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在秋日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強忍著犧牲午休釀成的巨大睏意來到靜圖，參加孫顒老師新書《風眼》分享會。講真，在此之前，我從未聽說過孫老師的大名，也不曾拜讀過他的作品。之所以願來湊這個熱鬧，完全因為他名字裡的“顒”字。
人生境遇之偶然，往往奇妙而不可說。許是一抬眼，便看到一朵投影波心的雲；許是一揮手，便撥開一簇寫滿惆悵的花枝；許是一轉身，便留下一段綺麗動人的風流香。而我對”顒“字，也有這種奇妙的偶遇之情。小時候翻宋詞選，因不認得這個字，特意在字典上查來，得知有“仰望”之意，便順帶著把它所在的《八聲甘州》一詞背了下來，從此對柳三變的長調愛不釋手。
也正因這個顒字，我有幸聆聽了一場十分精彩的講座。在窗外懸鈴木婆娑起舞的光影裡，孫老師回溯了他與文字結緣的前半生。
一、小人物與大歷史的偶然聯結
孫老師說，剛恢復高考時，他還因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在崇明的農場裡做連級幹部，主抓宣傳。消息傳來，得知自己因屬於“幹部”級別而沒資格參加考試，異常沮喪。然而在那個年代，人的服從意識極強，難過兩天也就從消沉中走出來了。大隊裡恰有青年人報考，他熱心地幫人家複習，主講寫作技巧。
就這樣，一晃幾個月過去。臨考前兩週，忽然得到消息，國家放開政策，他又可以參加考試了！而此時，已來不及準備數理化，他只好放棄了心愛的理工科，轉而學文。兩週突擊複習，考上了華師大中文系，和葉辛、張抗抗等人成為同學。事後他回憶起來，自己的文章是77屆高考作文中最好的幾篇之一，應當是一文定乾坤。
很久很久以後，他才知道，是小平同志的一句話讓他有了這樣寶貴的機會。小平同志看到高考報名的四項條件之後，說了句不要有這麼多限制，於是居住在遙遠的崇明一角的他也搭上了春天的列車。這多麼像“逆蝴蝶效應”啊， 亞馬遜叢林裡掀起一陣巨型風暴，最後化作一絲微風抖動了蝴蝶的翅膀。
然而，聽孫老師隔著漫長的半生去敘述，我忽然覺得他最應當感激的，是那個從不放棄的自己。如果他因資格所限，自怨自艾消沉墮落；或者因眼紅別人的機會，而不肯出手相助，那麼即使最終時刻得到了一紙赦令，恐怕也於事無補。
人生裡的機會從來不是一望即知的，它們大多時候隱藏於密林深處，無跡可尋，讓你懷疑是否存在；甚至偽裝成斷崖絕壁，面目猙獰，喝退膽小之人。“事在人為”絕不是一句空話，只有當你努力到了某種程度，才有可能在絕望之境開出希望之花。
二、“創作”的不二法門
孫老師進入華師大時，已經28歲，然而在同學間還屬中等年紀。他之前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小有名氣。學校及周邊的政治氛圍日漸寬鬆，讓他感受到了風向的變化。
他開始轉變寫作風格，寫自己真心想寫的東西，並慢慢認清，文革那些年自己都是稀裡糊塗混過來的，別人說什麼就聽什麼，別人指向哪兒就往哪裡走，根本沒檢視過對錯。
這時，有掌權者找他寫批判大走資派的文章，他裝病認慫，愣是沒接。幾個月後，掌權者遭到清算，他因未曾參與而倖免於難。事後想想挺可怕的，四人幫勢力明明已是強弩之末，卻還敢公開跟中央叫板，幸虧自己在政治上有覺醒，有見解，否則要賠上前途性命甚至家族。
重大歷史關口的選擇，往往影響著人一生的走向。
他入學之後就想出書，手裡攢了幾篇稿子，卻一直沒有出版社肯要。後來趕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來上海尋找思想解放的小說，一投即中。78年底接到出版通知，信中還邀請他參加79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小說會議。
