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堪稱被“歷史灰塵”遮蓋最嚴重的歷史事件。為什麼這麼說呢？每每跟朋友聊起歐洲的幾大制度性革命，往往要麼說到法國大革命，要麼說到英國的光榮革命，而對這兩大事件起到關鍵性推動作用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卻知之甚少，最多知道個克倫威爾罷了。沒錯，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就是遮蓋它的那厚厚的“歷史灰塵”。
我們會發現一個特點，那就是歐洲各國幾乎都發生過從王權到其他制度模式的革命，但唯獨發生在法國的那場被稱之為“大”革命，那是因為法國大革命充分動員起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參與度和覆蓋面極廣，甚至出現過巴黎平民婦女組織起來在凡爾賽宮驅趕國王的事件，而且法國大革命耗時時間長、死亡人數也相當多，所以史學界才給它加了一個“大”字。相較之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一場常規意義上的革命，就是兩派之間真刀真槍幹一場而已，無論社會參與度還是從規模上都無法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這是它不太被重視的原因之一。
另外光榮革命的意義太深遠了，而且又與資產階級革命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聯繫，這甚至會導致很多人將兩者混淆，或者簡單地將資產階級革命歸為光榮革命的前湊。其實我們如下理解才能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英國僅僅發生過一次制度性革命，是由很多事件串在一起組成的。但由於最後那個事件方式太特殊、影響太深遠，因此被單列出來稱為光榮革命，而其他所有事件被歸為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這就像是一串珍珠項鍊，光榮革命就是項鍊最低端的那顆寶石，資產階級革命就是那串珍珠。
可是沒有珍珠互相串聯，恐怕寶石早就摔碎了。所謂“光榮”就是“不流血”，難道英國人和他們的國王的覺悟在當時就那麼高麼？突然有一天坐下來一談就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哪有那麼好的事。孤立地看待一個歷史事件是我們現在喜歡歷史的人的一個通病，而只有捋清脈絡才會一切理所當然。今天我們就是要著重聊一下資產階級革命，補上這塊歷史知識短板，並把它的“筋”給抽出來看看，到時候我們也就知道了後面的所謂光榮革命並不是憑空就“光榮”了。
如果是單純把過程說一下，那未免就成流水賬了，如果對各事件隻字不提只聊深度的東西，那對於不瞭解具體事件的讀者又太不友好，只會越讀越雲裡霧裡。因此我養成了一個好習慣，那就是在“抽”歷史脈絡之前，用少一個字都不行的方式，精煉地將事件一筆帶過：
國王查理一世對議會下手，為的是維護專制統治；以原先的議會為核心的貴族、資產階級、平民形成一派，以國王為核心的貴族、資產階級、平民形成一派，兩派對打，國王派贏；議會派蹦出個人物叫克倫威爾，軍事崛起返攻殺國王；克倫威爾獨裁；克倫威爾死後全國的貴族、資產階級、平民請回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做國王，結束。
夠簡潔吧，從中你能發現哪些規律？對，好像是畫了一個“圈”，最後國王又回來了；另外兩派好像哪個階層都有，並不是單純的我們印象中的“資產階級推翻國王的反動獨裁統治”這麼簡單；最後克倫威爾好像很特殊。沒錯，總共就這三個規律，我們一一來撥開它們。
為啥國王動一動議會就敢造反？要知道對於整個歐洲來說，在基督教影響下，農民起義可以說是極其罕見的，早在與古羅馬平行時期裡的東方就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哲學思考，而西方在整個漫長的中世紀就是“王侯將相有種”。其實這事兒只能首先發生在英國，因為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四百多年前貴族們就與國王簽署了《大憲章》，它有這個傳統，就是英國雖然與歐洲大陸同樣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狀態，但法國、奧地利那些君主是無節制的。對於《大憲章》以後的英王來說，他們在國家的大情小事上幾乎都有決定權，唯獨對於憲章裡規定的幾件事碰不得。
比如說當國王要加稅時，必須得跟貴族們商量決定；當貴族犯了法可以依法制裁，但如果沒犯法，國王不能說：“我就是要殺你，沒有理由，有錢難買我願意”；騎士們雖然負有服兵役的義務，但國王不能沒事找事的組織他們出去打仗等等。你會發現其實《大憲章》不算是個標準的憲法，英國至今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成文憲法的國家。《大憲章》只是一個專門用於限制國王“任性”的契約。就是所有國王該有的專制權力都有，所有過度的權力都不行。
