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篇
2017年，清明節，全國大範圍降雨。
我從機窗望下去，深圳像一塊複雜而有序的電路板，無數點光亮集成線，線又結成網，炫彩奪目。飛機停穩，一個個身子亟不可待地湧向出口，大家都在搶，搶出站，搶電梯，搶地鐵，搶座位，一副在起跑線上輸怕了的樣子，好像稍微一放鬆，就會被生活甩掉。
南方的雨季將至，走出機場的瞬間，人像掉進了悶罐子，黏膩感挾裹全身。我住進附近的鵬程青年旅社，全封閉的床位都被裝飾成太空艙的樣子，拉上門，電視、充電口、通風口、儲物架，一應俱全，甚至連燈光都有三種模式，但感覺還是有點像棺材。那天是我21歲的生日。
在等待面試的日子裡，我仍在天亮時睡覺，下午時起床，漫無目的地走幾條街，找一家不貴的飯館解決溫飽。我發現一種生活現象，當一個人無法得到喜愛的人，就會降低標準，把愛轉移到另一個不那麼喜愛的人身上，看似愛得濃烈，實則不堪一擊。這種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既可憐又無奈。我在找工作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困境。由於我遲遲得不到理想工作的面試，竟然去當了文案，這個令我極度反感的工作。
地鐵穿過隧道和鬧市，看著自己沮喪的樣子映在玻璃上，一站、兩站、三站、四站……公司打來電話，壓了我的薪水，問我能不能接受，我說可以。那邊又說週一九點半，正式點，最好穿襯衫西褲。
青旅大廳擺了近三十套暗色桌椅，天一黑，燈光和投影就會打開，有種坐下來不點東西就得愧疚的氛圍。整個大廳只有我一人，影幕上放的《當幸福來敲門》。我買了瓶黑啤，喝了一口，苦澀濃郁的麥香溢滿口腔。
母親打來電話，問我吃了麼，吃的什麼，現在在哪兒。她的容貌和狀態已開始見老了，無論是在客廳和臥室之間來回走動找東西的樣子，還是看東西時眯眼睛的表情都在趨於一位老人。
“找到工作了，週一上班。”
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幕布上，威爾•史密斯冒雨乘上公車，響起了畫外音：那一刻，我想起了托馬斯•傑裴遜的《獨立宣言》，想起了其中對生存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權利的描寫。
“一個月六千，試用期會低一點，我還得抽空去買套正裝……還有錢，不用給我。”
他急迫地奔跑上樓，迎接他的是亂糟糟、空蕩蕩的家，在他沮喪至極時，電話響了。
“房子在公司附近租吧，我等會兒在網上找找有沒有合適的，聯繫好了明天直接過去……你別管了。”
電話是證券公司打來的，通知威爾•史密斯去面試，那是一份他頗為心儀的工作，對方留了一個電話讓他記下，而他找不到紙筆，就一邊揹著一邊跑向商店找紙筆。
“有事再打電話，就這樣吧。我知道啦，嗯，行啦，夠啦！”
我掛了電話，把電影看完，結尾曲《A Father's Way》響起，幕布短暫地黑掉，然後播放另一部電影。我嚥下最後一口啤酒，走出青旅，到天虹商場買了套正裝，試衣服時偷偷瞄了一眼標籤上的價格，心驚肉跳，可我還是買下了。
在青旅的最後一夜，我睡得很安詳，夢見我坐在某地下室的一張書桌前，然後起身，開門，一步步踩上通往地面的樓梯，沒有盡頭，沒有出口，我在樓梯上幸福地攀登著，想象外面的海風、椰樹、戴著墨鏡的行人……醒來後覺得這個夢不太好，看看時間是11點，衝了個澡，拖著行李揹著包，下樓退了房。
深圳的4月初真是個好季節，不冷不熱的溫度，不疾不徐的風，抬頭看天，每隔兩分鐘都能看見一架客機消失在雲層中。
蘭姐是我在網上聯繫到的房東，四十歲出頭，衣著簡樸，頭髮燙染得捲曲而焦黃，用一根黑皮筋敷衍地紮在腦後。她帶我走進一棟頗不起眼的門洞，叫寸金大廈，房間是三室一廳，客廳和房間都擺著上下鋪，屋子亮堂乾淨，顯得也沒那麼擁擠，幾個床位還空著，客廳的下鋪是650，上鋪是600，臥室的是下鋪是750，上鋪是700。我在一間小臥室選了下鋪，挨著窗戶。
蘭姐拿出手機打了個電話，告訴小臥室裡的另一位租客來了位新室友，要照顧照顧，以後也不要在房間抽菸了，掛了電話又問我，你肯定不抽菸吧？我說對，我不抽菸。她說看你的樣子就剛剛大學畢業，不會抽菸的。
