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翻譯在世界文明進程中都扮演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在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承擔著如何使用歸化策略構建中國自身文化身份，增強中國話語權、國家文化傳播力、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任。”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認為，“翻譯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語言轉換，它應取決於譯者對中外兩種語言的掌握與運用，取決於其跨文化交流的水平與能力。”
從兩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時期的西學翻譯、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以及改革開放至今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翻譯，中國翻譯史上的五次高潮，展現了一幅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的歷史畫卷，詮釋了翻譯作為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之橋，實現東西方思想與智慧互聯互通的巨大作用。
近代以來，中國人重在翻譯世界，向先進國家學習。如今，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的文化、發展經驗和全球治理觀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三體》《射鵰英雄傳》等不同領域的中國著作在海外走紅，翻譯中國、向世界介紹中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趨勢。
異曲同工間抵達文化之基
明代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瞭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也不同。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在《天演論》序中講述了翻譯中應遵循的原則。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於原作，“達”是忠於讀者，“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只有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嚴復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於直譯。
對比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及翻譯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及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
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產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翻譯、變換、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完全不適用，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
中國偏重於直譯與意譯之爭，由於從佛經的翻譯到現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緻的分析，而是側重於綜合，側重於實際應用方面，談翻譯技巧多，談抽象理論少。
2015年，“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首批術語發佈。81條能夠反映中華傳統文化特徵與思維方式的核心術語被挖掘整理，並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對外傳播。“幾乎每一條術語背後都是幾千年的文化史。”
國家外文局原副局長、翻譯家黃友義道出了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存在問題及難處的根源，“五千多年的思想要用簡單的外文表達出去，首先要自己理解中華傳統文化思想。過去我們僅僅盯著如何更好地翻譯為外文，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不重視，文史哲基礎不夠，需要補課。”
的確，語言同時承載著民族的歷史、宗教、風俗、思維範式、行為邏輯等。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的交流，也是兩種文化的交流。正如國家外文局原局長、翻譯家林戊蓀所言：“需要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對方的文化背景。
如果翻譯粗糙，這不止是簡單的文字缺陷，還因為對相關文化不瞭解，沒有抓住對方的思想文化思維。”資深漢譯德工作者戴世峰曾說，漢譯外的工作不是誰都能做的。大學的外語教師是外語語法的行家，可以是外語教學的專家，也可以是外譯漢的一流翻譯家，但未必能做好漢譯外。這同樣適合漢譯德。
“一位剛從德國進修回來的、名牌大學德語教師，翻譯的漢語教科書遭到德國朋友的徹底否認。我拿來一看，‘姜太公釣魚’的‘太公’譯成‘曾祖父’，這樣的譯法讓人笑掉大牙。所以，翻譯實踐需要豐富的中外文知識。在翻譯過程中，要理解中文的原意，不要想當然,也不要死搬詞典。”
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全球性話題的提出，越來越多的海外群體想要了解中國。
除歷史文明外，他們更想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精神風貌等。作為世界經濟大國，中國也同樣面臨著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理念、贏得國際社會理解的急迫任務。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任務擺在了中國面前，更擺在了廣大翻譯工作者面前。中國的翻譯也從過去的“翻譯世界”轉為在繼續“翻譯世界”的同時，更加重視“翻譯中國”。
與此同時，翻譯正在從過去單一題材向多題材、從少數西方語種翻譯向多語種翻譯轉變。長期以來，翻譯的重頭是文學，文學的包容和魅力將是翻譯的永恆主題。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需要翻譯的題材越來越擴大。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大型對外建設項目、中國技術和中國標準的輸出、時政信息、中國影視劇等的對外翻譯比重逐年增大。
隨著中國逐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交流日益頻繁，一度不被重視的非通用語種或者人們常說的小語種翻譯量逐年增加，讓小語種翻譯人員供不應求。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創新思維、開闊視野、因地制宜，以組織實施重點工程項目為抓手，支持有實力的中國出版企業參與國際圖書市場運作，組織實施了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工程、中外圖書互譯計劃、圖書版權輸出獎勵計劃等10個工程項目，涵蓋版權輸出內容生產、翻譯出版、傳播推廣、宣傳營銷等環節，以項目推動版權輸出高質量發展。
此外，作為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設立於2005年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每年授予在海外介紹中國、推廣中華文化和中國出版物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外籍及外裔作家、翻譯家和出版家，成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品牌活動和有效手段。
2016年，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會長羅選民提出了“大翻譯、大數據、大格局”翻譯理念。“大翻譯指通觀之下的語符翻譯，其對象是中國典籍”，“大數據指超出了傳統數據庫軟件工具的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群，是海量數據的集合，具有容量大、種類多、速度快、價值高等特點。”他表示，大數據可以幫助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藉助同一個數據平臺展開翻譯活動，使不同譯者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
“‘一帶一路’建設，要求翻譯工作者要有大格局觀念。”羅選民表示，大格局指從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學科的層面來思考翻譯問題。“不僅要注重‘共時’的政、經、文、體翻譯，而且要注重‘歷時’的典籍、文獻的翻譯研究；要從地緣性角度來挖掘翻譯資源，通過‘共時’和‘歷時’的翻譯研究來形成中國翻譯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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