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花費了10,481個字的篇幅解析了“豐沛集團”中的“沛”，接下來要具體聊聊“豐”，一個奇怪的“基本盤”，
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與《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中，明確記錄為在“豐”從起的有：
安國武侯王陵（客）
清陽定侯王吸（中涓）
廣平敬侯薛歐（舍人）
斥丘懿侯唐厲（舍人）
猗氏敬侯陳遫（舍人）
鄢陵莊侯朱濞（《漢書》作：傿陵嚴侯朱濞，卒）
博陽節侯周聚（卒）
張節侯毛澤（《漢書》作：張節侯毛釋之，中涓騎或中涓）
紀信匡侯陳倉（中涓）
博平敬侯馮無擇（《漢書》作：博成敬侯馮無擇，悼武王郎中）
總計10人，另有：
煮棗靖侯赤（《漢書》作：煮棗端侯革朱），越連敖，《史記》記“豐”，《漢書》記“薛”。
赤（革朱）的職務是確定的，“越連敖”，而很明顯在“豐”初從的列侯的記錄裡，都沒有“前元年”、“漢元年”之類的時間標註，可知，其初從均為劉邦起兵時，也並沒有歸屬其他勢力，而當時劉邦所部仍未建立嚴密的軍事組織，而是以“家吏”系統編制，具體可見，“豐”、“沛”兩地的列侯身份，只有：
客、中涓、舍人、隊率、卒。
也就是說，在劉邦起兵的階段，整個組織體系，就是《墨子·號令》中的“縣官家吏”+“城守兵”，正好也符合劉邦當時“沛縣縣公”的身份，所以，赤（革朱）應該並非“豐邑”的元從，而是在“薛”加入的“越騎”統領。
除了這一群，“世家”、“列傳”中還有3位在“豐”從起的，即楚元王劉交、燕王盧綰和汁方侯雍齒，總共有13位了，與碭縣持平，少於沛縣的18位。
但是，從起於“豐”的劉邦同鄉們，到底有幾個跟隨劉邦“至霸上”、“入漢中”、“還定三秦”的呢？
“至霸上”共3人：王陵、王吸、薛歐；
“入漢”共9人：王陵、王吸、薛歐、唐厲、陳遫、朱濞、周聚、毛澤（毛釋之）、陳倉；
“定三秦”共0人。
另有劉交、盧綰，應三者俱全，雍齒，於前三年以“趙將”從，可知應該屬於“諸侯慕從者”之列，則其“入漢”應無問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陵的“入漢”寫得很清楚“守豐”，也就是“不入漢中”而轉回故鄉，後守南陽，或許為項羽所派遣，作為封堵南陽郡交通要道的“釘子”。
而據《史記·高祖本紀》：
（漢元年八月，《漢書·高帝紀》作：九月）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史記·月表》作：八月立韓王昌）
也就是說，王吸、薛歐確定是入漢中後，在回攻三秦的大軍還沒掃蕩完關中時，即以偏師出武關至南陽，聯合王陵所部迎太公、呂后，楚軍出兵至陽夏阻攔，也就是說，此時碭郡仍在劉邦集團手中，王陵則為漢軍提供方便。
也就是說，剩下還有6個，“入漢”卻沒有參與“定三秦”的“元從”，他們是怎麼回事？
這就涉及到上篇文章中提到的兩支軍隊：
（1）酈商部；
（2）呂澤部。
酈商部作為劉邦派出的“偏師”，先期入漢中、巴蜀，兵力上應有加強和監視，則派出一部分“豐沛元從”領兵一同行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進入漢中後，卻又不參加“還定三秦”的軍事行動，而不隨行走隴西郡方向，可能漢軍經過了新的整編。
這個解釋是否合理，尚存疑。
更大的可能是，這些“豐邑”出身的軍吏，之前一直擔任關東地盤的留守部隊，隨著項羽宰割天下後新秩序誕生，呂澤“入漢”，劉邦留守在關東的一部分“元從”部下也隨行“入漢”。
一個可以理解的情況就是，馮無擇雖為“豐邑”從起，卻起家就是呂澤的“郎中”，也就意味著，呂氏家族與“豐邑”之間的關係並不疏遠，只不過，其餘諸將是以劉邦的“家吏”或“卒”從起於“豐”，並不是呂澤的“部屬”，當然，重點是自始至終沒有“屬悼武王”或“屬周呂侯”字樣，他們“入漢”時的職務如下：
唐厲，左司馬；
陳倉，騎將；
毛澤（毛釋之），郎將（郎騎）；
周聚，隊卒（隊率）；
朱濞，卒（從起時職務，入漢時職務未記）；
陳遬，舍人（從起時職務，入漢時職務未記）。
簡言之，在漢軍已經走向正規化時，這些人沒有一個“高級將領”，在進攻項羽時，陳倉是唯一一個“以將軍擊籍”的，也和他騎兵的兵種有關，次之的是唐厲，擔任過“亞將”，並在之後擔任過東郡都尉、漢中尉，也就是“卿”位，沒有跨越位在卿上的“將軍”界限。
而王吸、薛歐，不止位列“十八功侯”，在“擊項羽”時都是位在卿上的“將軍”，則這些“同鄉”的軍吏，極有可能是追隨他們兩人，一同出武關，與王陵合軍。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劉邦派王吸、薛歐“出武關”的初衷，正是為了對王陵這個從起“豐邑”的老大哥打感情牌，具體見《史記·陳丞相世家》：