他喜不自勝，拿著邀請函去系裡找老師請假，老師卻說，學生嘛就應該安心讀書，不許外出參加這些亂七八糟的活動。幸好當時華師大有兩位泰斗級人物：徐中玉和錢穀融，他們在校報上發表了支持年輕人勇於嘗試，甚至可以冒失一點的文章，幫他爭取到了去北京參會的機會。
孫老師說，年輕人真是給點陽光就燦爛啊，前輩們的無私給予，哪怕只有小小一點，也足夠滋養一顆上進的心。以至後來，他對於年輕人也毫無保留地支持，這就是傳承的力量。
北京的大會令他受益匪淺，那時許多左派作家（如王蒙等）剛被放出來，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與他同房的，是一位蘇州老作家，在當地很有名望。
老先生很有舊時的風範，剛見面時不肯講話，熟悉之後才點撥幾句。句句直指要害，啟發很大。
“年輕人有熱情，想寫的內容多，很好。但是你在鄉下待過很多年，應該知道漚肥的道理，創作和它差不多。你不能看見什麼寫什麼，而是要把素材封在腦子裡發酵，一個素材發酵時，還需抓緊收集其他素材，日子久了，你會發現，可能有兩三個素材在發酵中慢慢融合，這樣就能得到很好的作品。”
孫老師後來嚴格按照這個方法執行，果然在寫作路上越走越順。他說，創作的“不二法門”就是：發酵+融合。人與人在智商上的差別並不大，何況全中國幾萬名作協會員，都是聰明人，憑什麼你的作品更好一點？因為你把兩個（及以上）好東西放到一起了呀！
三、這是一個“有辦法”的時代
孫老師認為，雖然現在的年輕人工作節奏快、壓力大，甚至揹負沉重的房貸，但依然比三十年前幸福，因為這是一個“有辦法”的時代。
大學畢業後，他32歲，已在上海結婚，並剛生了兒子。然而分配工作時，還得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崇明農場才是他的歸宿。他深知自己的身體早被當年繁重裡的農活累垮了，根本支撐不住，於是四處奔走，求一個留下的機會。最終得到上海文藝出版社青睞，成為一名編輯。
工作三年，他憑藉出眾的才華和良好的機遇，成為了出版社社長，然而擺在面前的還有一個個棘手的問題，比如主持修訂99版辭海時第一次用彩圖，不斷有老同志給各級領導寫信，反映這部書中對某些詞語的定義違背了XX原則，舉報之多，不勝其擾。再比如說社內一個他很倚重的編輯，因為無房沒法兒結婚，打算辭職去深圳發展。他多次挽留並幫忙想辦法，然而即使是社長，也無力在上海籌措到一間10平米的婚房。
孫老師說，現在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在當年可能是離經叛道的；現在認為輕而易舉的事，在當年可能是難以逾越的。計劃經濟時代，要什麼沒什麼，很多時候你只能束手無策；搞市場經濟雖有弊端，比如激發了人性中的慾望和貪婪，但也會激勵你去做成一些事情——這是一條讓大家都覺得有希望的路。
現在想來，的確如此。今天的我們比父輩更有辦法，可以選擇居住的城市、從事的工作，並有充分的資源和條件發展自己的愛好。然而，這也恰恰是這個時代最殘酷的地方——它不給你留任何逃避的藉口。你沒法兒將頭埋進沙子裡裝鴕鳥，不看不聞自在安逸。它時刻讓人清醒地認識：所有做不到，都是你自己的原因。
時隔一個多月，去回憶這樣一場講座，本應困難重重，幸而有筆記做支撐，每句話都言猶在耳，歷歷有聲，並帶給我一種奇異的安定（可能是素材在發酵？）。時代發展太快了，風雲際會，瞬息萬變，沒有什麼能稍稍駐足。你時常覺得力不從心，即使拼盡全力仰望，也只能在它輪轂攆過的飛塵裡，隱約覓得一點痕跡。然而，回頭看，已然走過的路是那樣嚴整端肅，脈絡清晰。這也正是聽智慧長者講生平帶來的啟發。
我常常安慰自己，所有的躁動不安，所有的彷徨焦慮，都是因為身處變局之中，無法平心靜氣地對待。然而，這也正是年輕的寶貴之處啊，你有無限的希望，無限的可能，才會因每一落子而戰戰兢兢。
待到千帆過盡，塵埃落定，攜一壺酒，袖一片雲，月明之夜聚二三好友，細數前塵。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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