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明：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學ACCEPT研究員
消費行為本質上是一種需求行為，而需求行為又是在一定收入約束之下做出的。低消費率一度是中國經濟結構的典型特徵之一，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自改革開放之初到2010年呈持續下降趨勢。此後儘管有所上升，但仍低於國際經驗水平和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導致消費率偏低的根源在於宏觀收入分配結構中勞動要素報酬份額偏低，而資本和企業獲得的部分較高。
未來，進一步促進消費、壯大國內市場，不僅要從供給端的改革優化著手，還要靠宏觀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從長期來看，要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確保工資增長速度不低於GDP增速，爭取再用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由3-4億倍增至7-8億。從短期來看，有必要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受新冠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收入個人或家庭進行專項轉移支付，對沖疫情停工期間的收入減少和消費能力下降。
一、“低消費率”一度是中國經濟結構的典型特徵
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消費包括兩部分：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以2018年為例（2019年的支出法GDP數據尚未公佈）：我國支出法GDP總規模為88.44萬億元，其中，居民消費34.82萬億元，佔到39.4%；政府消費13.21萬億元，佔到14.9%。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合計佔到GDP的54.3%。其餘的部分中，有44.8%用於投資，形成了固定資本或者增加了存貨，另外的0.8%用於淨出口。
總體來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直到2010年，居民消費在我國經濟中的佔比大體上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53%，下降至2010年的35.6%，降低了17.4個百分點（圖1）。從宏觀經濟結構來講，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降幅。政府消費佔GDP的比例隨時間變化不大，基本維持在14%附近上下波動。因而，兩者加總之後，國民經濟的總體消費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65%以上，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點48.5%。
如果用老百姓日常的語言來打比方，48.5%的消費率也就意味著：全國人民一年辛辛苦苦生產出來100單位產品，其中只有不到一半被用於當年消費了；而其餘超過一半的產品，要麼借給外國人消費了，要麼儲存起來成為對未來的投資。
客觀而言，這種“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支出格局，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裡，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一方面，使得企業、居民和政府能有充足的資源，用來擴大廠房、新增設備，建造住房和商業地產，修建公路、鐵路、機場、港口、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另一方面，經常項目長期維持順差，不僅讓國家在短期內迅速積累起鉅額的外匯儲備，而且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國內宏觀經濟基本穩定。
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當“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支出格局超過一定程度時，就會造成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從而難以持續。這種結構失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急劇凸顯出來：
一方面，淨出口佔GDP的比重達到8.6%。根據一般的國際經驗，如此高的貿易項目順差被認為是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當時一段時期，中國的高貿易順差受到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客的指責，被認為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原因之一。同時，美國、歐洲以及拉美地區一些國家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四起，聲稱中國出口的產品過度搶佔了他們的市場。
另一方面，國內諸多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局面。經過長時間的高投資和產能擴張，煤炭、鋼鐵、電解鋁、平板玻璃等基礎工業行業，以及服裝製造業、傢俱製造、日用小商品製造等大量中低端行業，均呈現了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同質化、低端化競爭導致市場環境緊張，價格一壓再壓，企業利潤率越來越薄。傳統行業不再能夠吸納更多的新增投資。
上述兩方面問題意味著，“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結構超出了合理的程度，已經在損害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低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由曾經的有利，正在轉變為有害——內需不足，削弱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自生能力。這種局面需要得到改變。
二、近年來消費率有所上升，但仍然偏低
好消息是，從2011年起，居民消費佔我國GDP的比例開始觸底反彈，以大約每年0.5%的速度上升，到2018年達到了39.4%的水平。居民消費佔GDP比例的上升，可以看作是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後我國經濟“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結構失衡之後的再平衡，是一種均值迴歸。
但史仍應看到，我國當前39.4%的居民消費率和54.3%的總體消費率，儘管相比於2010年的最低點有所改善，但不論從橫向跨國比較來看，還是縱向歷史比較來看，都仍明顯偏低。橫向跨國比較來看，這兩個數字不僅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圖2）。2018年，美國、日本、德國、印度、巴西的居民消費率分別為68.1%、55.6%、52.1%，總消費率分別為82.3%、75.3%、72.0%；印度和巴西的居民消費率分別為59.4%和64.3%，總消費率分別為70.6%和84.0%。縱向歷史比較來看，當前的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均仍大幅低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水平。