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
《漢書·張陳王周傳》的記載也大同小異，不過就與《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記載大不相同：
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
“世家”、“列傳”中的故事是王陵在劉邦大業蓬勃發展之際，仍不肯從，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劉邦進攻項羽，他又帶著兵歸屬漢國了，項羽則更狠，把王陵老母抓來做人質，還東向尊崇之，想要招回王陵，結果其母深明大義，誇了一通劉邦後，自殺了，項羽一生氣把王陵之母的屍體烹了，奇恥大辱之下，王陵跟著劉邦一起就把天下平定了。
而且，王陵和雍齒這個劉邦的大仇人關係很好，而且本來也不想跟隨劉邦，所以封侯較晚。
而“功臣表”中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王陵絕對是漢家忠臣，在豐邑從起之後，就以“廄將”的身份獨立佔領了東郡、南陽郡，並跟隨漢軍至霸上，漢國建立後，一直守衛豐邑。
這看起來完全是兩個人，好不好？
還真就是一個人，就像上篇文章中三解解析過的，在南陽投降劉邦的“襄侯”王陵就是後來的安國侯王陵，這裡“世家”、“列傳”中的王陵也一樣與“功臣表”中的王陵就是一個人，只是因為有些“前因後果”被刻意省略，才顯得驢唇不對馬嘴。
這裡，需要糾正一下《鴻門宴背後：一頓飯吃下半個楚國》中的一個錯誤，就是關於王陵的句讀。
《漢書·高帝紀》記載：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
《史記·高祖本紀》的記載則是：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
《漢書》比《史記》缺“西陵”二字，所以，並非王陵降劉邦、降楚，而是王陵作為分部將領，降下“西陵”。
班固著述時，不解王陵的身份角色，只見到了“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
就覺得王陵是“不肯從”的小勢力，三解也犯了和他一樣的錯誤。事實恰恰相反，高武侯鰓、襄侯王陵分別是漢朝的“臨轅堅侯戚鰓”和“安國武侯王陵”，不過，他們的“列侯”不是劉邦封的，在這個時間點，他們的身份地位是和楚國的“武安侯”劉邦，平起平坐的。
更進一步來說，王陵這個襄侯的封地，前人穿鑿對應南陽郡的穰地，其實錯了，真正的封地是在“襄邑”，地在碭郡，也就是項羽在章邯滅陳勝攻項梁時，曾經“別將”屠戮過的“襄城”，而非潁川郡的“襄城”。
由記載可知，楚懷王在項梁戰敗後，封劉邦為武安侯、碭郡長，項羽為長安侯、魯公，對當時楚國最大的兩支重兵集團進行拉攏：
一者負責睢水、獲水、濟水、菏水之間的廣大地域；
一者負責泗水上游至濟水下游的廣大地域。
而他自己則以呂臣、陳嬰這第三大重兵集團為基礎，控制泗水下游至淮水、沂水流域的地盤，屬於典型的“分國以賞”激勵進取，同時穩固自身的實力，也不是權力鬥爭的庸手。
正因為不是庸手，在以劉邦牽制項氏，又在項羽頭上放了個“卿子冠軍”宋義之後，也並沒有對劉邦完全放手，還要給他也“摻摻沙子”，比如王陵封“襄侯”，戚鰓封“高武侯”，應該就是楚懷王的權術技巧。
所以，在《史記·陳丞相世家》和《漢書·張陳王周傳》中記載的“不肯從”的故事，並非虛構，卻並不完整 ，必須與《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記載結合考慮，才能搞清楚事實的真相。
如果說“跟從”，王陵應該自起兵之後，一直跟著劉邦集團，直到兵罷戲下，劉邦入漢中，王陵迴轉南陽郡，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他應該始終與劉邦沒有建立“主從關係”，更沒有成為他的“家吏”或是“臣下”，而是以“客”自居。
而他在分封諸侯後，鎮守南陽郡的身份，也應該出自項羽封授，一方面利用他不肯屈居劉邦之下的特殊身份對劉邦沿漢水東進進行防備；另一方面，以他和劉邦的“楚將”身份，對秦人出身的“三秦王”佔據的關中進行監視和包圍。
過往的刻板印象因為有成王敗寇的結果在，往往對項羽分封諸侯後對劉邦的防備不足有所指責，問題是站在當時人的角度來看，劉邦與項羽“約為兄弟”，又原為楚將，關係遠比“三秦王”更親近，而秦朝的積威猶在，防備秦人依託關中再起，絕對是一個現實問題，而且是優先級遠高於劉邦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認識在，又怎麼會出現《史記·項羽本紀》中的荒誕故事：
