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韓國爆出了一個名為“N號房事件”的大新聞。
N號房事件是指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在Telegram發生的大規模網絡傳播、銷售性犯罪視頻的事件。受害者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加害者最少有1萬人。
這些加害人通過網絡蒐集被害人的信息資料，然後用信息洩露等手段脅迫被害人上傳隱私照片，包括但不限於裸照等等。不僅如此，許多加害人甚至還對受害人在線下進行了侵犯，並且將侵犯視頻上傳至N號房，供用戶觀看。許多受害人還是未成年人。
令人感到意外和震驚的是，N號房的用戶高達27萬人次。
不少人看到這條新聞，都會嫌棄地想——“為什麼要關注這種獵奇的、沒什麼價值的新聞呢。”“這種事情在韓國經常發生……”
沒有人喜歡傳播負能量，但當韓國的一個大規模公共事件被揭露時，我們作為普通人應該去了解與正視社會陰暗面的存在。並且從本質去思考與剖析——它為什麼會存在？怎樣的價值觀應該被宣揚？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性教育？怎樣才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N號房事件的恐怖之處
N號房事件的恐怖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大規模的，可能發生在韓國任何一個普通人身上的事件。也就是說，以加害者高達萬人來計算，在韓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加害者，每一個人也都有可能是受害人。
在網絡上，已經蔓延開了一種“觀看者無罪”論——不少的觀看用戶拒絕公開身份，並且表示自己只是觀看視頻，並沒有做出實質的施暴行為。對此，我的看法是，“觀看者”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有潛在的反社會人格了，這一點將在後續的本因分析中詳細闡明。
當新聞播出，媒體一致的呼聲是——“女生，一定要保護好自己！”，這當然不可否認，但，無論女生有多小心，如何避免從四面八方侵襲來的惡意呢？受害者無罪，受害者也不應該因為“沒有保護好自己”而受指責，韓國應該反思的是——為什麼社會中能滋生出這樣的人渣與敗類？
固化的階層與難以撼動的財閥
在有關韓國的眾多資料當中，無法越過的一點就是“韓國的財閥”，無論是2018年朴槿惠的下臺，還是2019年崔雪莉的自殺事件，似乎都與韓國的財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韓國的財閥有多強大，階級固化有多嚴重？
根據韓國調研機構ceoscore數據，2017年韓國前10大企業的銷售額為6778億美元，佔韓國整體GDP的44.2%，這個數字在日本是24.6%，美國是11.8%，中國則更低。僅三星一家企業的銷售額，就佔了 GDP 的 14.6% 。
財閥擁有勞動力、原材料、技術、產品的定價權，並且不斷開拓海外市場，而中小企業受到擠壓，不斷倒閉，使得就業越來越困難。這種經濟結構導致韓國經濟進入國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萎縮、就業低迷的惡性循環，中產階層流失，收入兩極分化加劇。人們迫切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改革，對特權階層持批判態度，這也是韓國一些媒體和人士10年來一直執著於調查張紫妍案的原因。（王曉玲）
正如電影《寄生蟲》中諷刺的一樣，韓國已經是一個完全階級固化的社會，普通人基本沒有辦法實現階級跨越。
貧窮的人就如同寄生蟲一樣在這“發達國家”的狹縫裡生存，沒有翻身的機會，更沒有向上爬、自我實現的可能。——“上流社會紙醉金迷，下流社會就是地獄。”《寄生蟲》裡的別墅，不就是韓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嗎？財閥經濟之下，小生產者或者創業者的空間逼仄，雯光的老公創業失敗，欠了一屁股債，為了躲避追殺而到了地下——背後是急劇變遷的韓國社會關係的扭曲，寄生關係是一種非正式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社會關係。全球化敘事之下，貧富分化、階層對立、窮人的無望和艱辛被遺忘掉或者過濾掉了。（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孫興傑）
固化的階級，“寄生”與“被寄生”的關係，恰恰是脆弱且有害的。
固化的階層與難以撼動的財閥
在有關韓國的眾多資料當中，無法越過的一點就是“韓國的財閥”，無論是2018年朴槿惠的下臺，還是2019年崔雪莉的自殺事件，似乎都與韓國的財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韓國的財閥有多強大，階級固化有多嚴重？
根據韓國調研機構ceoscore數據，2017年韓國前10大企業的銷售額為6778億美元，佔韓國整體GDP的44.2%，這個數字在日本是24.6%，美國是11.8%，中國則更低。僅三星一家企業的銷售額，就佔了 GDP 的 14.6% 。
