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張舜徽（1911—1992）曾執教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於日記中記下這樣的話，“自明日起定讀宋史為日課，雖百忙亦不可間斷。昔歸熙甫深於此書鑽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餘治此書當昕夕奉斯言以自厲。”細讀完畢《張舜徽壯議軒日記》深感若非老於讀書之人絕不會有這樣惕厲之言。張曾少有壯志發願三十歲之前遍讀全史，只因戰亂頻仍漂浮無定，讀書進程有所耽擱。但耽擱並非鬆懈，實際上張舜徽已於二十五歲之前已將前四史通鑑晉書南北書“細讀一過”。他在心頭篤定做學問一定要氣象博大總會群流，因此他之於讀書是一絲不苟紮紮實實推進。具體讀書法便是多讀經史原典，就朝代論多讀唐以前書，先難後易，路徑是逆流而上，一字不放過。且認為書分部類，讀法亦自不同，治經者必從清儒書入門，為文者必自唐宋書入門。張舜徽發下宏願，“宋元兩代博通之人極多，餘必求其文集而遍讀之”，並抄錄清人陸清獻語自警：“讀書人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在張舜徽這部親筆手書一絲不苟且極具書法之美的日記裡，筆者時常感受作者讀書的認真篤實：讀書不欺世，下筆不浮誇，必是採銅于山而非買舊錢。舉例而言張舜徽對清儒著述相當熟悉，其相關著作的成就目前在學界已是有目共睹。其實早在抗戰期間他便發願撰述清儒通義卻未屬稿，可以想見其準備之早，但他卻未輕易下筆，原因無他而是心中一片敬畏心使然，“以清世諸大儒書未能遍讀不敢率爾操觚耳”。
日記裡的張舜徽每天所為之事就是讀書，勤抄勤思考。當然在古書中優遊的他也決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之人。以張舜徽不凡的學養功底，加之暗地裡自恃極高的品性，張對外界有相當激烈而又不乏理性的觀察。這體現在對同輩學人以及大學的批評。張在日記中兩次或兩次以上提及且持批評語氣的莫過於顧頡剛、胡適。說起對顧頡剛的評斷，張的批評緣起亦是聯想即之，他在為學生講授《史通·疑古》時言及疑古殊非易事，必是學博識精之人方可裁斷。然後批評發端於新文化運動的疑古思潮劍走偏鋒，認為發起之人的准入資格相當可疑。他評論“近人不多讀書而好研精於空虛之地。其弊乃不可勝言。自秦漢以後載籍日富，窺覽未周，不容置喙。故群趨於考先秦古史以便妄逞肊說而無所忌。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馬者也。疑之不已，其禍乃中於國家非細故也。夫三皇五帝之事至荒遠矣，不可考者自可存而無論。”張在接下去的記述中抨擊今之考古史者將三皇五帝一概目為無稽之談，“非特不信炎黃實有其人且疑大禹非圓頂方趾”“不啻自促縮其歷史”。張並進一步引申疑古思潮禍害學人不淺，“學者未開卷即疑古人無是書，古人不能作是書，相率閒坐遊談而不讀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看至此若對民國學術史瞭解之人一看便知矛頭直指顧頡剛。顧頡剛早年考證大禹非實有其人在彼時學界甚為轟動，一度作為笑談傳誦。魯迅更是以此為由頭長久譏笑於他。雖然顧頡剛後來修正其觀點，但疑大禹是條蟲的第一印象在時人眼中則一直堅挺。
