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鐵騎橫掃亞歐大陸，在給大陸上各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讓大陸兩端的人，有了更多的相互瞭解。在這之前，雖然大陸兩端都曾經興起過一個又一個文明，可是中間千山萬水阻隔，紛亂戰火威脅，令得兩端的人雖然聽聞過對方，交往卻非常少。蒙古帝國短暫的統一，使得許多歐洲人得以來到東方，也讓不少東方人深入西方世界。只不過，這種相互瞭解，帶來的影響卻不一樣。在古老的東方，儒家文明支配的漢人最後一個王朝——大明王朝，幾乎從建立時起，就選擇了保守僵化的制度、復古而保守的文化、由國家強行支撐的自然經濟、封鎖沿海、宣佈周邊“不徵之國”……。但被基督教支配的西方文明，卻因為一本，或者是多本書，比如《馬可.波羅遊記》，彷彿在黑暗的牢籠裡看到了一盞亮燈，這個被中世紀黑暗籠罩了千年的文明，迅速衝破黑暗的牢籠，衝向全世界。這兩大文明此消彼長的進程，一直延續到現在，本來只有兩三千萬人口的歐洲白人種族，此後短短几百年裡，幾乎控制了世界三分之二的領土，在科技、文化、宗教、社會建設等方面快速進步。而古老的中國，則不斷摔跟頭，摔跟頭，直到七十年前偉大領袖在天安門廣場一聲大喝，才算真正站穩了。拔開歷史的雲霧，來回顧兩大文明第一輪迴碰撞——對東南亞的爭奪，或許對我們思考現在的歷史大變局，有不同的意味。本系列從鄭和下西洋的遺產，以及可能的遺憾開篇。
鄭和是華夏文明的功臣
一、經略南洋：明朝萬事俱備
其實，在談論中國與西方文明爭奪東南亞的時候，中國就已經輸了。東南亞相對中國而言，等於是眼皮底下的存在，對西方殖民勢力而言，卻是遠在萬里之外的“遠東”。當西方勢力擴張到東南亞的時候，中國在東南亞的存在卻若有若無，無論如何都是一件歷史悲劇——中國的悲劇和東南亞的悲劇。輸的根源要追溯，難度比較大，這裡就不追溯這個難題了，僅僅說一下當時明朝如何錯過機會。
實際上，明朝時候，中國經略南洋，已經萬事俱備：強盛的國力、強大的海軍、旺盛的海外貿易需求、數萬下南洋華人的族群開拓基礎、此前幾朝南洋諸國朝貢關係……。以及，南洋多地民眾，對中華文明的向心力。因素太多，要詳細分析一本書也寫不完，僅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當時明朝對南洋的影響力：
第一，朝貢關係。早在漢朝時期，馬援等人經略安南時，便已經開始與東南亞各部族建立聯繫，在三國孫吳時期，東南亞一些部族和早期國家，便開始向孫吳納貢稱臣。隋唐以後，東南亞各部族、國家與中國中央王朝之間的朝貢關係，漸漸制度化。明朝時期，東南亞各國因為受明朝強大國力的威懾，以及明朝對藩屬國薄來厚往朝貢貿易的吸引，朝貢頻率更高。下圖是部分歷史學家梳理的明朝前期（1400-1510年）部分東南亞國家對明朝朝貢使團次數。
（Ming Shi Lu. Southeast Asia in Ming Dynastic Chronicles[M] Hong Kong. Hsuehtsin Press，1968）
第二，軍事安全威懾力。東南亞相關國家為什麼那麼喜歡到明朝朝貢，當然並不是因為他們多麼熱愛大明王朝，而是因為大明王朝可以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庇護。以朝貢最多的佔婆（現在越南南方部分，古代長期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也稱之為占城）為例，佔婆長期受安南侵略，佔婆朝貢密集的最核心訴求，是希望明朝政府給安南施壓，以約束安南對自己的侵略。佔婆國王希望通過朝貢，得到明朝重視，“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皇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則安南不敢欺凌”[1]。當然，明朝對於這個熱情的小兄弟，也確實投桃報李，永樂年間，安南不顧明朝警告，屢屢侵擾占城，“帝（明成祖）怒，敕責胡氏（安南國王），而賜占城王鈔幣”。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四年……（占城）復告安南之難。帝大發兵往討，敕占城嚴兵境上，遏其越逸，獲者即送京師。五年攻取安南所侵地，獲賊黨胡烈、潘麻休等獻俘闕下”[2]。暹羅與柬埔寨的朝貢，也與雙方經常發生戰爭，希望明朝介入有很大關係。
“海上絲綢之路”
通過朝貢可以得到現實的經濟利益，又能獲明朝的保護，這使得東南亞多國樂於和明朝維持良好的藩屬關係。當然，我們也可以據此假設，如果明朝政府能夠多投入些注意力，用於經營東南亞，或許中國在南洋麵臨的情況，就不會像後來那樣糟糕了。
二、鄭和下西洋在南洋留下的遺產
在談論鄭和下西注的時候，人們往往熱衷於談論鄭和艦隊規模之大，帶去帶回的財富之多，卻很少談論鄭和下西洋，對中國在東南亞建立影響力的開創性功績。當時東南亞小國林立，穆斯林勢力日漸東侵，鄭和下西洋除了增進中國對東南亞諸島國的瞭解之外，促進貿易之外，還給後世留下了三個非常關鍵的遺產：