誠然，消費-儲蓄-投資結構受到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發育程度、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不能簡單比較。但如果將上述橫向和縱向對比結合起來看，的確能夠得出較為可信的判斷——中國經濟當前的消費率偏低，未來有上升空間。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國經濟中消費率偏低呢？已有的經濟學文獻中主要從六個方面給出瞭解釋：一是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出發，基於“生命週期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總人口中年輕人佔比較高時，經濟的消費率會比較低，儲蓄和投資率會比較高；而當老年人佔比上升時，消費率會上升，儲蓄和投資率會下降。二是“競爭性儲蓄理論”。典型的例子是，魏尚進、張曉波等學者的微觀實證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生男孩的家庭的儲蓄率，相對而言高於生女孩的家庭。原因是生男孩的家庭為了讓孩子日後在婚姻市場上更具“競爭力”，於是會努力存錢。即網絡上所謂的“丈母孃經濟”。三是“金融抑制理論”，認為由於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需要借錢、有能力借錢的人借不到錢，從而抑制了消費。四是“儒家文化假說”，認為東亞等受儒家文化薰陶的社會中，人們往往有更強烈的抑制消費、偏好儲蓄的傾向。五是“預防性儲蓄理論”，認為我國當前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健全，因而人們擔心未來生病、擔心未來小孩教育、擔心未來養老，所以賺了錢也不敢消費，要存起來應對未來可能的需要。六是從城鄉二元經濟轉型的視角提出解釋。例如筆者之前的論文研究發現：消費率與農民工在勞動力大軍中所佔的比例呈反比，儲蓄率與農民工在勞動力大軍中所佔的比例呈正比。
上面這些解釋都從某個角度、在以不同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經濟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結構特徵。而且，根據其中的部分理論，我們還能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消費-儲蓄-投資結構的走勢形成預判。
例如，根據“生命週期假說”，未來隨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佔比的上升，會導致消費率上升，儲蓄和投資率下降。再如，根據“金融抑制理論”，未來隨著消費金融、互聯網金融的普及，也會對消費率形成向上推力，對儲蓄率形成向下壓力。又如，根據筆者之前對勞動力結構轉型的研究，未來隨著農民工佔比的下降，也會導致消費率上升，儲蓄和投資率下降。
三、消費率偏低的根源在於宏觀收入分配結構
導致現階段我國消費率偏低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宏觀收入分配結構。在勞動、資本、政府三者之間，勞動者從總產出中獲得的部分偏低。從而導致佔據社會人口絕大部分的普通勞動者的消費能力的增長，跟不上中國經濟生產能力的增長。
仍然以數字說話。根據今年2月底發佈的《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我國的GDP總量達到99.09萬億元人民幣，平均到每個人頭上是70892元（即人均GDP）。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這的確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發展成就，值得國人振奮。
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2019年全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733元，也就是大約4400美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35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6021元。從可支配收入的角度而言，我們距離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
30733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致相當於人均GDP的43.4%。換言之，可以簡化地認為：100單位的人均產出，最終轉化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只有43.4單位，而其餘將近六成是當成利潤、租金、稅收被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拿走了。
進一步而言，30733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真正轉化為最終消費的只有21559元，佔70.1%。另外大約30%被當作儲蓄存起來了，沒有用於消費。
四、擴大消費還應從收入分配端下功夫
今年三月份，國家發改委聯合二十三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從市場供給、消費升級、消費網絡、消費生態、消費能力、消費環境等六個方面，提出若干政策舉措。這些舉措多從供給端著眼和發力，作為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滿足已有的消費能力、擴大我國消費市場規模和提高消費品質，無疑將產生積極作用。
但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消費行為根本上是一種需求行為，而需求行為又是在收入約束之下做出的。未來消費市場的擴容提質，不僅要靠供給端的改革和優化，更要靠需求端的消費能力釋放和增強，而釋放和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在於提高居民的收入、尤其是普通勞動者的收入。
從長期來看，一是逐漸提高勞動要素報酬份額在GDP中的比重。確保工資增長速度不低於GDP增速。二是要進一步壯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用接下來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爭取將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在目前大約3-4億人的基礎上，實現翻一倍，壯大至大約7-8億人。
從短期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短時期內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工廠停工期間、服務業網點停業期間，很多個人和家庭的收入減少。其中，農民工、個體工商戶、小微業主、城鄉低收入家庭受等到的影響相對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由財政直接針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收入個人或家庭進行專項轉移支付。具體做法上，可採取特定消費券的形式，也可採取現金轉移支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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