我感興趣是張在此一論述中是讀《史通·疑古》而引申對顧頡剛的批評，而顧頡剛自述他對古史大膽的懷疑，其源頭之一也是劉知幾的《史通·疑古》。劉知幾在疑古篇中談紂王之惡遠不如後世所言，“後來諸子，承其偽說，列紂罪，有倍五經”“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這則具體案例引起了顧頡剛極大的興趣與方法論啟發。同樣的書，張舜徽與顧頡剛讀出截然相反的感覺。對比之下，很覺意味不淺，尤其前者批評後者為“不多讀書”的“狂黠之徒”。以筆者所見在張舜徽眼中讀書人分三類：不讀書之人，不多讀書之人，能讀書之人。第一種人最次，其同義詞基本是讀書少翻書也少，讀書不細心不切實不繫統之意。在日記中張最少兩次提到不讀書之人，言辭間充滿厭惡，“此間某君送其所為詩文來求餘鑑定，其氣甚弱而辭甚庸，一言以蔽之曰坐不讀書耳”。“夜覽鈕非石日記，其中有一條述彼友述庵之言，謂大學格物之格，當作扞格解即孟子物交物云云。不知此在北宋司馬君實即已言之。非石輩正坐不讀書耳”。而不多讀書之人是指讀過些書然似不精，研尋學問棄大道不走，專選小徑，大有登龍術之味道。張批評顧頡剛絕非真指顧讀書不多，從實際看顧頡剛也是少有的讀書之人。張舜徽的批評主要基於學問路子的考量，至於說狂黠之徒則認為顧頡剛的研究動搖了中華民族得以確立的精神底本。能讀書之人則是錢基博、餘遜等人。此類學者途轍既正，不受時風所及，能沉潛讀書。不過話說回來，即便張頗為欣賞的此類人，張同樣也有微詞。以錢基博論，在居湘的四年時間，錢基博自述讀書三千六百冊，“此翁治學之勤，餘平生所僅見，自朝至晚不離几案，手批口吟，每書皆有提要”。然在張看來作為前輩的錢基博病在“濫雜而無別擇”，且專讀唐以後書，讀書路徑只在集部圈子裡周旋，不以經史為歸宿，自然是差了一截。這樣的論述明顯是理念與術業的不同。因為學術上甚為持重的張舜徽在為學態度上第一，始終以經史為根柢。第二，他以為學者立言關乎國家興亡，在內能啟邦人愛國之心，在外則無為外族輕視，不可發詭誕之論以譁世取寵，若都像顧頡剛考大禹為無有，則一部國史開卷“便滋異說”，這實在不成體統。擴而大之，張舜徽對蔡元培掌校的北京大學容忍陳獨秀等人提倡非孝、廢孔擾亂少年新進之心更是難以理解。用今天的學術詞彙形容，張舜徽實在過於“保守”了。
若果說在學問上張舜徽批評顧頡剛還是留有情面，那麼對於胡適完全就是另一幅筆墨了。在提倡是否讀經此一問題上，張舜徽旗幟鮮明贊同讀經，對胡適、傅斯年等認為經書深奧難懂無益世道之論極不以為然，“二君之言似是而實非”。且提出自己的讀經辦法，指出群經皆可作歷史讀，無須拘守經名，“胡氏拘泥經名以為今日尚不夠讀經，則與村學究之規規謹守殘編覺一字不敢易者，雖適相反而其弊於一偏拘泥不化則同也”。不過張舜徽也強調經書不同內容不一，最好區別對待，節取可行，選錄也沒有問題。總體來說，張對胡適關於中國傳統學問的看法與做法都是反感的。這在日記裡有相當的體現。他對胡適的評判基於兩點：第一是誤讀式批評。張舜徽閱讀胡適《說儒》一文，覺其將“儒”之意由柔懦之儒變為剛毅進取之儒，“意思甚好”，並進一步引申開來，“胡氏平昔以廢孔黜經號召國人，此二端皆其由衷之言足以反唇相稽。餘必廣為之說以廓清之。”張誤以為寫作《說儒》的胡適改變了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批判態度，退回到了擁護的道路來。不得不說這是張自己的臆想。第二類批評則直接懷疑胡適讀書程度的深淺問題，“覽胡適論學近著竟覺所言多膚淺令人發笑，由其識不足耳。近數十年來國家之大患在於士大夫之無識，不知遺誤多少蒼生，可深嘆也。”