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願接受黨的一切考驗和審查”。
35年前，湖州青年吳水霖在他的入黨申請書中寫下了這句話，那是他參加工作的第九個年頭，那一年他29歲。
35年後，重溫這句話時，吳水霖卻出現在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這名64歲的浙江省湖州市政協原主席，坐在被告席上，等待著法律對他的審判。
7月11日，法槌敲下，“對被告人吳水霖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對吳水霖已全部退出的受賄所得人民幣431.9702萬元、港幣100萬元、美元3000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法庭經審理查明，2006年至2018年10月間，被告人吳水霖利用擔任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委書記、湖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市委政法委書記、市政協主席的職務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工作調動、假釋審批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先後多次非法收受他人以合作投資、掛名領薪、代付款項、借款等形式所送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514.2781萬元。
“考驗”顯然是沒能經受住，當年的那句話，只應驗了後半句——接受黨的紀律審查。
浙江省紀委監委在對吳水霖的通報中，連用三個“毫無”：毫無黨性原則、毫無底線意識、毫無廉恥之心。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這位出身世代農民家庭、受黨培養多年的正廳級領導幹部淪落到如此地步？
自認高明、心存僥倖：“過去的一些做法都是作了規避的，組織上未必清楚”
大多數違紀違法的黨員領導幹部都存在僥倖心理，這一點在吳水霖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組織這麼大，很難知道得那麼清楚、那麼全面，組織也會有顧不過來的時候，也會有百密一疏，有些情況也會有不瞭解、不知道的。所以，只要多加掩飾，組織是不可能掌握所有情況的。”這是吳水霖懺悔書中的一段，正是他僥倖心理的真實寫照。
“心思縝密、考慮周全”是吳水霖的自我評價。他的僥倖除了建立在“組織百密一疏”的錯誤認識上之外，更多的是對自己能力和手段的“自信”。
據辦案人員介紹，吳水霖的反調查意識很強，為了“不讓組織完全瞭解自己”，他在實施違紀違法行為時，有意識地設法抹掉痕跡。長期以來，在與別人的經濟往來中，全部使用現金，目的就是不讓組織發現問題，從賬目上看不出資金流向。為了掩蓋個人行蹤，在車改前，他實際有兩個駕駛員，一個是機關事務管理局指派的，一般公務活動都由這名駕駛員負責；一個是他自己選的熟悉的駕駛員，上下班以及處理私事的時候就讓這名駕駛員開車。為了減少知情點和知情面，吳水霖對人，特別是對身邊的人，織起了一張“防護網”，他從不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他的歷任秘書們，為的就是不讓他們知道太多。哪怕買一間單身公寓，也以他人的名義“代購”，這樣一來不用向組織進行房產申報，二來在裡面處理私事也不容易引起外界關注。
平時對組織日防夜防、百般規避，一旦東窗事發，就全面對抗、大量串供。
2014年，浙江省委巡視組巡視湖州期間，收到舉報，反映吳水霖向老闆湯某某借款50萬元長期不還的問題。巡視組向其瞭解情況時，他與兒子吳某統一口徑，並指示吳某將本息共計100萬元迅速歸還該老闆，“有驚無險”躲過此事。
2018年9月至10月，在浙江省委新一輪巡視中，吳水霖得知巡視組在瞭解浙江某公司開發房地產項目的有關問題後，擔心自己收受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樓某某賄賂的問題敗露，趕緊把在杭州創業的兒子叫到湖州，商量對策，統一口徑。他“教”兒子如果組織上找談話，要怎麼回答，怎麼應對，怎樣儘可能地規避問題、隱瞞真相、保全自己。在紀檢監察機關找其兒子談話後，他主動向市委書記“說明情況”，卻連用“3個從來沒有”和“12個任何情況”，來掩飾自己內心的慌張。
