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的影響已經深入人心，在這期間，社會不同的部門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因疫情二暴露出的各種社會問題，以下文章是針對社會組織在疫情期間的行動，所提出的建議。希望能對部分組織能有啟發，若文章有不當的地方，請指正。
作者：勞倫·史密斯（LAUREN A. SMITH）
當政府、企業和個人爭相應對一場致命傳染病的威脅時，我們這些在社會組織工作的人不禁要問，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更有效地做出貢獻。
2009年，我擔任馬薩諸塞州公共衛生部的醫療主任，與同事一起面對H1N1病毒爆發帶來的類似挑戰。我從經驗中認識到，危機期間的應對措施只有在危機前的準備、支持系統和關係的強度下才有效。
由於美國同時經歷的經濟衰退，我們在應對措施的關鍵部分，包括幫助我們確認病例所需的公共衛生實驗室，面臨著潛在的預算削減的可能。
幸運的是，我們避免了這種情況，馬薩諸塞州成為第一批不再依靠把樣本送到疾病控制中心，而被授權在當地進行“驗證性”檢測的州之一。實時獲得檢驗結果所節省的寶貴時間，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做出反應，以一種原本不可能的方式來保護居民。我們的實驗室之所以有能力準備進行檢測，是因為我們的國傢俱有遠見，在大流行發生之前就投資於訓練有素的人員、必要的設施和資源。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必須提前做好準備，在沒有明顯的危機迫在眉睫時，抵制摧毀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想法。然而，目前，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這是我們應對流行病的一個關鍵因素，正面臨本屆政府建議的大幅預算削減。在過去的幾年裡，本屆政府一直在故意破壞和解散旨在保護我們免受這些威脅和應對這些威脅的政府部門。
作為一名兒科醫生和一名公共衛生官員，我的工作也反覆強調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觀點:任何自然災害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都會給那些在突發事件之前被邊緣化或被排斥的群體帶來更大的損失。這些群體常常被剝奪了物質資源，無法緩衝傳染病爆發或毀滅性災難帶來的威脅。
例如，考慮到大多數低薪工人沒有帶薪病假，如果他們因為自己或家人的疾病而缺勤，他們就會失去至關重要的收入，而這些收入可能會決定他們能否支付房租。如果他們錯過了輪班，他們也有被解僱的風險。如果他們也缺乏足夠的健康保障或任何保險，他們面臨著嚴重的醫療費用的威脅。
因此，一開始只是一場簡單的疾病，可能會像滾雪球一樣變成一場家庭財務風險。在傳染病爆發的情況下，如我們目前所經歷的，這種壓力會使人們很難聽從“生病時呆在家裡”這一明智的公共衛生建議。因此，除了健康問題之外，我們還面臨一個公平問題，正如《紐約時報》的一篇精彩文章所指出的那樣:
“獲得預防措施的不平等，在收入、教育和種族等方面，與在其他方面分化美國的方式是一樣的。”但是，慈善事業和其他社會部門可以積極促進社區和個人的應變能力，即利用可用資源應對，抵禦不利狀況並從不利狀況中獲取恢復的能力。理想情況下，這項工作應在災難發生前開始，但即使我們的準備工作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我們仍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現在是時候提醒我們自己，我的同事和大休斯頓社區基金會(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的合作伙伴在自然災害發生後可以做些什麼。他們的出色建議對公共衛生危機(如大流行)同樣重要。此外，以下是我同事們提出的一些想法:
- 問問你的受贈人他們的社區需要什麼。現在可能是傾聽的最佳時機。我從經驗中知道，社區居民和負責人知道什麼是有幫助的，但他們可能沒有資源或影響力來獲得幫助。利用受贈人和合作夥伴網絡收集有關需要哪些支持的信息，並共享資源。
- 幫助社區組織和非營利組織準備和加強他們的危機計劃和應急準備，以便他們能夠維持運作和避免關鍵服務和項目的中斷。 資助在社區內已建立及信任關係的機構，以加強外展及教育工作。他們可以是當地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或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UnidosUS)等全國性的合作伙伴，他們擁有的網絡可以接觸到經常被排斥的社區，而且他們已經就如何滿足社區的獨特需求做了大量思考。
- 找和支持與醫療保健、公共衛生系統聯繫較少的團體，並資助有效但旨在難以吸引受眾的公共宣傳活動。許多社區基於他們先前的排斥、偏見或護理不善的經驗，對這些系統產生了不信任甚至懷疑。支持社區參與並增加對公共衛生組織的信任，以克服這種警惕，增加對建議做法和準確信息的採納。確保收到消息的人和組織擁有準確和及時的信息，以便向其成員和社區傳播。支持向經常被排斥在外的群體提供公共教育信息。