第一，阻止了東南亞出現超強國家，併為明朝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南洋開拓基地。最典型的便是鄭和阻止爪哇國的擴張行為，確保了蘇門答臘沒有被爪哇吞併，從而使得馬六甲海峽不被一個強大的國家壟斷，確保路線通暢。蘇門答臘是扼守海峽口的關鍵地方，“蘇門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經此聚[3]”，在鄭和下西洋期間，日漸強盛的爪哇國，試圖吞併蘇門答臘，但蘇門答臘王宰奴裡阿必丁，以嚮明朝稱臣，換取明朝干預爪哇入侵。明成祖令鄭和攜所賜印誥、彩幣、襲衣，正式冊封宰奴裡阿必丁為蘇門答剌王，並警告爪哇不許侵擾。爪哇懾於明朝威嚴，收斂了吞併蘇門答喇的慾望[4]。同一時期，鄭和還平定了盤踞於三佛齊的海盜陳祖義，並在舊港（現在印尼巨港市）建立了宣慰司，並設有官廠（一種促進地方治理和貿易的機構，應該也和明朝廠衛有關聯）。從這些措施來看，鄭和應該是有打算好好經營東南亞幾個基地，為明朝長期經略南洋做安排的計劃。雖然後來這些計劃未能實施，不過這幾個地方卻因為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一直對明朝非常友好，也接納了大量下南洋的華人。
菲律賓三寶顏市
第二，傳播了中華文化，使得東南亞在文化上與中國親緣關係更濃。直到現在，東南亞各地以“三寶”命名的名勝古蹟數不勝數，例如印尼有“三寶壟市”、有“三寶洞”，泰國有許多“三寶廟”、“三寶塔”，馬來西亞有“三寶井”，“三寶廟”等。在個人印跡之外，鄭和所到之處，攜帶著來自中國的先進技術、先進產品，中華書籍，絲綢、錦緞、瓷器、紙張等，都是遠超東南亞文明的先進文明產物。這些先進文化成果傳播到東南亞，給東南亞文化發展，社會進步提供了強大的推力。鄭和之後，東南亞各國“行市交易用中國銅錢並布帛之類”，蘇門答臘“國中一應買賣交易，皆以十六兩為一斤”占城國本來“書寫無紙筆”，後來大量普及來自中國的紙筆等，都顯示了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5]。如果對比完全伊斯蘭化的中亞（中亞五國）、完全東正教化的北亞（俄羅斯），從文明衝突視角來看，東南亞保留著濃厚的中華文化因子，對中國外交和安全來說，無論如何誇大其意義都不為過。
第三，激發了華人下南洋熱情，改變了東南亞人口-社會結構。雖然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都認為華人是“安土重遷”的人，不喜歡冒險和遷徙，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華人是最吃苦耐勞，最具適應能力的人群，只要有機會，華人也是願意遷徙的。鄭和下西洋時期，東南亞人口稀少，大多數地方，特別是許多島嶼沒有得到有效開發。由鄭和下西洋保障的下南洋商路暢通，使得華人大量南下，極大改變了東南亞的人口-社會結構，這一影響直到現在也非常顯著。明朝前期東南亞的人口，缺少統計數據，現在比較權威的數據是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後，在1600年左右形成的，下表顯示了1600年時東南亞主要地區人口數量與人口密度[6]：
在鄭和下西洋之前，雖然也有一些華人遷徙到南洋諸島，但數量極少，相比當地人而言，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鄭和下西洋之後，閩粵兩省開始出現大量南遷華人，使得南洋華人在人口中佔比越來越高，現在整個東南亞華人保守估計在3500萬以上，比較樂觀的估計甚至超過8000萬，且華人在東南亞經濟領域掌握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大量華人南遷，在改變東南亞人口結構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華夏文明在東南亞的傳播，同時推動了東南亞經濟的轉型。四五千萬華人華僑，將是未來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全方位合作，實現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動力之一。
三、鄭和可能的遺憾
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的鄭和，回航途中，在古裡（今印度科澤科德,Kozhikode)去世。當年第一次出發時，鄭和還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意氣風發，獨立船首，腳踏波濤，指揮著令人敬畏的艦隊浩浩蕩蕩揚帆馳騁。所到之處，上自君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拜服。等到他返航時，大明王朝已經失去了開拓的勇氣，迂腐文人們，不但視宦官如仇寇，而且對於所有由宦官主導的事情，都急欲罷之，包括海外遠航和探索。見識過海外的豐富資源，遼闊土地和對貿易渴求的民眾，鄭和心中肯定有著與夏元吉、劉大夏等保守的文官不一樣的看法。只不過，作為邊緣化的宦官，鄭和對朝中政治鬥爭無能為力。史書沒有記載鄭和最後一次遠航的心理，不過從後來的情況來看，有些危機，鄭和應該感覺到了，只是無力迴天。
