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榮大一姐 ，作者榮大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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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最後一天，幾乎在武漢市衛健委發佈了“關於不明肺炎通知”後的第一時間，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就獲得了冠狀病毒病例的消息。第二天，疾控中心開始為美國衛生部編寫相關消息的報告。
1月3日，疾控中心主任接到來自中國傳染病領域專家的越洋電話，對方向他確認一種神秘的呼吸系統疾病正在蔓延。不安的疾控中心主任立刻把消息報告給衛生部長。按照流程，同一天內，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隨後也立刻得到了相關的報告。
接到報告第一週裡，美國衛生部立刻召集成立了一個包括疾控中心主任、衛生部長和美國傳染病研究最有權威的專家組成的應對新冠病毒的高級別工作小組。
1月7日，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為冠狀病毒建立了專門的管理系統，建議前往武漢的旅行者採取預防措施。1月8日，疾控中心發佈了冠狀病毒的公開警報。
一週後，美國衛生部開始著手為執行《國防生產法》制定應急計劃。1月17日，洛杉磯、舊金山和紐約的主要機場，開始受到關於冠狀病毒的嚴密監測。
1月20日，美國疾控中心開發出新冠病毒測試盒。
至此，在美國本土尚沒有出現新冠確診病例，中國乃至武漢也還普遍對新型冠狀病毒處於懵懂階段的時候，美國衛生部門的行動從表面看可算是“迅速有力”。
寬容一點的話，甚至在之後的十來天裡，美國衛生部門的應對似乎也能稱得上“有章有序”：1月28日，美國把監測旅客的機場數量從5個升級到20個，1月29日，國務院開始商議發出旅行禁令，並第一個派包機到武漢接回僑民。
但是，所有這些，對比今天美國新冠確診人數超過40萬，死亡人數超過1萬的事實，都更像是一個笑話。
即使按照最糟的情景，新冠病毒一開始不是在中國爆發，而是在其本土爆發，美國，這個一向被認為擁有世界最先進醫療技術的國家，如今幾乎失控的局面，也超出了大多數人預想的結果。
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迷思：看起來流程完備、早期應對井然的聯邦國家機器，為什麼會把這個3億多人口的發達國家拖進了新冠病毒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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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初起，《路透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發佈了多篇關於美國疫情防控失敗的調查文章，這些文章都認為，美國疾控中心在1月初疫情早期傲慢的將開發測試盒的工作捏在自己手裡，阻止其他機構參與，是整個疫情防控期間代價最大的錯誤。
美國疾控中心一大半傲慢來自他們近年來在埃博拉和H1N1等傳染病應對上的勝利。疾控中心教條的認為根本不需要私人實驗室或者高校研究機構參與，疾控中心自有的技術力量足夠快速開發出技術更好，準確度更高的測試盒。
不幸的是，他們失敗了。疾控中心開發的診斷試劑，準確度受到懷疑，數量也遠不能滿足檢測需要。大概在2月中旬，美國每天可接受檢測的病例數仍然只有100個左右。
一直到2月29日，美國出現第一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人，FDA才發佈通知，允許私人實驗室自由參與開發病毒診斷試劑。而這距離出現第一例確診病患，已經過去一個多月，包括衛生部的高級官員都開始相信，病毒很可能已經在社區大面積傳染，“為時已晚”。
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但為什麼疾控中心如此自大的冒險行為沒有被質疑和阻止？《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兩個美國本土媒體的調查文章不約而同把矛頭指向了川普的白宮團隊。
他們認為，整個1月和2月，白宮忙於選戰，疲於應付彈劾和對選戰更重要的經濟事務。在華盛頓州出現第一例確診病患時，川普正忙著列出彈劾案的敵人。在2月份月武漢確診病例增長最觸目驚心的那幾天，川普在選戰集會上向選民兜售空洞的安慰：理論上，天氣稍微暖和一點，病毒就會奇蹟般地消失。
