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笔名为伏尔泰）的著作有九十九卷之多，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问题去阅读这些书籍——即伏尔泰有哪些新的和独创性的思想丰富了人类的哲学宝库，那么我们在其中几乎找不到有哪些话是前人没有说过的。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像伏尔泰这样把话说得那么动听的第二个思想家，尤其是，没有人能够像伏尔泰那样热情激昂和坚忍不拔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还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此之故，人们在哲学史上为伏尔泰保留了一席之地。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他父亲是个公证员，在二十一岁时，伏尔泰去了巴黎。到巴黎后不久，他就获得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又行为轻率的名声。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当局为了节约开支将宫廷马厩里的一半马匹都出卖了，于是有一句话闹得满城风雨，据说这话是伏尔泰说的，大意是说：与其出卖马匹，倒不如把皇宫里满朝的驴子的一半都赶出去。这些话，以及其他的一些讽刺诗都被归在了伏尔泰的名下，其中部分确实出自伏尔泰之手，而另一部分则非他所言，不管怎么说，这使他与当朝的统治势力首次发生了摩擦。摄政者将他投进了巴士底狱，不过很快他又被释放了。
此后不久，伏尔泰写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上演了，这部悲剧为他后来的富足生活奠定了基础，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他用令人惊奇的技巧让他的这笔资产保值并增值。不管怎么说，他越富有，他也就变得越来越慷慨大方。
后来，伏尔泰在巴黎的文艺爱好者和作家云集的优雅沙龙里度过了八年时光。而在这第八个年头上，伏尔泰与当权者的第二次冲突又发生了，这一次的后果更为严重。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伏尔泰对一位贵族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虽然并没有太大的侮辱性，但在当时的观念里这就是出言不逊了。这位贵族雇了几个流氓无赖，在一天夜里突然袭击并殴打了伏尔泰。伏尔泰要求与他决斗，决斗并没有发生，因为他的对手有个当警察局长的亲戚，在他的指使下，伏尔泰又一次被投进了巴士底狱，而且只有在一种条件下他才能够获释，那就是他必须离开法国到英国去。伏尔泰去了英国，为了报仇，经过化装他又回了一次法国，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最终还是在英国留了下来。
在一年之内，伏尔泰不仅掌握了英语，而且还了解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主流文化。英国作家和哲学家能够无所顾忌地公开发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这种思想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气氛令伏尔泰赞叹不已。这里没有巴士底狱，一个正直的市民也不会被贵族们任意地拘押起来。在《哲学通信》中（这本书开始只以手抄本流传），伏尔泰把英国的这种自由与他的故乡里那种腐败的贵族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僧侣制度作了尖锐的对比。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是，那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在国家之内理应得到的地位。而法国离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半个多世纪之遥。因此，伏尔泰所作的尖锐对比就像是革命的导火索，尽管伏尔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牛顿的著作只是在伏尔泰于1738年发表了《牛顿哲学原理》之后才为法国人所了解。接触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后，伏尔泰面对浩淼宇宙的宏伟壮观就更加肃然起敬了，这种感情始终伴随着他，使他成为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称自己是个“有神论者”），尽管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伏尔泰又返回巴黎过了几年，但是他关于英国人的书信集（即《哲学通信》）却迫使他再次逃亡。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通信印出来并散播了出去。巴士底狱再一次威胁着他。伏尔泰躲进了他的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在西雷的城堡庄园里，这位夫人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这座庄园由于伏尔泰的长期逗留而成为一个社交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在这里，他除了创作出一系列戏剧作品（如《扎伊尔》、《穆罕默德》和《塞米拉米斯》）之外，还写出了非常成功的小说。这些小说并非一般的小说，虽然它们在形式上极具消遣性，但是伏尔泰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攻击宗教狂热和迷信，这里所说的迷信，在伏尔泰眼里实际上就是当时法国人所理解的宗教。伏尔泰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就已经开始与宗教迷信展开斗争，只是过了很久之后他才真正严肃热情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中的一篇小说中，伏尔泰描述了一个印度人来到法国后改信基督教的故事，他阅读了《新约圣经》，但是他总是对教会的教义和要求感到不满，因为这些与他在《新约》。