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潛在增長空間，通過科技創新與高質量發展提高生產效率。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對各國經濟都形成了挑戰。很多國家都已經實施或計劃實施大規模的應對方案。
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表示，已與日本自民黨就10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達成一致意見。日本此次刺激計劃的金額佔GDP比重接近20%。
日本自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至今，一直處於刺激和重振經濟的過程，在經歷幾次貨幣與財政刺激後，日本的利率一度保持著零的水平，日本的債務日益貨幣化，央行也成為股市最大的持有者。國際上一般將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現象稱為“日本化”（Japanification）。現在歐美正在趨向“日本化”，歐洲一些國家甚至和日本一樣出現了負利率。
美國進入依賴貨幣政策階段是在納斯達克泡沫破裂後，緊接著是911事件衝擊，導致美聯儲放鬆了貨幣，最終促成了次貸危機，然後執行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形成了大牛市。現在，美聯儲為了穩定股市與金融體系，再次將利率降到零水平，並史無前例地宣佈會向市場注入無限流動性。美聯儲在2008年決定啟動量化寬鬆政策時，吸收了大蕭條時的教訓，並認為日本之所以陷入日本化是因為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夠大膽。但現在表明，美聯儲足夠大膽也沒有擺脫跌入“日本化”的陷阱。
量化寬鬆在防止金融體系崩潰時才是有效的，但對擺脫低增長沒有意義。相反，量化寬鬆政策會鼓勵經濟體系增加債務，並導致對低成本資金的依賴。當貨幣政策想要恢復正常，就會對充滿債務的市場體系產生威脅，形成金融不確定性，從而迫使利率政策長期保持在低位水平，甚至負利率。
日本和美國所做的為什麼無效？長期以來，人們信奉米爾頓·弗裡德曼所說的那句名言——“通貨膨脹總是一種貨幣現象”，認為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就會刺激物價和工資上漲。但是，事實是沒有發生。或許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中，以及科技只在某些領域壟斷式發展，導致整體上提高通貨膨脹的能力遭到了削弱。
在多年實施量化寬鬆之後，全球各國開始呼籲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但各國政府增加公共債務的能力有限，而且發達國家很難將財政政策應用於生產性投資，不幸的是，他們還幾乎同時都面臨老齡化的問題。
經驗表明，依賴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無法走出“日本化”陷阱，因為它們提前滿足未來需求的能力最終都受到潛在增長率的限制。因此，關鍵是各國應該提高生產效率。歐美日等國家已經是發達社會，提供生產效率的唯一辦法是科技創新，但目前遇到瓶頸，且創新一直僅限於信息產業的發展。
近年來，中國不斷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增長，整頓影子銀行，通過逐步去槓桿維護金融安全。這些措施讓中國經濟避免了因貿易摩擦和疫情可能帶來的巨大沖擊。中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潛在增長空間，通過科技創新與高質量發展提高生產效率。在遭受疫情衝擊後，中國也拒絕大水漫灌的政策，繼續走提高生產效率與發展質量之路。
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還有巨大的結構性增長空間，這也是後發優勢之一，比如繼續提升城市化率，尤其是大都市圈的發展。此外，中國政府與企業積極投身於新一輪技術變革與產業革命，中國傳統制造業通過技術改造提升效率的空間也比較大。
相對於刺激性政策，當前人們應該更加深入的討論改革。我們堅定地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路，這無疑是正確的方向。在正確的方向上，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釋放更大的動力與創造性。現在改革還受制於一些體制性障礙，改革進程需要加快。現在，我們要將疫情衝擊轉化為改革的機會，就像1990年代後期，在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推進全面改革，為2000年後的迅速發展準備了基礎。
發達國家長期依賴貨幣政策，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民粹主義，這幾乎限制了他們改革的可能性。而中國擁有系統性的改革頂層設計，可以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我們必須儘快搞清楚到底哪些地方需要改革，具體要怎麼改，在正確的方向上，擺脫一些束縛可以走得更快、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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