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4歲是一個令人感到荒誕的年齡。
十天前，高管“養父”鮑毓明憑藉“14歲性同意年齡”，輕易用“戀愛”洗白性侵養女事件。
他甚至能毫無愧色地說：
“對於案件本身，如果根據事實，根據法律，根據證據來公正處理，我其實一點也不擔心的。”
十天後，安徽宣城10歲女孩楊某婷被13歲堂兄殺害，曝屍荒野。
剛剛上完網課，跟路邊小狗玩耍的她，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再也沒有機會揹著書包上學了。
爸爸、姑姑的懸賞尋人，奶奶的以淚洗面，終究沒能喚回這個年輕美麗的生命。
愛戴髮卡的少女再也回不來了，而殺害她的兇手，卻在眾人們焦急尋找的那幾日，還騎著電動車到處閒逛。
事不關己的樣子，彷彿是一個徹底的局外人。
是的，他才13歲，現行刑法規定：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
01
近些年，未成年人制造的慘案令人觸目驚心。
2016年，廣西岑溪，13歲男孩逼迫同村三姐弟說出家中錢財的儲藏位置。未果，因怕事情敗露，他用石頭和刀將三人擊打致死。
2018年，湖南沅江，12歲男孩親手殺死了自己的母親。
事發後，他迅速換下沾血的衣服，扔掉作案的菜刀，甚至在面對外公的問詢時，神態自若地回答：
“我媽去外面了，沒在家。”
2019年，家住大連市沙河口區的一對夫婦，發現早應該上完美術課回家的10歲女兒遲遲未歸。
幾個小時後，在離家不到150米的小樹林，他們悲痛萬分地發現了孩子衣衫不整的屍體。
而製造這一慘案的13歲男孩，此時卻在班級群裡興奮地描述死亡現場，全程冷漠而無情：
“小孩死了。”
“下午，讓人扒光，給殺了。”
“媽的懷疑我了，我的指紋咋整？”
“他們警察辦事這麼草率的嗎，給我加入嫌疑名單，我一個小孩懷疑我？”
“我虛歲14。”
“法醫鑑定，我倆血在一起，媽的我手不應該那麼賤。”
可想而知，在作案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為不會遭受刑罰。
所以他肆無忌憚地在班級群裡發信息，甚至在被警察帶走時，還能仔細地繫好自己鞋帶。
每當這樣的惡性事件發生時，人們總是在呼籲，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有法學專家呼籲：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飛速變遷，上世紀70年代末制定的“未滿14週歲，完全不負刑事責任”條款，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但法律只能遏制罪惡，卻無法改造人性。
惡魔的種子從萌芽到成長，絕非一朝一夕。
倘若刑事責任年齡降低到13歲、12歲甚至11歲，或許就會有更小的孩子憑藉這塊“免死牌”，以身試法，製造更加令人心痛的悲劇。
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不斷要求嚴厲懲罰罪犯？
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以法之威嚴震懾邪惡必不可少，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或許是邪惡的生長環境。
02
在臺灣“隨機殺人案”中痛失愛子的母親說：“與其立即處死一個罪犯，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到底是什麼，讓本該天真無邪的孩子，變成奪人性命的惡魔？
美國犯罪學家羅伯特·K·雷斯勒指出：“幾乎所有兇惡的殺人犯，都有著一個悲慘的童年。
而其童年的悲慘程度，與罪犯犯案的兇殘程度存在正相關。”
1993年，在英國利物浦，發生了一起令整個社會震驚的兇殺案，涉案嫌疑人是兩個年僅10歲的男孩。
2018年，電影《羈押》根據當年的審訊錄音，重現了案件的細節。
羅伯特和喬恩，因為逃學而相識，彼此臭味相投。
一天，他們結伴在某購物中心偷竊和搗亂。被店員趕出門後，他們在肉店門口偶遇了2歲的詹姆斯，決定拐走他。
他們將詹姆斯帶到一個廢棄的火車站，不僅用殘忍的手段將男童虐待至死，還將他的屍體放上鐵軌，企圖製造火車事故的假象。
通過監控錄像和證據比對，警方鎖定羅伯特和喬恩為嫌疑人。
一開始，兩個男孩非常不配合審訊，堅決否認指控，哭鬧、吼叫、互相推諉，為了逃脫罪責無所不用其極。
直到確鑿的證據明明白白擺在面前，他們才老老實實供述了犯罪細節，承認自己殺了詹姆斯。
而在這起悲劇的背後，是兩個殘缺的童年。
喬恩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他的兄妹患有智力發育障礙。
離婚的父親不僅要艱難維持一家的生計，還要照顧身有疾患的子女，喬恩總是最不被關注的那一個。
羅伯特則生活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大家庭。