財閥擁有勞動力、原材料、技術、產品的定價權，並且不斷開拓海外市場，而中小企業受到擠壓，不斷倒閉，使得就業越來越困難。這種經濟結構導致韓國經濟進入國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萎縮、就業低迷的惡性循環，中產階層流失，收入兩極分化加劇。人們迫切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改革，對特權階層持批判態度，這也是韓國一些媒體和人士10年來一直執著於調查張紫妍案的原因。（王曉玲）
正如電影《寄生蟲》中諷刺的一樣，韓國已經是一個完全階級固化的社會，普通人基本沒有辦法實現階級跨越。貧窮的人就如同寄生蟲一樣在這“發達國家”的狹縫裡生存，沒有翻身的機會，更沒有向上爬、自我實現的可能。——“上流社會紙醉金迷，下流社會就是地獄。”
《寄生蟲》裡的別墅，不就是韓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嗎？財閥經濟之下，小生產者或者創業者的空間逼仄，雯光的老公創業失敗，欠了一屁股債，為了躲避追殺而到了地下——背後是急劇變遷的韓國社會關係的扭曲，寄生關係是一種非正式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社會關係。全球化敘事之下，貧富分化、階層對立、窮人的無望和艱辛被遺忘掉或者過濾掉了。（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孫興傑）
固化的階級，“寄生”與“被寄生”的關係，恰恰是脆弱且有害的。
性別對立與厭女情結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臺詞。當金智英在學校被男生騷擾與侵犯時，爸爸卻不假思索地指責了金智英——“如果不是你穿得那麼暴露，別人怎麼會去騷擾你呢？”
——2019年，一名短道速滑女選手稱長期遭受教練的毆打和性暴力。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針對五個球類項目運動員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女運動員中的37.7%曾遭受過性騷擾和性暴力，“ME TOO運動”隨即掀起高潮。韓國媒體以及人權組織、女性團體指出，
遭到性騷擾的女性大多選擇沉默，而施害者卻並不刻意隱藏自己的行為。調查顯示，遭性侵害者中只有4.4%選擇告發，而在侵犯場景中，餐廳聚餐佔50.2%，訓練場佔46.1%，都是公開場合。從各種報道來看，對女性的侮辱和暴力廣泛存在於各個階層和場域，且被韓國社會所默許。在韓國，傳統文化影響依然強大，男尊女卑、重男輕女觀念嚴重。在現代化過程中，平等、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在觀念領域得到普及，但在日常生活中，內化於韓國人文化心理的男性特權意識的影響依然存在。據統計，韓國成年男性的家庭勞動時間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最短，職場勞動與家庭勞動時間總和也只處於中等水平。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韓國、韓國經濟進入持續低迷期以來，韓國年輕人面臨的競爭日益激烈。受就業難的影響，年輕人進入“社會成年”的年齡不斷延後，長期處於低收入和僱傭不穩定狀態，被稱作“ 88萬韓元世代”（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只有88萬韓元，約等於5000多元人民幣，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甚至“三拋棄世代 ”（不得不無限期推遲甚至放棄戀愛、結婚、生子）。上世紀9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成為階層身份較父母出現下滑的第一代人。對男性年輕人而言，身邊學業成就更加優秀、經濟活動參與慾望日益高漲的女性帶來了競爭壓力，男性年輕人中逐漸出現了憎惡女性的現象。“維護女權”的聲音高漲，更使年輕男性感到了相對的被剝奪感。（以上內容節選自《韓國女性話題背後的階層矛盾與社會分裂》，作者王曉玲）
也正是這種“厭女”的情結出現，誘導了“N號房事件”的發生。
結語
在昨天，我在群裡刷到了“韓國N號房事件”的新聞，這件事讓我感到了很深層的恐懼與不安。總得再強調一次——我並不想傳播負能量。這條新聞爆出時，不少人會簡單地評論“好變態”，或“人性本惡”，但我認為很多事情並不能簡單地從“本惡”去入手分析。
通過剖析“為何韓國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萬人施暴事件”，我們明白，
保持正直、追求真理、拒絕誘惑——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正是因為不簡單，它才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更顯可貴。正是因為它的存在如此地陰暗，我們才要正視它、用一道光照耀著社會陰暗的角落，不僅是為了避免我們自身落入“N號房間”，也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能夠生活在陽光當中。我們始終要謹記一點——儘管我們生活在光明之中，但這份光明，是因為很多默默無聞的人照亮了黑暗，也是因為更多的人堅守著這一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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