中读到的并不一致。在另一篇名为《米克罗梅加》的中篇小说中（以《格列佛游记》的形式写成），有一个几千尺高的巨人来到了地球上，他与一个地球上的哲学家攀谈起来。当他听说，自古以来，人类就相互残杀，战争连绵不断，而且正在此时，“就有十万名头戴高帽的傻瓜正在与另外十万名头戴缠头布的傻瓜相互厮杀”，这个巨人听后便轻蔑地喊道：“你们这些倒霉蛋！……我倒是有兴趣来帮帮他们，我只消踩上三脚，这些像蚂蚁堆般的可笑的杀人狂就会全部玩儿完。”哲学家对他说道：“这倒不用你劳神费心，他们完全有能力自我毁灭。你能相信，在十年之后，这些讨厌的东西还能有十分之一存活在世上吗？”哲学家下面的话听起来倒更像伏尔泰自己的口吻：“此外，该受到惩罚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道德败坏的野蛮人，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饮酒作乐，而让数百万人去流血牺牲，然后又为他们的战绩而设宴庆贺。”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书信往来长达十多年之久，其间腓特烈曾多次向伏尔泰发出邀请。当夏德莱侯爵夫人去世后，腓特烈再次发出了邀请，伏尔泰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两年内（1750—1752年），伏尔泰一直是腓特烈宴席上的贵宾，除伏尔泰之外，宴席上还有其他法国思想界的头面人物点缀其间。腓特烈和伏尔泰彼此之间相互赞赏。关于波茨坦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伏尔泰激动地写道：“十五万士兵……歌剧、戏剧、哲学、诗歌、威严和恩宠、身材魁梧的大汉和缪斯女神、军鼓和提琴、柏拉图式的飨宴、社交聚会、自由。”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绝交了，发生在伏尔泰与国王之间的并非无可指摘的金钱交易和搬弄是非致使他们最终反目。
伏尔泰仓皇逃离柏林，在法兰克福，他被腓特烈委派的人拘留了一个星期，在进入法国边境时，他遭到了盘查并再次被驱逐，这样，重返法国的路也被堵死了。于是，他就转道前往瑞士，并最终在菲尔奈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伏尔泰再次遭到法国驱逐的原因是，他在柏林发表了他的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在西雷时，他就开始为侯爵夫人写作这部著作，侯爵夫人和伏尔泰意见一致，她认为此前的历史“几乎只是一片混乱，一大堆既无联系又无下文的琐事，千百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伏尔泰并不想罗列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历史事实。他想从大处着手考察历史，他试图寻找一种简化的原则，这个原则应该能够为整体赋予一种意义。他发现了这个原则，这就是，以叙述国王、战争和屠杀为中心的历史将被以叙述社会运动和社会势力、文化和思想进步为中心的历史所取代。“我想写这样一部历史，它应该确切地描述，人们在家庭圈子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掌握了哪些技艺……我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非无关宏旨的个别细节，对于伟大的统治者们的故事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都经过了哪些阶段。”伏尔泰的著作为人们开辟了一种观察历史的崭新视野，在处理异域文化和宗教时，他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伏尔泰是首先关注遥远的东方世界如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西方人之一。欧洲看上去不再是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与其他文明世界地位平等的精神世界，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是平等的，因此它们也就丧失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部著作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慨。和孟德斯鸠一样，伏尔泰也从外在资料出发，并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的真正的内在动力，他以一种现代科学的精神撰写了一部历史哲学。
伏尔泰在菲尔奈流亡期间，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欧洲的一种精神之都。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学者或亲自前来拜访伏尔泰或与他书信往来，丹麦和瑞典国王以及俄国女沙皇卡捷琳娜二世都向他表示敬意。腓特烈大帝也写信要求和他重归于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来向伏尔泰求助，伏尔泰几乎都向他们一一提供建议或帮助。
在这种成就感和一片赞扬声中，伏尔泰的内心却被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占据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被法国驱逐的个人经历令他深感失望；另一方面，1755年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共造成了三十万人死亡，这使他感到非常悲伤；再则，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七年战争。由于这次地震，伏尔泰写了一首诗：
那个无所不知的神该如何对此做出评价？
他一言不发：命运之书对我们关闭着。
不管人探求什么，他都不会去探求自己；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我们这些充满痛苦的尘埃，
都将要在泥土里安然入睡，
死亡和命运的嘲弄将会把我们吞没……
……在这个虚无和丑恶的世界上，
只有那些成群结队的病态的傻瓜们还在奢谈何为幸福……