父親有暴力傾向，母親酗酒，5個強壯的哥哥總是欺負他，其中一個還對他有過性侵犯。
“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當一個孩子感受不到愛，他就不知道也不會去愛人，心靈就開始漸漸扭曲。
03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在這些案件中，少年嫌疑人在實施犯罪後，
漠然、冷靜，對鮮活生命的逝去毫無愧悔之心。
在他們眼中，受害者彷彿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滿足私慾、達成目的的工具。
在他們的意識裡，沒有人際間的情感依附，只剩下“征服與被征服”，只剩下“輸與贏”。
殺人彷彿只是一個“遊戲”。
而這個“遊戲”，或許一開始是從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萌芽的。
2011年，在上海高平路某小區，一個10歲的男孩把剛出生的小貓從紙盒裡抓出來，拿在手上玩耍。
過了一會，男孩玩膩了，竟將5隻眼睛還沒睜開的小貓活活摔死在地上。
“它們的媽媽是一隻黑色花貓，被嚇得瑟瑟發抖，躲在草叢深處不敢出來，只能聲嘶力竭地哀叫著。”
事件發生後，小區的愛貓人士上門找男孩的父母理論，對方卻指責他大驚小怪：
“就幾隻貓而已，無所謂的。”
“你們不要嚇到小孩。”
當記者前來採訪時，小區的許多人也多以“孩子小，不懂事”為由，替他開脫。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放縱，是自欺欺人式的和稀泥。
雖然大部分孩子是天真爛漫的，但研究顯示，“兒童中有近1%的人群可以被定義為患有品行障礙”。
他們缺乏同理心，沒有負罪感，情緒空洞，漠視懲罰。
當利刃刺入一個有溫度的身體時，他們沒有普通人那種害怕的情緒。
這是非常可怖的。
要知道，即使是戰爭時期軍隊的士兵，也需要經過“脫敏訓練”，才敢去直面殺人。
二戰期間，美國准將馬歇爾在訪問士兵時發現：
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敵人開過槍，即使受到攻擊。
“人們害怕的是殺戮，而不是被殺。”
而這些患有品行障礙的孩子，在未經訓練的狀態下就能異常冷酷，完全無視他人的痛苦。
他們最初以破壞、虐待動物為樂，無人阻止。
後來，他們就會對一切生命體喪失敬畏心。
他人的痛苦，不會讓他們難受，甚至還會讓他們獲得控制的快感。
惡魔的種子，就是這麼栽下的。
04
“沒有是非觀的孩子，是這個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們有好奇心、行動力和破壞力，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
每當慘案發生時，人們總是這樣說。
的確，法律是約束和懲戒罪惡的利器，但我們在呼籲法律完善的同時，更要呼喚良好的道德教育。
先做人，再做學問，本應是整個社會的共識。
但從小學到大學，分數之於學生如同薪資之於上班族，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
而更加弔詭的是，在家庭和學校缺失的這部分教育，近年來在各種網絡平臺得以“完成”。
相較於思想品德課上乾巴巴的教條，未分級的電影、鋪天蓋地的小視頻、情節激烈的網絡小說，無疑對青少年的性格有更強的塑造力。
炫富、約架、低俗、色情……這些觸目驚心的元素，時刻圍繞在孩子們身邊。
激劇增長的信息量促使兒童早熟，大量不良信息使他們“受汙染”的年齡提前。
這使犯罪低齡化成為一種世界趨勢。
2019年，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發布的數據顯示，青少年出現不良行為的平均年齡，已降至12.2歲。
信息化趨勢不可逆轉，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發揮家庭與校園的教化力量。
這種教化，不是僵化枯燥的思想品德課，而是真正的以身作則：
1.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2.推己及人，設身處地。
3.明辨是非，言而有信。
4.讓善良成為說話做事的基礎。
“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每一個成年人都應該肩負起正面引導的責任，成為孩子們的榜樣。
懲罰劊子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讓受害者復生。
唯有追溯錯誤的源頭，在孩子心中栽培善，才能讓更多的孩子掙脫黑暗，盡情地奔跑在陽光中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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