吳水霖之所以敢如此和組織對抗，原因就在於“心想自己過去的一些做法都是作了規避的，組織上未必清楚，而自己卻是很有底氣的”。正是這種自信過頭的自負，導致他產生嚴重的僥倖心理，使他一次次失去向組織交代問題的機會。及至成為“階下囚”，他才認識到自己“自以為是，自作聰明，盲目自信，盲目自大”。對黨不忠誠、不老實，不講政治、不講紀律，吳水霖自稱“在對抗組織中釀成了人生悲劇”。
漠視紀律、放任而為：“認為紀律是對著別人，不對著自己”
時至今日，吳水霖還清晰地記得26年前，他第一次違規違紀的情形……
時間回溯到1993年，那時的吳水霖是一名年輕有為的副處級幹部，組織看好他，送他外出學習。學習期間，吳水霖結識了一名“商人朋友”，並由此邁出了違紀的第一步。“當時，心裡也是惴惴的，感到很沉，很對不起組織。回到學校，一進校門頓覺磨盤壓心，臉上發燙。”然而，紀律的籬笆一旦打開，便一發不可收拾，很快，他那“惴惴之心”便過去了，認為在這裡人生地疏，熟人看不見，組織上也不知道，不會有什麼事。
“轎伕溼鞋，不復顧惜”。第一次嚐到“甜頭”後，吳水霖先前的自我節制便開始一點點瓦解。學習回去之後，他繼續自我放任，不想回頭。“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隨著所犯錯誤越來越多，吳水霖內心深處對紀律、規矩的敬畏感漸漸消減。思想上無禁忌，行動上便不自重、不檢點、不節制，致使有些錯誤，一犯再犯、互相交織，不能自拔。
到後來，講紀律、守規矩這些話，吳水霖也就只在開會、學習時嘴上說說，總認為“紀律是對著別人，而不是對自己”。而且錯誤地以為一些違紀問題只是小問題，無礙大局，即便組織知道了，不外乎批評幾句、談個話、寫個檢討、給個黨紀處分，總之不會有大危害。
然而2010年，一件吳水霖眼中的“小問題”卻給他帶來了大危機。
社會人員凌某偶然得知了吳水霖違反生活紀律的問題，並揚言要到網上曝光。驚聞此事，吳水霖頭皮一陣發麻，“心想這下完蛋了，要前功盡棄。好不容易得來的名聲地位就要毀於一旦。”那時，他既不敢對外聲張，更不敢向組織彙報，想來想去覺得只能找人“私了”。於是，他便讓一名受過自己幫助的曾經的下屬、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委副書記徐某某（已另案處理）出面解決。徐某某為替老上司擺平此事，前後共支付給凌某68萬餘元（凌某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當精疲力盡的徐某某給吳水霖打電話彙報“終於擺平了”的時候，吳水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醜聞總算被掩蓋掉，但問題的性質卻更嚴重了。那68萬餘元實質就是變相受賄，這一下，生活紀律問題演化成職務犯罪了。既有的錯誤得不到改正，吳水霖在犯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私心膨脹、愛子不當：“年過半百以後，想自己、想孩子多了，從自私自利發展到違紀取利、以權謀利”
在吳水霖案庭審現場，旁聽席上坐著一名三四十歲的男子，公訴人的起訴書還沒宣讀完畢，該男子便快步走出法庭，來到走廊上掩面抽泣。該男子就是吳水霖的兒子吳某。
記者梳理吳水霖嚴重違紀違法行為，發現大部分都發生在他50歲之後，且其違紀違法的金額，超過一半直接與兒子有關：2004年向老闆湯某某借錢50萬元用於給吳某做生意，直到十年後省委巡視組過問此事才歸還；2007年，接受老闆樓某某以“投資”方式為吳某的公司提供資金200萬元，2006年至2018年期間，吳某在樓某某的公司領“空餉”共計64萬餘元；2010年向老闆丁某某“借款”100萬元港幣，用於吳某炒港股。
“我前半生因為工作，對兒子關心很少，基本沒時間陪他。”基於這種補償心理，當2001年兒子從國外讀書回來在杭州創業受挫時，吳水霖決定盡一盡“做父親的責任”，好好彌補過去幾十年對兒子的虧欠。
但一向“考慮周全”的吳水霖又不敢輕舉妄動，過於直接明顯地收受好處，“怕影響自己升官提拔，甚至結束政治生涯。”
此時，他的“縝密”再次得到了體現。一是在目標對象選擇上，為了保險起見，他將目光鎖定在湖州有項目的杭州老闆，並將這些受過他幫助或日後可能還需要他幫助的老闆介紹給兒子，頻頻暗示他們要對兒子的生意多加“關心”。二是在受賄方式的選取上，他拒絕採取收受乾股這類“太明顯，容易暴露”的方式，而代之以“投資入股”等相對隱蔽的手段。三是為行賄人所辦事項上，大多是企業經營、款項支付、職務晉升等風險“相對較小”的事。