他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悲观主义情绪，就在今天，这本书也仍然值得一读，而如今人们已很少再去阅读伏尔泰的原作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极其风趣，在内容上，它是对莱布尼茨观念中的“最好世界”的辛辣讽刺。
伏尔泰一生的重要功绩还在于，他为《百科全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此，我们在这里只简短地提及一下，因为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对它详细讨论。有很长一段时间，伏尔泰都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来他又转向写作自己的《哲学辞典》了。这本书涉及了所有能够想得到的主题，当然也少不了伏尔泰那独特的优美文风和准确的表达方式。
伏尔泰六十五岁了，但是最艰巨的斗争还在等着他。在虔信天主教的城市图卢兹，一个信仰新教的市民遭到了不公正的指控，理由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目的是想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位父亲被抓了起来，遭到酷刑后不久就死了。其他还活着的家里人也被驱逐，于是他们就前来求助于伏尔泰。在1761—1765年期间，还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事件，伏尔泰对其都有所耳闻。这种不公正深深地震惊了伏尔泰，使他从一个善于交际的怀疑主义者和温和的嘲讽者转变成一个愤怒的斗士，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煽动性言论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发起了猛烈地攻击。“Ecrasez l’Infâme!”（砸烂那些无耻之徒！）成了他反复使用的格言，他把矛头指向所有教派。在此期间，他写了《论宽容》一文，文中说：“基督教历史上血腥争端的根源就在于其繁琐的不可捉摸性，在新教四福音书中却不见它的任何踪迹。”“一个生来独立自主的造物有什么权力强迫另一个同样独立自主的造物按照他的意志去思想？”
继这篇文章之后，一大批各种体裁的宣传册子和政论性檄文就从伏尔泰笔下蜂拥而出，它们都带有同样的煽动性，并且被广泛散播。它们是“最可怕的思想武器，而它们都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爱嘲讽人的伏尔泰”。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以认为伏尔泰是个无神论者。虽然他对历史上的正统宗教展开了攻击，但是他也同样反对无神论，他坚信一种理性宗教的必要性。“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我们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出来。但是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昭示，上帝是存在的。”
伏尔泰将迷信和宗教截然区分开，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赞美耶稣以及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他说耶稣为人类以他的名义而犯的罪而深感痛苦。伏尔泰为自己创立的宗教取名为Deo erexit Voltaire（伏尔泰造上帝）。在《哲学辞典》里的有神论者一文中，他用下面一段话作为自己的信仰自白：“有神论者（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神论者）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一个善的、强有力的和创造万物的最高实在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不会投靠任何一个教派，因为它们都自相矛盾。他说的话大家都能听得懂，而其他教派彼此却不能相互理解……他认为，宗教既不在于无法理解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也不在于虚假的表演，而是在于对上帝的崇敬，在于公正。做善事，这是他的宗教演习；献身于上帝，这是他的教义。”
晚年时，伏尔泰在政治上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与教会的斗争使他感到身心疲惫，对于在理论上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他也越来越产生怀疑。或许他还期望能够通过理性逐渐改善人类，并且能够为法国人争取到英国人已经拥有的那种自由。在法国实际发生的那种彻底的社会颠覆——这首先应该感谢伏尔泰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伏尔泰几乎无法预料到的，对此他的观念太过保守，他对大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还太缺乏信心。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和平的渐进式的改革，如他所说：“我所看到的就是，革命的种子好像已经撒播下了，它迟早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我却不可能荣幸地成为它的见证人了。”
伏尔泰终究也没有等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78年，八十三岁的伏尔泰重返巴黎，他受到巴黎人的热情欢呼，那情形宛如一次胜利凯旋，几乎没有哪个国王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就在这凯旋期间，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死神不期而至。临死前，伏尔泰留给他的秘书一篇书面遗言：“我在祈祷上帝中死去，我对朋友满怀挚爱，对敌人也并无憎恨，但是我对迷信却心存鄙视。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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