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小史哥
宋朝皇宮有一間密室。每位新皇登基，必在登基後，在太監的帶領下，都要來到密室裡朝拜。旁人都不知道密室有什麼。直到1127年，金兵攻克汴梁，才發現這裡的秘密。
原來是太祖立下的碑文，文中對皇帝約法三章：①善待柴氏子孫；②不殺士大夫；③永不加賦稅。這可以說是趙宋王朝的三大立國之本。
第四任皇帝宋二宗秉承先祖遺訓，對百姓真的很"仁”，不但照心這麼看，甚至連清朝自命不凡的“十全老人”乾隆都這麼看。
宋仁宗到底對百姓有多仁？
請看以下幾個小事例，便可窺得全貌。
對饑民寬厚。
饑荒年間，出現饑民動亂，仁宗下旨："飢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意思是饑民搶米值得同情，盜賊傷人讓人痛心。他們無知的原因，都是因為沒吃的。把判處死刑的統統赦免。並濟以食物。
沒有文字獄，人們敢說真話。
詞人柳永，科舉時放浪形骸，填詞玩世不恭。被仁宗知道了，說你不適合做官，還是回去填詞去吧。柳永到處打著“奉旨填詞”的旗號，浪跡歌坊伎館。
四川一書生寫詩大放厥詞：“把斷劍門燒劍閣，成都別是一乾坤。”被官府知道了，判定為反詩。上報仁宗，仁宗看了，這那是反詩，分明是想當官卻當不上，這才寫詩洩洩私憤。不如干脆讓他做官，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的很好。於是就讓他當司戶參軍。
文化、科技繁榮。
因為沒有文字獄這個精神枷鎖，於是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出在了仁宗朝。四大發明有三個（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也是出在仁宗朝。可以說仁宗時期的文化科技領先世界幾百年亦不為過。
經濟空前繁榮。
在仁宗朝，第一次出現了“交子”。所謂交子就類似於今天的紙幣，也類似於存單，可以代替金屬貨幣用於交流。百姓人人有飯吃。
宋仁宗一朝，是歷代封建王朝中經濟文化的鼎盛時期，人文環境寬鬆，百姓安居樂業。在中華歷史長河中實屬罕見。所以，仁宗去世，舉國同哀，原因就在這裡。
天中照心
宋仁宗趙禎，自13歲即帝位，在位41年，以寬仁治天下，是歷史上第一位廟號“仁宗”的帝王。在位這麼就，還能得到“仁”的稱號，他的“仁”自然不會是假的。
根據《宋史》所載，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天生的非常仁慈。
宋仁宗的“仁”，有很多表現。
對於天下，宋仁宗心繫黎民百姓。每逢水旱等等自然災害，仁宗都會親自祝禱，為民祈福，並予以賑濟。同時，仁宗又輕刑法，經常將囚犯罪降一等，而輕者直接開釋，很多冤獄也得以昭雪。
對於士人，宋仁宗時期鮮有文字獄發生。仁宗非常痛恨羅織罪名，陷害他人的行為，所以，他曾下旨，凡是因為誤判使人獲罪的官員，終身不再錄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別有用心之人，借用摘取個別字句陷害他人的文字獄的發生。同時，也讓仁宗時期，文化一度繁榮到了一個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就生活在仁宗時期。
據說，蘇轍當時參加進士考試，考卷中直言，說他聽說趙禎宮中有美女數千，終日歌舞飲宴，紙醉金迷，不關心天下百姓。這要是在明清時期，恐怕早就被夷三族了。可是，趙禎知道後，不但不罰，反而誇讚蘇轍敢於直言，特點了蘇轍進士。
而在科舉中得罪了宋真宗，“奉旨填詞”的柳永柳三變，也是在宋仁宗趙禎的開恩之下，終得以入仕為官。仁宗此舉把柳永給感動的，發自內心的填詞歌頌仁宗。
從蘇轍、柳永的事情，已足見仁宗之仁。
整個宋朝相對而言，對於士人都非常寬容，所以，即使有文字獄發生，通常也不像明清時期那麼慘烈，多數是貶官、外放、發配了事，很少殺戮。
對於官吏、後宮，宋仁宗也較為寬容。仁宗時期，朝堂、宮廷鬥爭時有發生，多數都是貶官，罷黜。比如著名的坤寧宮事變，四名醉酒的侍衛竟然深夜在宮內鬧事，大肆殺戮，差點傷了仁宗。最後，也不過是以擊斃了四名鬧事的侍衛，將侍衛頭領，以及相關責任人貶官外放了事。
《宋史》中，更是記載了宋仁宗對於宮中奴僕的體恤。說是有一天夜裡，仁宗飢餓，“思膳燒羊”，想吃羊肉。但是，仁宗怕由此形成慣例，導致御廚夜夜宰殺羔羊備著，所以，寧願捱餓，也不讓身邊的人去傳膳。
