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在過去的一年裡，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是獲得各種長篇小說獎項最多的作品。
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被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評委們評為年度長篇小說大獎作品。這個獎項以中青年作家為評選對象，只評當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創圖書。在文學的大海里，發現隱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島嶼和燈塔，標記點亮這些文學地標，是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宗旨。
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我發起，由探照燈書評人協會主辦，閱文集團大力支持，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閱文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張蓉擔任評委會主任。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專業的華文“評論人和媒體書評人”獎，由張莉、邵燕君、邱華棟、姚海軍、徐晨亮、姚海軍、黃驚濤、劉蒙之、張維特、陳斌等一批全國活躍的高校學者、作家、媒體人擔任評委。每月評出十本月度文學好書，年度評出十本年度文學好書，每年12月，在北京頒獎。
在頒獎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國貿大酒店，專訪了阿來。
作為曾經的新聞記者，《南方週末》的一員，我在汶川地震發生後，奔赴四川前線採訪報道。那個時候，阿來是汶川地震的志願者。十年後，阿來的《雲中記》以小說的方式，在十幾年後對汶川大地震那場浩劫，進行了文學的審視與表達。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撰寫的評語：“作家阿來的《雲中記》是2019年長篇小說的重要代表作品。這是深具史詩氣質的長篇小說，關於藏族祭司祭祀亡靈，關於如何治癒人的疼痛與傷痕，也關於如何安妥無以依歸的靈魂。將生死與災難思考置於人與神、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中，《雲中記》莊重莊嚴又感人至深，深情輾轉又詩性洋溢，堪稱我們時代的又一部“心靈史”。沉痛與愛惜並在，喧譁與澄明共存，這是阿來以深具魅性與魔力的文字為無數心靈奏起的安魂曲。高貴悠揚、哀而不傷，《雲中記》是屬於我們時代、也能跨越我們時代而不斷流傳的文學名曲。”
張英：《塵埃落定》出來後，書非常暢銷，也得到了文學界的認可，一般的作家都會趁熱打鐵，馬上接著寫幾本小說，你差不多有6年時間沒有新書，為什麼？
阿來：當時寫完《塵埃落定》後，不是沒有題材，題材多的是，憑我的手藝寫出來，也能找到出版社，大概也能賣個一二十萬本。
但我為什麼不寫？我沒有寫作的情感衝動了，沒有了寫作願望。就像我昨天轟轟烈烈談了一場戀愛，剛剛分手，現在又讓我和別人上床，上不了。就是這樣的，情感枯竭了。很長一段時間，情感一片空白，沒有那種亂走亂竄亂的感覺。好比原來的感情是一湖水，現在水放幹了，我要再把堤壩築起來，花時間蓄水，讓感情處在一個比較飽和的程度。
張英：情感對你寫作很重要。
阿來：情感就是一種狀態。那些和尚整天參禪打坐，要的不就是這種境界嘛。，到這個時候，寫得很酣暢淋漓，很舒服，文字感覺也好，才思也敏捷，想象力也豐富。不在狀態，去硬寫吧，乾巴巴的，逼自己寫，一點也不舒服，自己都討厭自己，沒勁。
張英：也有人評價說，《塵埃落定》起點太高，你後面的作品很難超越了。
阿來：公眾希望有這種刺激，刺激了一次還想下一次更強烈一些，客觀來講這不太適合文學，更像體育競賽，總得逼著運動員不斷打破世界記錄。文學不是這樣的，很難說作家超越了什麼，因為這一本書可能是這樣的內容，那一本書可能又是那樣的內容。
看看文學史，作家的狀態，要保持在一個相當的水準上，才能夠延伸，往前走。國外的一些作家，那種持續能力很強的作家，作品質量穩定，大致在一個水準線上，然後到一定時候，他肯定會上一個高度。國內有一個理論，有一些作家寫多了，應該少寫。但是你看那些外國的大作家真沒有少寫。
海明威早期的作品《喪鐘為誰而鳴》、《永別了，武器》、《太陽照常升起》其實都在一個水準線上。也是好多年以後，突然《老人與海》出來了，突然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但他前面那些作品都不差，略有起伏，維持在一個很平穩的水準線上。當把海明威所有作品放在一起的時候，那就嚇人了。
文學不是股市市場，牛市來了，一路上竄，沒有那樣的事情。我們中國文學當中，把那些所謂的自我超越，強調得有點過頭，結果作家們不但沒有超越，最後弄得每個人憂心忡忡。每個人都希望寫得更好，一部比一部寫得好，或者用現在的漂亮話說不斷有超越，但是這真是可能的嗎？真是必要的嗎？
中國作家不是超越的問題，是起伏太大了，剛出來亮相還不錯，突然之間就掉下去了。我對自己警告不是超不超越的問題，而是不要呼啦一下下去了，這才是重要的。很多中國作家，剛一開始覺得不錯，突然間就掉下去了，讀他的前後作品，你都不相信這是同一個人寫的。
張英：你寫作有壓力嗎？
阿來：如果你過去比較窮的話，他的壓力可能是這樣的，當你錢比較多的時候，可掙錢的時候，你倒是沒有動力了。作家都有一個希望，寫一部小說能賣很多錢。但當你突然有錢了，這個錢還不太少。那你憑什麼現在還苦巴巴地在那兒寫作，在夜總會那兒舒服叫兩個小姐，泡在酒吧裡叫兩個美女陪陪，反正吃喝大概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那你還累，還一個人呆在那兒？
我有壓力的時候，是《塵埃落定》寫完，找不到地方出版的時候，那個時候情緒比較沮喪。後來我從阿壩到了成都，涉及出版行業，面對著雜誌，我有更現實的憂慮。因為我們這代人和你們不一樣，就業機會少，出現一個適合工作就去做，而且一定想把它做好。寫作是一個人的事情，做雜誌是一個團隊的事，人家拿多少薪水，年終獎多少，房子的按揭能不能按時付，這個都和我有關係。
做雜誌做到現在，那種新鮮感已經不再，商業操作有固定的模式，做到雜誌發行幾十萬這樣一個程度，也覺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慢慢淡出了，每天處理完雜誌社事情後，再寫小說《空山》。
張英：你們寫作的時候，文學沒有今天這樣商業化。
阿來：我們剛開始第一天寫作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在這個領域要怎麼樣，賺大錢出名，出人頭地，都沒有。
我是從1982、83年寫詩的，到86、87年同時開始寫小說。詩歌的容量，尤其是當代抒情體，自由體詩歌，容量有限，可以處理的題材非常有限。我想表達的東西比較多，背後有這樣大的文化，白雲、草原、雄鷹，有很多想放進去的東西，詩歌這個體裁中放不進去。
我最後一組詩90年發表在《上海文學》，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寫過詩。那年我正好三十歲，以後就沒有再寫過。也不是說我身上沒有詩情了，現在讓我寫，我也能寫。我覺得小說能包含詩歌的這些要素，但是寫一首詩，你不可能把小說的東西搬到詩歌裡頭，小說裡頭可以把詩歌這些元素容納進去，但是反過來詩歌不能包容它。
四川那時候搞詩歌運動，轟轟烈烈，“非非”，“整體主義”、“莽漢主義”，李亞偉、何小竹、還有翟永明、石光華，那麼多運動、派別，我和這些派別的領袖都是朋友，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派別。
我跟他們在一起喝酒聊天可以、喝醉了可以、找女人可以、找豔遇可以，但讓我跟你搞運動參加某個派別，我不幹這個事情，那時候我就明確說，這和我自己對文學的想象是有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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