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冰，最早最權威的記述出自《史記》：“蜀守冰，鑿離堆，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就這十八個字，不僅連蜀守的的姓氏都沒提及，甚至連年代都不做記述。史以紀年，年代是記錄歷史的最起碼的要素；沒有任何一部歷史會不記錄事情發生的年代，除非這部歷史因年代久遠已遙不可考。為什麼滿腹經綸的司馬遷，對僅僅發生在一百年前的重大歷史事件會如此的語焉不詳呢？是因為這個事件無關緊要嗎？那為什麼又要記述它呢？而司馬遷對發生在十年之後的另一次水利工程，記述得卻又非常詳細。
據考，李冰於公元前256年任蜀守，任期不超過十年。十年後，贏政元年，始皇採用了韓桓王設計的旨在耗費秦國大量人力物力的“疲秦”策略，歷時十年，興建了鄭國渠這一著名的水利工程。鄭國，水利學家，韓國派往秦國的間諜。中途，始皇發現了鄭國的陰謀，大怒，欲殺之而後快，但終因工程浩大，不可半途而廢，而技術上又不得不依靠鄭國，只好不加追究，繼續讓鄭國主持工程。
對比一下這兩個工程，疑點諸多。首先，秦國既然能在十年內堪測、設計並完工都江堰這樣一個設計高明、規模宏偉的工程，還需要一個敵國的奸細來設計、主持鄭國渠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工程嗎？就算始皇宅心仁厚、慈悲為懷，不殺鄭國也就罷了，總不至於還非得讓他繼續主持這個涉及江山社稷的重大工程了吧？因為秦國畢竟擁有李冰這樣的比鄭國更偉大的水利學家，水平更高，技術更先進。害鄭國之心不可有，防鄭國之心總不可無吧？更何況他已經是一個暴露了身份的間諜。難道只是為了不忍傷害鄭國的自尊心？而李冰及其徒子徒孫們也會服氣的靠邊站，任由一個外國人、一個間諜來統領學術界？事實上，秦國的箭陣雖然厲害，水利技術卻是非常落後的，鄭國設計並主持施工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因為秦國無此技術人才。
其次，昭襄王時代，雖然巴蜀已亡，但反叛不斷。秦三立三殺蜀侯，而後，為了消滅白虎，昭襄王不惜重金懸賞，最終與巴人達成協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由此可見，秦軍平叛尚屬不易，哪來那麼多的剩餘力量來開鑿都江堰？而且，在巴蜀叛亂不斷的時候，秦國的政策應該是盡力去維護、鞏固對巴蜀的統治，而不是驅使他們去開鑿工程浩大的都江堰，把他們往絕路上逼。再說，沒有對局勢牢牢的控制，秦國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興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嗎？而且，從興修水利強國富民的角度來考慮，秦國也應優先考慮鄭國渠，因為關中畢竟是秦人的家鄉、本土、根據地，其地位和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巴蜀。
第三，前256至246年，是秦國政局最為動盪的年代。昭襄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56年，但過渡到曾孫贏政，只有五年時間（孝文王在位1年，莊襄王在位3年）。試想，前256年，昭襄王在位已長達51年，早就應該準備後事了，因此，秦國的主要政治力量，必已為爭奪王位逐鹿多年了，大局未定，應該不會有開鑿都江堰這麼重大的舉措的。
第四，據專家計算，光是挖掘郫湔二江的土石方量就高達1200萬方。用現代工程技術來施工，投入100輛三峽大壩施工中所使用的那種超級大卡車，也得用二年多時間才能完成。那麼，我們不禁要問：1200萬如此巨大的土石方，它究竟堆放在哪裡？怎麼會蹤跡全無？
因此，合理的結論是，李冰是確有其人的，也的確主持修建過都江堰。但他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對都江堰進行過一次系統的改造、維修而已，而都江堰開鑿的真實年代，則更為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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