張舜徽批評胡適“無識”是以清人顧炎武的相關論述為前提，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立言不為一時”條寫道“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胡適的文章風行一時，然在張舜徽看來屬於“無其識”無疑。張氏這樣批評胡適的出發點乃是堅定學問一定要致力於根柢之學，要切實有用才行，這仍然是襲用顧炎武的觀念：“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抄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也。”毫無疑問，胡適的學養和訓練並非根柢之學，也無補於時。
張舜徽由對胡適學者身份、士身份的懷疑而進一步擴展至大學的批評。張舜徽以為，今日大學問題實在不小，以中文系論，其課程設計實在“猖披”。原因無他，乃在學生無由於四年期間得覽五經白文。學生既無機緣，大學又缺乏相關師資，“至可閔嘆”。在他看來中文系的讀經課程最好如下設置：
為今之計必於諸生初入校二年中，每二十人給一經師教讀音句，務使五經四子鹹能誦覽白文。此二年中必督之作窗下二課，為童蒙上學勤抄勤點，守之以愚，二年以後始為之開新。專門科目講授大誼，旁涉名物制度，數聲音訓詁，以收融會貫通之益。如此行之，庶可救一時虛浮之弊。今之教者大氐矜奇炫博，務為高異以震耀後生耳目。未誦說文而與談金文甲骨，未通左氏而與論公羊穀梁，陵節而施，何益承學之士乎。
張舜徽主張給學生以嚴格的文字、名物訓練。實在說來對於一九四零年年代的大學而言決非是一種普遍可以貫徹的方法。在大學制度漸漸強化、西學亦慢慢融入，尤其是四部之學早就轉化為七科之學的目下，這種想法就學術論無疑高而曠遠，就現實論則缺乏廣泛的操作性與認同感，他看待大學的標準還是以從前的書院觀念來比附的，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西方觀念融合。
從讀書到教書，張舜徽“讀硬書”的理念一以貫之，與此聯及則是張相當排斥詩詞文章，以為不過是“雕蟲篆刻”，害人不淺。此種論議在日記中不再少數。有朋友曾金佛來談，此人據張描述，形容慘淡，語甚愁苦，夜不安眠，原因在於曾金佛讀詩不輟，“其音至悲楚”。張由此聯想友朋中能詩者無不苦思善愁，氣不勝志，其年少有用之身消磨於無病呻吟之地，“每一屈指，輒為長嘆”，“久則志氣日就靡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由是文士日多而真才日少”。即便就一般而論，世間的確不乏洋洋灑灑之文士，然而此類人若一遇鴻章鉅製則懵然不知所措。因此張舜徽諄諄告誡學生讀書當從根柢書讀起，多讀有用書，青年學子最紮實的讀書辦法便是“讀文看史鈔書寫日記”，切不可將好時光用於空虛之府。在張看來，詩文一類的作品不能作為個體修養的根基，若以此為文，沉溺小情小緒，終為小技而不足道。假設一個人學問根柢淺，在詩文中展現的性情必然不會厚實。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批評都根植於他對學問的基本看法，即讀經史為上。他對胡適顧頡剛以及大學的批評是以讀書人之眼觀瞧，細細思想，雖然有些道理但也不免有些疑問。張舜徽是從《獨立評論》《大公報》《胡適論學近著》上看到胡適的相關信息。張此時身處湖南安化藍田鎮的國立師範學院，後因戰火擴大，此校進一步遷至衡陽繼續辦學。這意味著而且日記也明確記載此地書籍較以前短少了許多，正因為少，張才會更加努力看根柢之書。換言之，張舜徽的注意力緣何集中在胡、顧二人身上。從日記看，張舜徽提到的當代人物除了身邊同事朋友外，剩下所及就是學術上欣賞之人與反對之人。