儘管花樣各異、手法不同，但實質就是為了一個字——錢。正如吳水霖自己所說，“年過半百以後，想自己、想孩子多了，從自私自利發展到違紀取利、以權謀利”。
然而，吳水霖只想著自己和兒子，卻忘記了母親臨終前的教導。當公訴人提及吳水霖的母親時，他在法庭上第一次落淚了。“我母親是舊社會討飯的農家女，從小教育我，凡事不忘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要做一個正直的老實人。”在最後陳述階段，吳水霖痛哭道，“我被提拔為副縣級領導幹部不久，母親就因病去世，臨終前她囑咐我要好好工作，為她、為家庭爭光，不要丟她的臉。但現在我淪落到這樣的地步，犯下這樣的罪行，我不忠、不孝、不恥。有一天我也走了，再見到母親，該如何面對她……”
母親的教導和臨終時滿懷期許的眼神，成了吳水霖心頭的一根刺。他說，在接受組織審查調查的日子裡，晚上經常做夢，總是夢見母親，就在開庭前一天晚上，母親還出現在夢裡，只是，他已不敢直視母親的眼睛了。
懺悔錄
我是一個受黨教育幾十年的老黨員、老幹部，曾對黨充滿著無限的感情和依戀，卻走上了違紀違法的道路，剛剛退休沒幾天就被留置，成了一個恥於見人、愧於對黨的罪人。回想過去，我也曾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但多年來好話聽多了，人就飄飄然起來，放鬆了學習、放鬆了改造，自不珍惜、迷途不返、錯誤連連。今天，我內心交織著羞情、悔意、苦味，無以言表，只任淚水盈眶、滴落紙上，寫下這無盡的懺悔……
自認高明，在抗拒組織中釀成人生悲劇。我是靠著黨，靠著組織培養一步步成為正廳級幹部的。本來應當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卻在私心私慾的矇蔽下，產生了錯誤思想，認為只要多加掩飾，組織是不可能掌握所有情況的。我在實施違紀違法行為時，就做一些反偵查措施，抹滅違紀違法的痕跡；在平時挖空心思，製造種種假象，企圖逃避組織調查；發現組織在調查時，抱著全面對抗的態度，進行串供。現在想想，真是愧對組織的厚愛，內心無比悔恨。
道德淪喪，在違反紀律中演變成為犯罪。長期以來，自己錯誤地認為，生活問題是小節，生活作風是小事，無礙大局。即使外面有風聲、有議論，也只是一時說說而已，不會有什麼大的危害、造成多大的影響。至於紀律意識、規矩意識，更是非常淡漠，平時開會學習時經常在口頭說，但一涉及到自己實際，就忽視了、忘記了，就不當回事了。思想上無禁忌，行動上就不自重、不檢點、不節制，甚至發展到了不收斂、不要臉，肆意妄為、道德淪喪，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貪慾膨脹，在追逐金錢中走向身敗名裂。思想防線出現缺口，道德觀念隨之滑坡，本來深藏心底的貪婪也慢慢佔了上風，特別是兒子從國外讀書回來在杭州創業卻不順利，更是讓自己攫取經濟利益的念頭強烈起來。在黨紀國法的利劍高懸下，自己又不敢過於直接和明顯地收受好處。所以把目光投向了在湖州有項目做生意的杭州老闆，希望利用他們有求於我的機會，把好處給吳某。現在回憶起來，心痛不已，我居然被金錢奴役到了這個地步！我的靈魂是骯髒的，我的思想是貪婪的，我的行為是違法的。
在長長的反思和深深的懺悔中，我痛切地感到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教訓之一，思想不能蛻變。思想蛻變，必然導致行為墮落，這些年來，我的思想標準越來越低，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思想不斷膨脹、放大，特別是生活作風從放鬆，到放開，甚至發展到放縱，使自己節節敗退，全面崩潰。
教訓之二，紀律不可鬆懈。紀律體現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的悲劇人生是從違紀開始的，小不理，害全身，紀律一旦放鬆，就會“溫水煮青蛙”，慢慢地失控、失常，失去理智，走向徹底失敗。
教訓之三，當官不能發財。口頭上我也經常這樣說，但在行動上，卻自覺不自覺地和那些老闆比，總覺得心裡不平衡，特別看到兒子生意不順的時候，心裡更加不安分了，私慾作祟，變換手法，以圖謀利“發財”。伸手必被捉，最後落到今天的可悲下場。
——摘自吳水霖懺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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