因此當查理一世解散不聽他的議會的時候，他是有這個權力的，但你解散了就沒有了那個跟貴族“商量事兒”的地方了。這就尷尬了，國王做的是他權利之內的事、議會造反也是有正當理由的。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說明英國單靠一個《大憲章》還遠遠不夠，它還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才能徹底破局。
起初議會黨在保王黨面前總是輸，那是因為國王那邊是正規軍，議會這邊只有少量支持議會的正規軍，多數由平民組成，你就是人數再多也沒用。可是當克倫威爾出現後局面就不一樣，這是一個類似於拿破崙的標準“強人”類型的角色，但他不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而是“嚴於律己嚴以待人”，沒錯，他就是這麼一個跟自己內心作鬥爭、跟所有人作鬥爭、跟整個人性作鬥爭的人。這樣的人訓練出來的軍隊真的很難輸，被俘虜的國王也很難活命。
人民為啥又不要他了？還是因為嚴。要知道這一時期英國的宗教改革已經基本完成，新教佔據了絕對優勢，但新教並沒有及時的自我“踩剎車”，而是繼續分化出了好多極端派，比如清教徒。克倫威爾就是一個標準的清教徒，如果說新教剔除了天主教裡的教皇、主教等“世俗權力雜質”的話，那麼清教徒就是要剔除一切與教義無關的飲酒、看戲等“娛樂雜質”。克倫威爾的獨裁就是這麼搞得，自己也從來不破例，可老百姓受得了麼，老百姓甚至覺得這個獨裁者還不如原先的國王呢。
請回來的國王查理二世，真的是挺符合人民需求的，他沉穩、寬厚甚至還有點文藝。可是我們要問搞來搞去殺了國王又請回國王何必呢？你們革命派當初行動的時候就連個目標都沒有麼？就沒想過要建立個共和國什麼的麼？答案是有明確目標、共和國沒想過。
咱們把這個答案解一下，這也就涉及了為什麼兩派裡哪個階層都有的問題了。要知道我們給這一連串事件翻譯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因為革命後的新模式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發展，但參與者並不是只有資產階級，而是以平民為絕大多數的。因此英國人自己管它就叫做revolution，也就是革命的意思。當時就是在一群貴族的領導下，很多鄉村的農民和城鎮的手工業者參與了進來，他們也沒有資產階級的概念，無非就是見面聊天的時候“哎！你是開鐵匠鋪的呀，我是修鞋的，也在倫敦，跟你就隔著兩條街”，如此而已。他們並沒有把自己歸類為“有產者”，更沒有自認為是緊密團結的一個整體“資產階級”，更何況在貴族莊園裡整日勞作的那些農民才是革命大軍的主體，因此這場革命還有兩個更為貼切的名稱，那就是“英國內戰”和“英國革命”。
這也就說明不是當時資產階級要求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而是英國從上層貴族到底層平民都希望把國王的權力關進牢籠裡，至於怎麼關，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場革命太早了，它比美國獨立並建立三權分立政體早了136年、比法國大革命早了149年、比俄國十月革命早了整整277年。當時的英國沒有先例可尋，也沒有經驗教訓可吸取，只能自己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他們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不能讓國王無限制的“胡來”。因此才出現這樣的局面：當他們覺得國王太霸道的時候，都起來造反了；當國王被殺的時候，總得有人來統治，克倫威爾獨裁了；當他們發現護國公還不如國王的時候，那些造反的軍隊和人民又把國王請回來了；包括後面當他們發現請回來的國王還是一心想獨裁的時候，人們又蠢蠢欲動了，但有了前車之鑑，國王怕被殺就乾脆跑了；請誰當國王的權力落到了議會手裡，那我們請回來的國王得跟我們籤個協議再登基，於是才有了光榮革命。
沒錯，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那根“筋”，他們知道自己的目標，但唯獨不知道自己的目標實現後國傢俱體是個什麼制度，也就是說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討論過權力該由誰來掌控的問題，而是一直在討論要以一個什麼樣的制度才能把所有人的權利都限制起來的同時又都有所保障。直到這一制度出現並定型之後，文字才後期跟上並總結為——君主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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