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战功亲情系列散文之三
怀念姐姐
草记/谭红英 整理/翟战功
今天是四月一日，五十六年前那一九六四年的这一天，我无奈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晋南绛县的范村东堡，被迫走向了省城太原，投奔到了我在太原制药厂工作的二姐家里！
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姐叫谭红放，比我大二十二岁，我出生前她就参军了。在部队上，她和陕西临潼人、一九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赵培宪认识后结了婚， 随后转业到云南昆明工作了。二姐叫谭芳兰，比我大十八岁，也是解放前的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的。二姐夫王登云，晋南洪洞人，也是农村岀来的，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我们的父亲去世后，大姐回了一趟绛县老家。看到四姐谭全凤已经结婚成家，就托付二姐，让二姐把我带出去。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六岁。在父亲去世一个半月后，我穿着蓝底带菊花的对襟棉袄，头上裹着用白纱布做的围巾，脚上穿着带孝的白布鞋，四姐送我到卫庄，我便爬上了开往候马的大卡车。那时候没有客车，每天只有一趟从县城开往侯马的卡车。那辆载着我和不认识的老乡们的卡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到了候马。看了看列车时刻表，买了张火车票，我就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
好像是坐了一夜的样子，火车到站后，又在后面的汽车站换乘了5路公共汽车，到河西的南屯公交站下车，走了大约半个钟头才到了义井。那时候的义井，只有制药厂有四栋四层楼，其他地方的楼房最高也只有三层。我找到了几栋二姐告诉过我的四层楼房。在四栋四层楼下，我不知道那个是二号楼，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只是夹着个包袱，围着楼房转来转去。不知道是哪一个热心人问我找谁，我报了二姐和姐夫的名字，很快就在他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二单元三楼的二姐家。
我的母亲王海仙，属羊，小父亲八岁，是河南济源王屋的，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十月二十四去世。我的父亲谭光德，属猪，山东莱芜人，他是在母亲去世后不到两个半月去世的。母亲去世前，我和四姐都在村里排节目。节目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四姐在母亲去世后，还参加过一次演出。按农村的习惯，当年家里有人去世，过年是不能串门的，要串门也只能到有人去世的家里。因此，我和四姐一直到正月初五都没有出过门，大多时候都在睡觉。正月初六，村里有人喊我们去排节目。回来后，父亲说想吃小米焖饭。没想到饭做好后，他却吃不进去了，喂到嘴里也咽不下去。初七，我们也没有敢出门。下午，我的父亲就睡过去了。
在母亲虚岁四十一、父亲四十九岁的那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十六，同母亲同月同日生日的那一天，母亲生下了我。算来母亲比我整整大四十岁，她应该是一九零八年出生的人。父亲是一九零零年腊月十三日出生的。我是父母亲的老生女，先天营养不足，所以从小就体弱多病。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的头发长不出来，剃过三次光头也都没有长好。这些我都记不得，只记得我在卫庄上完小时，快要毕业考试了却不知得了啥病，肚子疼的要命，回到家躺下就起不来，毕业考试也没有参加，还是后来补考的呢！那时候我们很穷，父母年龄又大，家里没有劳动力。母亲因为我哥哥的意外去世哭的太多，眼睛看不清东西，我同学们穿的绣花鞋，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但母亲很会做饭，不论什么粗茶谈饭，她做出来都是那么有滋有味，吃着筋道可口。
我是父亲的小闺女，父亲对我疼爱有加。我小时候学习不错，但在家里顶不了大事，有父母、有四姐，就是困难时期，我都不记得挨过饿，只记得我妈做的汤面，汤很多面很少，我用筷子在锅里捞半天也捞不了几根。是父母和比我大两岁的四姐，把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尽量留给了我吃。我记得那时有大锅饭，也就是食堂饭，四姐在灶上吃，两个馒头她只吃一个，把省下的另一个拿回家来，大多数都是进了我的肚里。