- 為社區提供資源，以提高其恢復能力。例如，如果學校需要長時間關閉，基金會可以為沒有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腦的學生提供資金，使他們能夠與老師和學校保持聯繫。向組織提供不受限制的一般運營補助。加快撥款發放，以便從事關鍵工作的組織能夠繼續運營。
- 使用所有可用的慈善工具，除了捐贈之外，分享你正在學習的東西。基金會可以發揮其相當大的號召力，幫助社區利益相關者、企業領導人和公共部門領導人進行合作，以確保做出協調和全面的反應。提高你的聲音，幫助提高你的受資助者和他們服務的社區的聲音。我們的民選官員需要知道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利用你的影響力，在我們沒有陷入危機的情況下，倡導維持關鍵的公共衛生和社區支持基礎設施。作為一名美國健康專家，我的經驗來自於美國的環境。超越美國在美國，慈善機構能夠提供幫助的最佳方式將大不相同，這取決於當地政府、公共衛生和衛生保健基礎設施。但我們的團隊發現，這兩條規則適用於幾乎所有由國際資金資助的項目。
- 挖掘現有和本地架構。大多數政府都有緊急情況的流程和架構，即使它們需要捐助者的外部支持。在高度緊張的情況下，缺少這些可能會造成更多的混亂和壓力，增加了國家或當地環境的負擔，而無助於減輕負擔。
- 同意是關鍵。 與此相關的是，無論你做什麼，都要得到當地政府和社區的同意。讓他們參與決策和過程。例如，在人道主義危機(疫情、環境或人為)中，發展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通常(如聯合國、救助兒童會、IRC、無國界醫生組織)不被允許進入一個國家提供支持，直到通過該國邀請和審核，才有機會接受這些國際機構和組織提供的幫助。這是現有程序所遇到的一個例子，這些程序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同時也體現了同意的重要性。
翻譯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為，這篇文章提出的幾點建議，或許對國內目前現狀依舊是有建設性的，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很多人、社區的應變能力是非常弱的，疫情期間面對的不僅是防病，還有哪些沒有被感染，但備受影響的所有普通人。
而在這次的疫情中，我們還看到許許多多的大小企業，面對疫情所展現的應變能力，不少企業通過發展自己的核心業務，解決了疫情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但是獲得市場發展的機會。線上教育、雲辦公等等引人熱議話題的背後，其實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企業也好、非營利組織也好、政府也好，在這個社會的角色不應該是限界分明的，為了更好的解決隨之而來的各種問題，跨界合作，模糊疆界，結合大家的力量，才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疫情是一面照妖鏡，看出了各種社會的缺失，而這些缺失的背後也是機遇。這次的疫情過後，人們必然會對“向善而生“的企業更喜愛，將業務與社會議題結合，盈利的同時也創造社會效益，對於企業而言是機遇也是挑戰。
最後，迴歸過去的一年，公益組織備受爭議，但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大企業的向善行為備受好評，我們可以看到公益組織存在的不足，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對於真正發現社會問題而言，這方面依舊是公益組織的強項。商業組織有自己的優勢，公益組織同樣有，而這其中政府依舊也有不可或缺的能力，解決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缺了誰都不行，這也就要求來自不同部門的人，能否真正的沉下心去溝通。
這個世界不缺少解決社會問題的人，但缺少真正能聯合各個部門去有效、規模化和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未來希望希望不同部門之間的邊界更加模糊，但是目標更加清晰。
本文轉譯自FSG，FSG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ichael E. Porter和Mark Kramer於2000年成立，旨在幫助基金會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併產生超出其資助範圍的影響。同時，FSG也是創造共享價值的發起方，創造共享價值是指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核心業務，與社會議題結合起來，進而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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