具體可表現為,長期以來,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管護機制不健全、資金使用過程缺乏有效監督等因素,農村基礎設施長期運行和效益發揮缺乏足夠保障。

因此,農村基礎設施需要提檔升級。

新基建是振興鄉村的正確答案嗎?

今年是2020年,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戰略安排,2020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中取得重要進展的時間點。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明確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多個省份陸續發佈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資項目中,新型基礎設施項目佔據了相當的比重。

為什麼國家要在這個時間點提出“新基建”政策?新基建是否又對振興鄉村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大領域

。相比於傳統基建,新基建對科技創新的關注大大提升,短期可創造就業和增長,也可促進結構轉型升級,帶動經濟的中長期健康發展。

另外,新基建的投資更多是市場與政府合力推動,而不是和傳統基建一樣由地方政府主導。相關人士指出,隨著民間投資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新基建”對於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將遠大於傳統基建。

新基建的推出被有些人解讀為疫情下的求生政策,但實際上,新基建中提到的一些基礎建設比如特高壓輸電、城市地鐵早在傳統基建時期就已經開始佈局了。不過我們依然可以找出它的指向性,就是更偏科技賦能。

就目前來看,新基建對鄉村建設的推動,和年初農業農村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聯合印發的《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要求是相輔相成的。

農業農村部負責人表示,《規劃》的印發實施,順應了數字化發展新趨勢,契合了億萬農民群眾的新期待,

突出了數字農業農村建設的戰略地位,對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彌合城鄉“數字鴻溝”、培育鄉村振興新動能、搶佔全球農業制高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它明確了今後一段時期數字農業建設的發展思路,提出要以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為發展主線,以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經濟深度融合為主攻方向,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著力建設基礎數據資源體系,加強數字生產能力建設,加快農業農村生產經營、管理服務數字化改造,強化關鍵技術裝備創新和重大工程設施建設,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開放共享,全面提升農業農村生產智能化、經營網絡化、管理高效化、服務便捷化水平,用數字化引領驅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力支撐。

但曾任證監會常務副主席、國家體改辦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的李劍閣在新基建提出之前,2017年的時候就曾指出,中國要迎接更大範圍的更加深刻的改革。中國面對的結構調整任務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所以目前,

市場上似乎開始出現過分吹捧新基建的現象是不太理性的。其中比較明顯的就是科技股的上升。在農村這個複雜的環境,新基建到底是否能夠落地,經濟是否能夠得到真正的增長,這與虛高的股票又是兩回事。

另外,基建的投資特點是前期投入大,回報週期長,傳統基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過傳統基建的投資項目壟斷性高,資金主要來自政府的公共服務等財政支出,此次新基建因其科技屬性較高,市場主體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的參與度增強,在新基建的資金來源和建設這一塊,還需細化准入門檻。

不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博士候選人範梓騰在研究中曾發現,現實中很多資源充裕的公共組織在創新上的績效表現卻並不理想。一項對過去近30年相關文獻的回顧發現,似乎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得到經驗數據的有力支持。也就是說,“錢”在提升技術創新績效上的作用可能並沒有我們之前所預想的那樣巨大。即以電子政務為代表的公共組織技術創新,可能並不是一個“資金問題”。

相對來說,良好的制度設計或許更為關鍵。

考慮到在當前我國已經步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存量改革”階段,地方政府普遍在資金的跨領域分配使用上捉襟見肘,這一政策啟示是有其價值所在的。那麼對於鄉村來說,新基建在一開始的投入的時候,就不必過於糾結資金的問題,而要先考慮整個鄉村制度設計的問題。這也呼應了基礎設施建設的全局性。

總的來說,基礎設施建設和鄉村振興是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過程,均無法依靠一個單獨的政策實現力挽狂瀾或大躍進,而要細水長流,依靠政府、企業甚至個人的努力。

正所謂是之,“匹夫有責”。

參考文章:

1、 數字政府建設:資金還是環境更加重要?

2、 任澤平這個人,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3、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亟須提檔升級

4、 “新基建”資金從哪兒來

5、誰將成為真正的超級供應鏈平臺?

6、爆款背後的秘密:拼多多改造供應鏈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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