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並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張良一封書信，只是簡單解釋了劉邦想要關中，作出不敢東向的承諾，項羽就北擊齊國去了，
如果不是項羽本來就沒有將劉邦視為威脅，並相信他的承諾，又怎麼會信？說到底，在項羽看來，劉邦奪的是“秦人”的地盤，齊、趙卻要滅楚，而且距離自己的統治中心很近，變生肘腋，當然兩害相權取其輕，但是也不會放任不管。
而王陵之叛，恰恰與項羽的這個想法有關。
對於劉邦的東出，項羽肯定是有防備的，見《史記·留侯世家》：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在上篇文章裡，三解提到過，初入關中的項羽最大的問題是“無立錐之地”，雖然用威勢裹挾了強兵，但是並沒有穩固的後方地盤，所以，他的一切所得，都是“賺”的，但是這個“生意”終歸要有個基礎，他選定的就是彭城至魯縣的泗水一線，恰恰也是與劉邦“共有”。
所以，他“不得不”對劉邦抱有希望，因為除了“相信”劉邦他別無選擇，“不信”，就意味著“楚國”系統的內戰。
但是，他又必須對自豐沛，過碭郡，再到潁川、南陽的劉邦“顯勢力”、“隱勢力”有所打壓和防備，所以，對於與劉邦走得極近的“廄將”張良，他用韓王成來牽制，相當於收押一個“人質”，希望張良不倒向劉邦。
但是，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處記載：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
此事在張良投書項羽說明劉邦“如約而止”之前，也就意味著，張良騙了項羽兩次，而這個第一次，應該就觸發了韓王成之死。
漢二年四月諸侯罷兵，劉邦入漢中，張良送至褒中，又至韓地，又有“說”項羽和“不遣成之國”的記載，說明張良是在楚軍歸國途中留在了漢地，而韓王成被扣押，而作為項伯的朋友，能為漢王“請漢中地”的雙方關係紐帶，張良對劉邦的判斷，實際上是一種“擔保”、“保人”。
結果，依據《漢書·高帝紀》的記載：
（漢二年）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
而此事，《史記·高祖本紀》系年於漢二年八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也未記五月事，而是在八月條，記錄漢圍雍王於廢丘與塞王、翟王降服，相當於關中大部降服，也就是結果，而漢軍就算是再強悍，戰鬥、行軍也需要時間，也就意味著，至少漢二年七月，漢軍出兵奪關中的消息，已經傳到彭城了，同時來的，還有田榮在齊國故地的快速“統一”。故此，項羽才有殺韓王成這個“人質”的舉動，這是對張良第一次欺騙的報復，也是為了替換張良守韓地做準備。
僅僅一個月後的漢二年八月，漢軍平定三秦和田榮併吞齊國的消息都已成為事實，韓王成被殺的消息自然也會傳到韓地，也就引來了張良的第二次欺騙，但是，劉邦以迎接太公、呂后為名派王吸、薛歐出武關，仍舊沒有“撕破臉”，所以，楚軍才出兵，發兵距之陽夏，令其“不得前”，進而任命故秦“吳縣縣令”鄭昌為韓王，並明確地要求“距漢兵”。
直白地說，就是項羽在楚地九郡的統治根本沒時間建立，對碭郡、潁川、南陽諸郡的劉邦集團勢力只能羈縻，對張良的羈縻手段就是扣韓王成做人質，對王陵的羈縻手段，就是拿其母做人質。
所以才有“世家”、“列傳”中的戲劇性記載，其中一個明顯的矛盾信息就是王陵母的遺言：
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
劉邦在“微時”對王陵“兄事之”，一下子變成“長者”了，可能嗎？
其實重點是先後順序：
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漢二年八月，王吸、薛歐等人至南陽時，王陵“屬漢”了沒有？
應該是沒有的，因為這支軍隊的表面名義是“迎太公、呂后於沛”，也就是說，不是來打仗的，此時的王陵部，與整個劉邦集團一樣，都沒有直接進攻楚軍，否則，項羽也不可能“安心”地在齊地燒殺搶掠。
整個局勢的打破，是在項羽殺義帝之後，負責進攻韓王昌也不是王陵，而是劉邦封的韓太尉韓信，在潁川方向最終滅掉鄭昌的，也是韓王信。
所以，真正將王陵推到劉邦方面的，恰恰是項羽的“殺人質”，如果不是項羽的主動行為，何必要在王陵母伏劍自盡之後，“烹”她？不過，不管項羽是為了洩憤，還是與韓王成的命運一樣，只是因為利用價值喪失，在王陵的立場上，項羽都是他的殺母仇人，除了投奔劉邦沒有任何復仇的可能。