而在野史稗記中，記錄宋仁宗的此類事件更是非常多。比如怕跟隨的僕從被罰，忍渴不言；拒絕吃官員獻上的每枚價值千錢的蛤蜊；吃飯時，吃到了沙子，還不忘叮囑身旁的宮女，不得說出去。
宋仁宗的“仁”，正如《宋史》中所言，是出於天性，並非裝出來的，是真的“仁”，這是毋庸懷疑的。
只是，有時候，僅僅是婦人之仁，卻不一定有利於天下百姓。
宋仁宗治下的百姓
從宋仁宗自身而言，肯定是希望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幸福安康的。仁宗因此才會在災荒之時，為百姓祈福，減少受災地區的賦稅，給與錢糧賑濟。又降低刑罰，督促官員，公正審理各類案件。
但是，宋仁宗並沒能解決宋朝立國以來的積弊，而這些積弊才是真正能夠時時刻刻影響百姓生活的根源。
宋朝實行抑武揚文的政策，在官職設置上，又實行官職差分離制度，只有被差遣的官員，才具有實權，才是真正做事的官員。宋朝不但被差遣的官員非常多，還有大批閒散的官員。這就引發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冗官。再加上宋朝的俸祿很高，所以，宋朝廷等於花了很大一筆錢，卻白白養了一大批無所事事的官員。
另外還有冗兵問題，宋朝養了數十萬拱衛中央的禁軍，卻也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整個宋朝，中央禁軍，加上邊軍，有上百萬之巨，每年消耗掉了宋朝近七成的財政收入。
而宋仁宗雖然個人節儉，卻有個無法戒掉的“壞習慣”，各類慶典祭祀活動繁多，花銷巨大。仁宗不吃羔羊、蛤蜊，節省下來的那一點點錢糧、對於祭祀慶典而言，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宋仁宗雖然自己不喜歡修建居住、遊樂用的宮殿、別苑，可是他非常喜歡修建佛寺宮觀。而且，仁宗還很慷慨，動不動就給官吏、奴僕各類賞賜。這些開支加起來，相比仁宗省下來的那點錢，巨大多了。
宋仁宗要花掉這麼多錢，這些錢從哪裡來呢？難道是從貴族、官吏、士大夫哪裡收取？肯定不是。這些錢自然大多數要出自普通百姓那裡，宋朝的賦稅是很高的。
再加上宋仁宗時期的土地兼併嚴重，甚至到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地步。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實是非常悽慘的。仁宗朝總人口的增加，並不代表百姓生活變好。
原本1000錢給2個人用，1人有500錢。可是現在，雖然有1200錢，總收入增加了200錢，卻要分給3個人用，每人只有400錢而已。多出來的人口，所創造的財富，並沒有被他們留下，而是被剝削走了。這也是宋朝國家財富很多，但是，農民起義卻非常多的原因之一。
這些從百姓手中剝削走的財富，都流入了貴族、官吏，以及富商巨賈的腰包之中。皇帝經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而百姓的日子也是愈加的困苦。這也是范仲淹、王安石先後要進行變法的原因。只可惜，每次變法，都不成功。可見，當時的既得利益者，勢力之龐大強盛。
宋仁宗之仁，主要受益者是貴族、官吏、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賈階層。仁宗想對百姓好，但實際上卻讓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不能不說，宋仁宗因為能力所限，好心辦了壞事。這也正應了一句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奕天讀歷史
宋仁宗真的很仁嗎？他對老百姓怎麼樣？
首先可以確切的告訴你，宋仁宗真的很“仁”，縱貫中國主線歷史，得過“仁”這個廟號的皇帝寥寥無幾，比如說明仁宗、元仁宗，而宋仁宗是歷史上評為最“仁”的一位皇帝。為什麼這麼說了？因為他不僅對官員好，對宮女妃嬪好，甚至對敵人都不錯。“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將“仁”這一思想詮釋的“淋漓盡致”。
第一，對待官員的仁。