明朝時期東南亞島國
最現實的，利潤豐厚的海外貿易，就此可能停住了。鄭和對此，肯定要嘔血三升。根據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估計，1420年間中國明朝擁有的全部船舶，應不少於3800艘，超過當時歐洲船隻的總和[7]。這些船，以及背後成千上萬想進入大海，尋找機會的人，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有學者估計，在鄭和七次下西洋時期，海外貿易給明朝帶來的財富超過白銀一千萬兩。這個數據查無出處，但我們可以從後面的情況反推，如果明朝保持開放貿易可能帶來的財富。明朝中後期隆慶開關，雖然開的口子很小，但是貿易量卻相當可觀，“自萬曆元年到崇禎十七年(1573—1644年)的72年中，從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日本等國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一億元以上。這個數字僅指海舶輸入申報之數，至於走私或私人帶來的還未計算在內。”[8]雖然明朝後期整體經濟實力比前期強，但開放程度卻比不上前期，所以鄭和下西洋期間，給中國帶來的貿易利益，白銀千萬應該不是過份的估計。相比之下，鄭和下西洋整個的花費，大約是白銀六百萬兩[9]。所以，明朝官員以耗費甚巨為由，停止鄭和下西洋，肯定是藉口。
隨著中國海上勢力的收縮，穆斯林以及後來的西方人陸續到來，中國失去對南洋的軍事控制和政治影響力。鄭和應該預料不到西方人到來，但鄭和本人是穆斯林，而且下西洋時到達過中東多國，因此對穆斯林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肯定有所感知。此時東南亞已經有許多穆斯林商人盤踞，但影響力不強。東南亞快速的伊斯蘭化，是在15世紀中後期，也就是鄭和停止下西洋之後[10]。所以可以推測，如果明朝不收縮，而是由國家支持，政府與民間合作共同經略東南亞，就可以避免東南亞的快速伊斯蘭化。現在，東南亞的印尼、文萊已經基本上成為伊斯蘭化國家，馬來西亞大部、菲律賓南部也伊斯蘭化。雖然鼓吹文明的衝突並不好，但從長遠來看，東南亞的伊斯蘭化，對中國南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治、貿易，也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印尼的清真寺
商人的海盜化，應該也是鄭和可能預料到，併為之痛心的事情。鄭和剿滅的海盜陳祖義就是華人，後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明朝說是因為倭寇侵擾才禁海，但實際上倭寇首領，大多數都是華人。《劍橋中國古代史》將明朝時期的倭寇，歸為海商，而非盜匪，有一定的道理。重農輕商的士大夫階層，將利潤豐厚的海外貿易，一紙禁令就取消了。可是禁令可以發佈，貿易要禁止卻非常困難，在正常貿易無法開展的情況下，商人們鋌而走險便不可避免。 “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11]。所以，明朝的官員應該是顛倒了因果，用自己的狹隘思想和極端保守的行動，製造出了海上強敵。如果一直保持開放包容，不但倭寇不會產生，反而東南亞一帶將迅速納入中華勢力範圍之下。
[1] 《明太祖實錄》，中華書局，1975年版。
[2] 《明史.成祖本紀》
[3] [明]馬歡《瀛海勝覽》
[4] 趙寧晗《淺淡鄭和在印尼》，《文史藝術》，2017年第7期。
[5] 王更紅《從鄭和下西洋話海上絲綢之路的崛起》，人民網文化頻道，2014年8月22日。
[6] 參考施堅雅（William Skinner）,伍德賽德（Woodside Alexander）,克勞福德（Crawford John）等人研究資料整理。
[7]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8] 彭雨新《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2007年版。
[10] [英]丹·喬·艾·霍爾《東南亞史 （古代部份）》,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1] 《明史.日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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