反過來看，也就可以解答前文中提出的問題了，劉邦之所以派出王吸、薛歐等一整群豐邑“老兄弟”到南陽郡，“因王陵兵”，以一個“不反楚”的理由，要求協助，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最佳的“陽謀”。
因為劉邦集團並沒有完全平定“三秦”，章邯仍舊被圍困在廢丘，《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雍王”一列也顯示，幾個月後章平才被虜，漢軍“拔我隴西”，如果項羽和諸侯兵西向，漢軍很可能會腹背受敵，所以，在維持和項羽和平狀態的前提下“拓地”，才是最佳選擇。
此時的劉邦集團，軍事力量集中於“西方”，而東方的“舊地”為了讓項羽安心，已經逐步“抽空”，並賦予了前“廄將”張良、王陵，均名義上脫離了歸屬，而楚地腹地的碭郡應該已經被項羽派人接管，只剩下“豐沛”有一部分“家吏”防衛。
也就是說，東方“舊地”的“潛勢力”需要“將吏”的激活，一旦有足夠的軍事班子輸入，即可快速“發卒”，成為一個兵種齊全的“新方面軍”，這也是在“不撕破臉”的前提下，漢軍最佳的“和平演變”策略。
所以，對王陵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借道”，而非出徵，否則哪兒來的“不得進”？真打了一仗，要麼勝，要麼敗，要麼攻克，要麼退走，都沒有，恰恰說明“沒打”。
“沒打”，項羽卻沉不住氣，把王陵的母親扣作人質，還死在了自己手裡，恰恰是把王陵推到了劉邦一邊。
在基本釐定了前因後果之後，再來看“從起於豐”的10位列侯，就會發現，他們在史書的記載中的“隱形”不下於呂澤、呂釋之兄弟，與謀反除國的盧綰、陳豨等人待遇近似。
這種狀況，與“豐沛集團”的概念名義似乎矛盾明顯，當然，從比例來說，“十八功侯”中本就只有王陵、王吸、薛歐三人列名，而他們的平生功績則被極大地省略。
王吸封戶三千一百戶，記載只有：
以將軍擊項羽功，侯。
薛歐封戶四千五百戶，記載只有：
以將軍擊項羽、鍾離昩功，侯。
要知道，樊噲、灌嬰的封戶只有五千戶，傅寬的封戶只有二千六百戶，也就意味著，他們的功績完全介乎於《漢書·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的諸位傳主之間，而他們的子孫傳嗣也顯示並未捲入諸呂之亂，
那麼，在《史記》和《漢書》中對他們事蹟的略省，就只能是上篇文章中已經提及的記錄的“源頭問題”。
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人，按照陳直先生在《史記新證》中的推測，“丞相寧”應該就是“丞相陵”之誤寫，那麼，在“功臣表”中還有一人歸屬王陵，即武彊莊侯莊不識（《漢書》作：武疆嚴侯嚴不職）：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寧，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這位也是“至霸上”、“入漢”齊全，卻無“還定三秦”之語，說明，應該也屬與王吸、薛歐一同至南陽的“將吏”之一。
至此，我們基本可以確認“豐沛集團”中的“豐”與“沛”的巨大不同，那就是他們雖然歸屬於劉邦集團，並在起兵之初以“家吏”的方式編制，又在劉邦起家的過程中隨從征戰建立功勳，但由於長期歸屬於“廄將”王陵的指揮之下，屬於整個體系中的“邊緣角色”，因為距離劉邦本人更遠，所以在情感上，處於明顯的“次要地位”，這也直接影響了他們在漢帝國統治核心集團中的重要性。
所以，儘管劉邦出生在“豐邑”，“從起於豐”的諸多將吏很可能與他有舊，如“王陵”、“雍齒”，但是，正如他在面對“沛縣父老”為“豐”請求“復”的優免待遇時所說的：
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並復豐，比沛。
我忘不了“豐邑”故鄉，但是也忘不了雍齒反叛我歸附魏國，這就是漢高祖劉邦的內心獨白，所以，在他的統治集團之中，鄉情、舊誼絕不是決定性的紐帶，恰恰相反，臣下與他本人的“距離”，包括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才是真正的關鍵。
正因為如此，帝王的記憶力總是“選擇性”的，見《史記·高祖本紀》：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
看，他兒子也懂。
因為站在皇帝的地位上，他們已經有能力讓不想回憶起來的“故事”不再存在，後人只需要記得他“提三尺劍平天下”的輝煌起點在沛縣就好，至於別人，當好“背景板”就是了，還談什麼公平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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