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即如何给嘉靖帝朱厚熜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称号，这是明中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认为嘉靖帝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其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但嘉靖帝坚持要为自己的生父上皇帝尊号，一群中下级官员如席书、张璁、桂萼等乘机支持嘉靖帝，双方僵持不下。
嗣统之争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江南的明武宗在回京途中不慎落水，从此一病不起。十六年（1521年）正月初九，监察御史郑本公上疏明武宗尽快选定继承人执掌东宫，以免朝廷动荡。十四日，明武宗于豹房驾崩，年仅29岁。
由于明武宗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所以继承人问题成为摆在内阁面前的首要任务。内阁首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式。”推找皇位继承人，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上推至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一代。孝宗是明宪宗的第三子，其两名兄长都早逝且无子嗣，遂以孝宗四弟兴王朱祐杬的世子朱厚熜入京即位。史载：“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明世宗着衮龙袍画像
嘉靖帝即位后下令群臣议定正德帝的谥号、生父的主祀以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嘉靖帝应该将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
从儒家礼法上来看，朱厚爐追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帝是对堂兄武宗的不孝，而不追封则是对生父兴献王的不孝，但嘉靖帝坚持自己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杨廷和曾起草武宗遗诏：“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其中的“嗣皇帝位”四字被嘉靖帝特别留意，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
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显然嘉靖帝认为自己是来继承大明皇统的，而不是给谁来当儿子的。上尊号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揣摩上意上《大礼疏》支持嘉靖帝，他认为嘉靖帝即位是继承堂兄武宗的帝位，而不是伯父孝宗的帝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张璁建议朱厚熜以生父为考，在京师为兴献王立庙，嘉靖帝得疏后大喜，并立即下令尊己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由此开始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为一方，以嘉靖帝和张璁、桂萼等为另一方的“大礼议”之争。
起初，在内阁、言官的联合施压下，新登基的朱厚熜不得不妥协，尊孝宗为皇考。史载：
“无何，帝御文华殿召廷和、冕、纪，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礼谓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不敢阿谀顺旨。”.......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嘉靖三年（1524年），羽翼渐丰的嘉靖帝召还三年前被杨廷和贬至南京的张璁、桂萼等人，形成了以张、桂为中心的支持、奉迎嘉靖帝的“议礼派”，他们将此事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而重新挑起议礼之争。湖广总督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嘉靖帝遂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杨廷和以致仕作为最后的抗争，地位已稳的嘉靖帝早已厌恶杨廷和，便顺水推舟同意。
嘉靖帝赢得初步胜利，将其父亲尊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又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
明显陵
左顺门事件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去掉父母尊号中的“本生”，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也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七月十五日，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等共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官员聚哭于左顺门，请求嘉靖帝收回成命，史称大礼议。
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嘉靖帝下令将左顺门事件中四品以上的官员停俸，五品以下的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者达十六人。左顺门事件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 ，此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终以朱厚熜获胜而告终。同年九月，嘉靖帝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嘉靖五年，为“
献皇帝建世庙于太庙之左”。嘉靖七年，颁布《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备述议礼诸臣建议始末，以垂戒后人，并定议礼诸臣之罪。 嘉靖十五年，将世庙改称“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为其父上尊号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大明少师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杨廷和
“大礼议”前后历时将近20年，最后以嘉靖帝的皇权高压而结束。嘉靖帝在议礼的过程中逐步体会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皇权专制得到加强，而自仁、宣宗以来不断强化的内阁权威遭到削弱，此举也使得嘉靖帝独断专行。更进一步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的 “家国同构”， 天下为皇帝 “一家一姓”之天下，所以皇室之事皆为国家之事，而“大礼议”事件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统治基础，此后士风渐趋圆滑、朝政日益腐败。
有人认为明衰于“嘉靖”、亡于“万历”，仔细想来的确不无道理！
《明世宗实录》，明朝；
《皇明祖训》，明朝；
《明史》，张廷玉等，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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