我的父母是重组家庭，大姐二姐都是我的先母苗姓妈妈生的，苗妈妈因病早早就去世了。听我的生身妈妈说，她在济源老家和先夫生了六个孩子，加上后来和我父亲生的四姐和我，总共有八个孩子。灾荒年里，病死的病死，饿死的饿死，最后就剩下前夫家两个，也就是我的三姐薛雪梅和大三姐两岁的哥哥，还有我的四姐和我。父母亲两人，你有你的孩子，我有我的孩子，还有共同的四姐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对彼此的孩子都很好，父亲把哥哥视如己出，改姓谭，名太成，并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送我哥哥去当了兵。后来哥哥在部队意外去世，我妈没少埋怨他。年轻时的我父亲，也偷偷的跑到太原参了军，十八岁就当了连长。他的文化都是当兵时自学的。后来，还是爷爷硬让大伯到太原，死拉活扯把我父亲拖了回来。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富裕的家庭，据说还因为穷差点把我送了人。已经说好了把我给同村的姐姐当孩子，当她来抱我时，二姐不管她们说什么，就是坚决不让她们把我抱走。最后，她们还是隔年抱了比我小半岁的粉莲。我的家，穷是穷了点，但父母亲给我的爱一点都没少，应该比别的孩子还要多。只是那时我年龄小不太懂事，也没为二老做过什么，也不知道该为二老做些什么。我的四姐，是一九六三年农历四月结的婚，因当时父母双亲病重，我家又没有男孩，村里的风俗是老人病逝，要有儿子抱马摔砂锅，所以就招了个叫郑新元的河南林县女婿，我管他叫哥哥，也视为家里的亲哥哥了。
我的二姐，有五个孩子。到了太原后，我先帮二姐带孩子做饭，后来一直想找个工作。当时的政策允许未满十六周岁、父母双亡的人可以上户，我的二姐便帮着我上了户口。一九六五年太原制药厂招工，我就被招进厂当了工人。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同江苏工业专科学校分配过来的毕业生、在制药厂隔壁的太原化工厂上班、农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出生，也就是公历七月七日出生的上海籍人士李勤领证结婚，组建了我们的小家庭。
我的丈夫出身不算好，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我们是一九六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当时，他在写文章，我在学打字，打字师傅说他没有对象，让我考虑一下。看到他年轻时英俊的脸庞、黑黑的头发、浓浓的眉毛、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双笑脒脒的眼睛，我就动心了。二姐却因为丈夫的出身问题，坚决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怪我当时没听她话，和我断决了六年关系，也不许我的丈夫登她的门。因为二姐是个老革命，我也能够理解当时的她。还是一九七五年我生了儿子后，我们的关系才逐步恢复正常的。我的丈夫比我大九岁，我们结婚至今已经有五十一年了。婚后育有一女一儿，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我曾经的骄傲。丈夫虽然出身不算好，但为人太过忠厚实在，他把自已该说的都向组织如实交待了。他后来居然还得到入党提拔，还担任了《太化工人报》的编辑、总编。改革开放后，他们几个人在全省率先创办了《山西经济信息报》第一张经济类报纸，也就是现在被列为党报的省政府机关报《山西经济日报》，他还当了常务副总编、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我的工友说我是戴着望远镜找的对象。
不想回忆，回忆都是泪水。不能不回忆，也不得不回忆。是我的姐姐们，一次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感恩“不是父母、胜似父母”我的姐姐们，怀念我的姐姐们！因为忘记了个人的历史，也就会失去了我的过去，也就意味着我对姐姐们的忘恩负义和思想背叛。我的工作是化工制药行业，四十五岁就可以退休。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我工作了三十年后的四十七岁时我退了休，但退休后的我也没有闲着，一直都在追梦中。尽管至今仍在梦里，但我坚信我的梦同中国梦一样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告慰我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亲：我还能行！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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