宋仁宗時期，官員直言而諫，他也不會生氣，如果是他自己的錯誤，他會欣然改正。朝堂上被包拯噴了滿臉唾沫，照樣是強撐著不生氣，甚至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在他手下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膽，官做到富弼那種級別的，都是“工資基本不動”，領福利到手軟。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滿三年日子就升官，開開心心升職加薪，如何不是好時代？再比如，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願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七名言官與仁宗理論，最終仁宗氣呼呼的說不過幾人，只好自己乾生氣，張饒佐也沒當成節度使。
第二，宋仁宗對侍從的仁。
據說有一天宋仁宗被餓醒了，想吃羊肉羹，卻想到這會讓宮人養成夜夜宰羊以備用的不良習慣，他不忍心勞煩別人，也不忍心這個不良習慣形成後形成鋪張浪費和殘害生靈的現象，只好忍飢挨餓，熬過了一晚。類似的還有仁宗口渴時，看到周邊侍從都沒有帶水，就忍住口渴而不發問，是因為他怕侍從會受到責罰。再有就是吃飯吃到沙子，牙齒一陣疼痛，卻當心下人受到處罰而不再追究。
第三，對待百姓的仁。
北宋的田賦，承襲自唐代兩稅法，理論上說比唐代還低。到仁宗慶曆初年，仁宗覺得百姓還是比較窮困潦倒，遂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進行社會改革，為了百姓富足、安居樂業也是操碎了心。
第四，對待敵人的仁。
別的不說，單單宋仁宗死後死後，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虜主”也握住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一個皇帝死了，讓本國黎庶哭得涕泗橫流的事，屢見不鮮，引得鄰國百姓和皇帝痛哭，實在是鳳毛麟角。
好吧，我承認我誇不下去了，這讚歌我是唱不動了，我覺得宋仁宗充其量只是一個老好人罷了，作為一個君主，我覺得是不合格的。
首先說下對待官員，就是因為太過寬宥，導致官僚機構繁冗。官員人多了，工資福利還好，那這些錢從哪出了？當然是從百姓身上出了。所謂兩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幾乎全雲集在仁宗年間，天天吟風弄月，日日安安心心享受有錢有閒的官場生活，還不用擔心皇帝陛下哪天不開心了將自己腦袋砍掉，能不好嗎。
其次來看看百姓的生活。北宋百姓附加稅極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間名臣韓琦的統計說，當時北宋農民要交的附加稅“雜錢”，有牛皮、農具、鹽、鞋等十多種名目，五代時的“身丁錢”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繼承”下來。連精於算計的北宋大科學家沈括都說，北宋農民要交的苛捐雜稅，簡直是“名目繁瑣”。然而比田賦更坑的，還有北宋的勞役。北宋的勞役十分繁重，而且由於北宋勞役制度繁瑣，可鑽的空子也就多。有錢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該負擔的勞役，統統甩鍋給苦老百姓。家裡稍有點錢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強制充任“衙前”，負擔相關差役，而且最忙的勞役，通常都是農忙時節，服一次役就傾家蕩產。所以，為了逃避勞役，宋仁宗年間的農民們，也是“智如泉湧”。有的“孀母改嫁”，有的“親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當現實變得如此模樣，百姓為了躲避，只能不得已淪為盜賊，你以為所謂的落草為寇只是北宋末年才出現的嗎？錯，仁宗時已經天下盜賊橫行了，所謂的禁軍120多萬官兵，也只是甲兵不修、精銳早喪的廢物兵罷了。
至於敵國誇讚仁宗，要是年年歲幣送個不停，能不覺得仁嗎？
所以，我覺得宋仁宗是個好人，但是他在的位置是皇帝這一職業，一味的仁慈，未能使國家富強、軍事鼎盛、百姓富足、威壓四方，這樣的“仁”，我覺得不要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