蘭姐臨走前再次囑咐我手機電腦要放好，有什麼事都可以打她電話，我把這間房重新看了一遍，地面乾淨，風從窗外吹進來，牆上貼了一些卡片：
我們住的雖然簡陋，但用心整理也可以很幸福。
白天拉開窗簾通風，晚上拉上，注意隱私。
大小便請入池，一次性坐便紙請聯繫蘭姐，20塊250張。
…………
我想大家都喜歡蘭姐這樣的人，熱心周到，對生活抱有激情，也許還善良。她是我在深圳遇到的第一個好人，也是我在深圳欺騙的第一個人。我有點菸癮，也不是剛畢業的大學生。
寸金大廈緊鄰著公司所在的彭年廣場，走幾步路就能到，國貿和東門也都在附近，算是深圳流量最大的街道，白領朝九晚六，早晚往返，他們衣著時尚，手裡的iPhone閃著光，臉上洋溢著精緻的乏味。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我一年後的狀態。
樓下有許多家快餐店，其中一家叫如意魴，晚上八點以後，會把剩下的飯菜免費送出去，每晚都有人在那裡排隊，年紀都在四十歲上下，多少有點歲月的框痕。我當時手頭拮据，晚餐通常吃泡麵，或點新店打折的外賣，雖然想，但始終拉不下臉去如意魴領免費快餐。有天晚上實在是想吃一頓正經的飯，就去了一家還沒關門的湖南蒸菜館，店裡已經沒什麼人了，一對男女在爭辯一款理財產品的收益，蒸籠裡的菜也所剩無幾。我挑了一葷一素，老闆又給我端過來兩個葷菜，說隨便吃，結賬時，他只要了我10塊錢。
一個多月後，蘭姐說房子要賣了，讓我們搬到隔壁的金龍大廈裡湊活幾天。我這才發覺原來的住處多麼優越。
金龍大廈裡的群租房裡，客廳中央放了個藍色的大垃圾桶，能擺下床的地方都擺了床，幾個塑料置物架見縫插針地放著，生活用品如過度飽滿的花骨朵，繞著架子骨架放得滿滿當當。洗手間的門貼著張粉紙，上面用不客氣的口吻寫著:早上10店前不許洗澡，大家都要上班。馬桶沒有蓋也沒有圈，一個不知從哪兒卸下來的架子蓋在上面，承擔著支撐的作用。因為我們的到來，有個人沒地方住，臨時在地上鋪了張門板，代價是一天收蘭姐50塊錢。
過了幾天，我們提著不算多的日用品，穿過幾條馬路，住進了羅湖醫院的安置樓，404號房。房子是兩室一廳，當四張上下鋪擺滿客廳，客廳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洗衣機沒有蓋子，裡面有土。14個房客都是年輕人，最大的25歲，最小的18歲。一到晚上，三兩個人聚在一起玩王者榮耀，時不時蹦出句髒話，其餘的都以各自覺得舒適的姿勢蜷在自己的鋪上玩手機，他們一手枕著下巴，一手拿著手機，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只有大拇指的滑動來證明自己沒有睡著，這樣的姿勢能夠持續到凌晨三、四點。我的床位靠窗，夜越深，我越喜歡往窗外看，無人的街道和固執的街燈那麼可愛。這種沒有根的感覺很熟悉。
我經常躺在床位上計算當月的開銷，實習期的月薪扣去必要或不必要的花銷後，能剩下兩千多塊錢，我把這點錢看作希望。在安置樓404擁有希望的人並不多，住在這兒的14個人一多半是初中輟學，從事著服務行業，也有畢業於三流院校的，幹著設計、編輯或其他熬人的活。
大家都沒有女朋友和社交生活，到了週末或假期，就躺在自己的床鋪上捧著手機看，看累了就睡，餓醒了就打開外賣App點一份十塊錢左右的外賣，熄燈後用被子掩住身體，衝著牆壁悄悄自慰。
由於404的無望氛圍太過濃重，我更喜歡在公司坐著，哪怕什麼事都沒有，幹看著屏幕痴痴發呆，然後，我成了公認的工作狂。
之後，公司經常安排我出差，每次從外地歸來，回到人擠人的群租房，我都異常沮喪，像是從異鄉歸來，回到了另一個異鄉。群租房沒有隱私與感情，同類密度過大而產生擠壓感讓我疲累。所以在我轉正後不久，便搬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在深圳獲取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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