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多数朝代一样，北宋没有向公务员提供住房的义务，除了地方长官们可以住进官衙，高官大臣们可以享受公房，别的“公务员”们只能自己解决住房问题了。
比如说，太宗朝（公元967年-997年）有个大将刘福，真宗朝（公元998-1022年）有个文官杨砺，仁宗朝（公元1023年-1063年）有个名臣江易之，都是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他们仨在汴梁城“租房”住了一辈子。
当然，作为朝廷重臣，租房的还是占少数。有些人运气好，逢上皇帝高兴、政策倾斜，一分钱不花，一套公房就到手了。仁宗辅相蔡君谟就是这样，他有两套“赐第”。
另外，有些人手里有钱，托关系买块便宜地皮，自己可以建房，英宗（公元1064年-1067年在位）近臣郑毅夫就是这样，他建了三套住房。
还有些人，他们既有“赐第”，又要建房，手里的住房总保持在两套以上，这样的人里面，有石守信、高怀德、杨延璋、王彦超这些武将，也有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官，对了，还有司马光。
韩琦在汴梁已有赐第，又在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建了昼锦堂。欧阳修在汴梁也有赐第，又在扬州建了平山堂。司马光身为四朝元老，仁宗、英宗都送过他房子，却又在西京洛阳建了独乐园，在嵩山逍遥谷建了叠石别馆。
这些人广置房产，不外乎三个目的：
一是图增值。大臣富弼在汴梁以南数百里内买下好几处地皮，盖了房子，修了水渠，前面是房，后面是地，租给别人居住和耕种，每年都有几十万贯的进项。他置房置地，是为了挣钱养老的。
二是图休闲。欧阳修在扬州的平山堂，高可入云，槐柏成林，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也是寻欢作乐的好地方。在扬州为官时，欧阳修常遍请同僚与下属到平山堂会餐，一大排长桌，列坐几百人，另有官妓相陪，一拨人饮酒赋诗，大呼小叫，花天酒地到天明。
如果不是在平山堂，而是在京师府邸，欧阳修必定会被御史奏上一本，说他骚扰四邻、居官不正，前程也就完了。从这个角度看，平山堂有似于今天那极少数作风不好的干部定点聚赌的酒店，其休闲意义无与伦比。
三是图虚荣。隋唐以来，士大夫大都喜欢在正宅之外另建小别墅，像王维有辋川别业，岑参有南溪别业，杜牧有樊川别墅，李德裕有平泉山庄，白居易有洛阳履道宅，已经形成风气。五代以后，一个有地位、有声名的人如果没有“别业”、“别馆”、“山庄”、“山堂”什么的，在圈子里就有些丢面子了。
因为这个缘故，两宋许多名人都把第二套住房当成一个必须去圆的梦。在北宋做过官的叶梦得曾对这种现象大加批判，但他本人也没能从中跳出来，晚年隐居山林，宅院够阔够大，依然念念不忘要在山寺门前另置一块地皮、建一所房子。
不管是为了增值、休闲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北宋士大夫多置房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他们大兴土木，使得建筑材料供不应求，木材购买价攀升，无形中增加了普通百姓的建房成本。到了明清时期，大概当政者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开始对官员置产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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