前者比如餘嘉錫、黃侃、錢玄同、楊樹達、餘遜。以餘遜論，此人乃餘嘉錫之子，張舜徽的外兄。餘遜以一篇考證中國早期道教政治信念的文章見贈，張閱後評論，行文“爾雅深厚”，“無近人冗繁之失”，又捎帶批評喜歡從事考證之學的人不能為考證之文，“大氐辭不宣意或失之蕪累”。而反對之人則是胡適顧頡剛傅斯年三位。三者又各自不同，對胡適是在讀書的深度與士大夫為文有益於世的角度予以評判，張是借用清儒顧炎武的意見來看待胡適；對顧頡剛主要著眼於學術理念的不同，因為對張舜徽這類學人而言，學術與立身融為一體，張尤其不能容忍顧頡剛的考證古史而剷掉中華民族得以自立的精神圖騰；對於傅斯年日記著墨不多，張對他的批評集中在傅反對讀經，至於學術、文章方面所言甚少。無論反對或是欣賞，都能見出張本人眼界之高，換言之，他本人是“崖岸頗峻”的。
回到日記本身看，張批評胡適顧頡剛諸人實在有深意。張舜徽自視甚高，勤讀書，孜孜不倦寫作，用硬功夫做學問，從不稍輟，立言之心甚為迫切，尤其對自己身處窮鄉僻壤，學問無從為更多人知曉而中夜耿耿不寐。這一點從顧頡剛晚年的日記可得佐證。日記裡顧頡剛對張評價甚高，尤其對張的《清人文集別錄》認為“褒貶精當，讀之欣佩”（1964年4月1日）。對張從未進過學校，專在家讀書寫作而能卓然有成除了佩服之外又頗感慨，“張舜徽實系一用功人，而世不之知。”（1961年3月6日）。這一點張舜徽又何嘗不知，也許正是憑藉著胸中一股沛然莫之能阻的氣勢才有學問上的大成，然而長期不為世所知，沒有相應而正常的地位與名譽也很難熬。與之經歷相似的錢穆，在民國得享大名較之張舜徽遠甚。因此可以理解張舜徽批評胡適顧頡剛實在有原因。一者，胡適顧頡剛尤其是胡適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獲得俗世巨大的名聲與地位，實在是時代的弄潮兒與幸運兒。在民國大抵為學之人，無論老派新派，無論贊同與否，談胡說胡都是避免不了的。學術名氣同樣巨大的顧頡剛在日記裡記載了相當多的他人對自己的謗議。對此顧頡剛的解釋是不遭人忌是庸才。二者，在張看來，胡適顧頡剛二人尤其胡適學問底子不如自己，卻能在學界掀起巨大波瀾獲得巨大聲名，這在他心裡難免歆羨。羨慕之外他也在日記裡感嘆“獨學寡儔世不吾知，雖有用世之思苦無自效之地”。因此文字中多表露自身未達的愴然之感。他之批評胡適顧頡剛出語如此難堪，絕不似對其他人批評之語氣，從日記的前後語境看，大概是一種心理補償的滋味在心中盤桓使然。
筆者曾求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常常於師輩友朋間聽聞張舜徽先生的逸聞趣事，這些流傳開來的故事大抵都是關於學術，譬如說張先生曾將二十四史讀過三遍；張先生因為讀書用功竟將子女的婚姻大事錯過。無論或真或假，這些事例的指向都在說明張先生是一位真學術人，絲毫不摻假的讀書人。前文所言對時人的批評，建議學生不要作詩，這些論斷都可討論，即使真如筆者分析他對胡、顧的苛刻批評是自己學術上聲名不顯的隱隱體現，筆者以為也是正常的。從張先生一生來看，窮其一生他也沒有達到胡適、顧頡剛、錢穆那樣的名聲，但這並未妨礙他不斷精進的讀書心。他在日記中引用南宋理學家魏鶴山語：“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讀書不為古人奴役亦不為今人奴役，專注讀書本身，這才是張舜徽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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