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多數朝代一樣，北宋沒有向公務員提供住房的義務，除了地方長官們可以住進官衙，高官大臣們可以享受公房，別的“公務員”們只能自己解決住房問題了。
比如說，太宗朝（公元967年-997年）有個大將劉福，真宗朝（公元998-1022年）有個文官楊礪，仁宗朝（公元1023年-1063年）有個名臣江易之，都是自己解決住房問題的——他們仨在汴梁城“租房”住了一輩子。
當然，作為朝廷重臣，租房的還是佔少數。有些人運氣好，逢上皇帝高興、政策傾斜，一分錢不花，一套公房就到手了。仁宗輔相蔡君謨就是這樣，他有兩套“賜第”。
另外，有些人手裡有錢，託關係買塊便宜地皮，自己可以建房，英宗（公元1064年-1067年在位）近臣鄭毅夫就是這樣，他建了三套住房。
還有些人，他們既有“賜第”，又要建房，手裡的住房總保持在兩套以上，這樣的人裡面，有石守信、高懷德、楊延璋、王彥超這些武將，也有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這些文官，對了，還有司馬光。
韓琦在汴梁已有賜第，又在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建了晝錦堂。歐陽修在汴梁也有賜第，又在揚州建了平山堂。司馬光身為四朝元老，仁宗、英宗都送過他房子，卻又在西京洛陽建了獨樂園，在嵩山逍遙谷建了疊石別館。
這些人廣置房產，不外乎三個目的：
一是圖增值。大臣富弼在汴梁以南數百里內買下好幾處地皮，蓋了房子，修了水渠，前面是房，後面是地，租給別人居住和耕種，每年都有幾十萬貫的進項。他置房置地，是為了掙錢養老的。
二是圖休閒。歐陽修在揚州的平山堂，高可入雲，槐柏成林，是夏天避暑的好去處，也是尋歡作樂的好地方。在揚州為官時，歐陽修常遍請同僚與下屬到平山堂會餐，一大排長桌，列坐幾百人，另有官妓相陪，一撥人飲酒賦詩，大呼小叫，花天酒地到天明。
如果不是在平山堂，而是在京師府邸，歐陽修必定會被御史奏上一本，說他騷擾四鄰、居官不正，前程也就完了。從這個角度看，平山堂有似於今天那極少數作風不好的幹部定點聚賭的酒店，其休閒意義無與倫比。
三是圖虛榮。隋唐以來，士大夫大都喜歡在正宅之外另建小別墅，像王維有輞川別業，岑參有南溪別業，杜牧有樊川別墅，李德裕有平泉山莊，白居易有洛陽履道宅，已經形成風氣。五代以後，一個有地位、有聲名的人如果沒有“別業”、“別館”、“山莊”、“山堂”什麼的，在圈子裡就有些丟面子了。
因為這個緣故，兩宋許多名人都把第二套住房當成一個必須去圓的夢。在北宋做過官的葉夢得曾對這種現象大加批判，但他本人也沒能從中跳出來，晚年隱居山林，宅院夠闊夠大，依然念念不忘要在山寺門前另置一塊地皮、建一所房子。
不管是為了增值、休閒還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北宋士大夫多置房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的：他們大興土木，使得建築材料供不應求，木材購買價攀升，無形中增加了普通百姓的建房成本。到了明清時期，大概當政者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才開始對官員置產進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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