甚至電子煙法案的重要性，在衛生事務上的優先級都比新冠疫情更高。《華盛頓郵報》提到，儘管整個應對機制在早期迅速啟動，但衛生部長一直到1月18日才有機會正式向川普彙報新冠病毒的情況。然而總統認為衛生部長“危言聳聽”，沒有來得及聽完彙報，就提起了衛生部在電子菸禁令上的失敗來發難。
所有關於新冠疫情的消息，都被白宮有意或無意的過濾了，其中也包括了疾控中心開發測試盒的事情。在1月和2月，這件事壓根沒能進入白宮的優先處理級。
這是美國在疫情防控上錯過的第一個關鍵窗口期，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不可逆，亦難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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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相對而言，測試盒的延誤只能算是一個戰術上的失誤。美國在疫情防控上更大的漏洞，是這幾年漸成氣候的“美國優先”的戰略思路。
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所評論的那樣，早期看起來運行良好的衛生應對機制，其實質是把重點放在了“防”上，即如何把病毒關在門外。聯邦官員懶於花精力在如何消滅可怕的病毒上，似乎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冠狀病毒會在本土爆發。
《紐約時報》寫到：負責捍衛美國人健康的數十名聯邦官員，日復一日的聚集在白宮局勢室中，討論如何撤離武漢的美國領事館，以及如何禁止中國旅行者和鑽石公主號的傳染源進入美國，而花費在病毒測試開發上的時間通常只有五到十分鐘。
1月下旬，衛生部門和白宮辦公廳密集發佈的政策，其思路可以簡單用“圈地劃線”為總結。旅遊“禁”令，“禁”止兩週內在疫區的非美國公民進入美國，討論限制意大利和歐盟國家旅遊者“禁”入的可能性。
這些措施如今被白宮拿出來作為早期並非“毫無作為”的證據，但是《郵報》不領情的諷刺說，這是總統在新冠病毒上一以貫之的奉行了對於“建牆”的熱愛。
3月中旬，疫情以幾乎不可控的態勢在全球蔓延的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10天之內給川普打了兩次電話，建議以視頻的形式召開G7會議，共同商議如何應對疫情。而作為G7今年的輪值主席，一直到這個時候，面對全球共同的敵人，川普代表的美國還未曾發出過符合其身份的聲音。
兩通電話只起了一點作用，川普同意召開會議，但是馬克龍要自己組織。
錯失多個防控窗口期的美國，最近加入了和其他國家爭搶防疫物資的隊列。對於一直以全球領導者形象出現的美國而言，這是跟病毒蔓延一樣令人沮喪的事情。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前主席說：這對那些相信美國是一個有能力的國家的人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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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是美國偏左媒體的代表，是典型的精英視角，在監督聯邦政府和批評總統上，兩家媒體一直毫不惜力。
《郵報》以“混亂”來形容川普的白宮團隊。在關於疫情防控失敗的調查文章中，《郵報》批評川普帶領的白宮低效而不專業，從發出警報到3月中，總統對於由誰督責疫情防控搖擺不定，先後3次更換人選。而具體的運轉中，一邊是衛生部不得不同時向3個人回報相同的簡報，另一邊是川普不信任專業的傳染病專家和有豐富經驗的衛生系統官員，卻倚重毫無公共衛生安全經驗的女婿庫什納的團隊。
《紐約時報》列舉了美國過往在全球衛生危機中擔當領導者和協調者的事例，對比新冠疫情中美國的自私和缺位，惋惜川普領導下的“美國不再是一個慷慨的全球領導者”，並引用《歐洲之聲》前編輯Tim King的一句話哀嘆，這場危機標誌著“幾十年來苦心經營的東西被倉促拆除”。
毫無疑問，川普團隊的“不專業”和“美國優先”的新角色，不僅讓美國在指責中國拒絕美國防疫專家進入中國和分享疫情信息不透明時不再有說服力，也在加速一個已經存續多年的世界秩序的瓦解。
幾天前，白宮發言人說：“在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會繼續健康、強大、經濟繁榮，並將在目前的挑戰中脫穎而出。”
《郵報》以這句話揶揄白宮的自大和失敗。然而現實中，在美國確診病例超過30萬，死亡人數超過1萬的災難時刻，這句話贏得了響亮的喝彩，被媒體反覆質疑的川普，近期收穫了自上任以來的最高支持率。
沒有人知道我們將面對怎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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