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小史哥
宋朝皇宫有一间密室。每位新皇登基，必在登基后，在太监的带领下，都要来到密室里朝拜。旁人都不知道密室有什么。直到1127年，金兵攻克汴梁，才发现这里的秘密。
原来是太祖立下的碑文，文中对皇帝约法三章：①善待柴氏子孙；②不杀士大夫；③永不加赋税。这可以说是赵宋王朝的三大立国之本。
第四任皇帝宋二宗秉承先祖遗训，对百姓真的很"仁”，不但照心这么看，甚至连清朝自命不凡的“十全老人”乾隆都这么看。
宋仁宗到底对百姓有多仁？
请看以下几个小事例，便可窥得全貌。
对饥民宽厚。
饥荒年间，出现饥民动乱，仁宗下旨："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意思是饥民抢米值得同情，盗贼伤人让人痛心。他们无知的原因，都是因为没吃的。把判处死刑的统统赦免。并济以食物。
没有文字狱，人们敢说真话。
词人柳永，科举时放浪形骸，填词玩世不恭。被仁宗知道了，说你不适合做官，还是回去填词去吧。柳永到处打着“奉旨填词”的旗号，浪迹歌坊伎馆。
四川一书生写诗大放厥词：“把断剑门烧剑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被官府知道了，判定为反诗。上报仁宗，仁宗看了，这那是反诗，分明是想当官却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私愤。不如干脆让他做官，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的很好。于是就让他当司户参军。
文化、科技繁荣。
因为没有文字狱这个精神枷锁，于是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出在了仁宗朝。四大发明有三个（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也是出在仁宗朝。可以说仁宗时期的文化科技领先世界几百年亦不为过。
经济空前繁荣。
在仁宗朝，第一次出现了“交子”。所谓交子就类似于今天的纸币，也类似于存单，可以代替金属货币用于交流。百姓人人有饭吃。
宋仁宗一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人文环境宽松，百姓安居乐业。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所以，仁宗去世，举国同哀，原因就在这里。
天中照心
宋仁宗赵祯，自13岁即帝位，在位41年，以宽仁治天下，是历史上第一位庙号“仁宗”的帝王。在位这么就，还能得到“仁”的称号，他的“仁”自然不会是假的。
根据《宋史》所载，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天生的非常仁慈。
宋仁宗的“仁”，有很多表现。
对于天下，宋仁宗心系黎民百姓。每逢水旱等等自然灾害，仁宗都会亲自祝祷，为民祈福，并予以赈济。同时，仁宗又轻刑法，经常将囚犯罪降一等，而轻者直接开释，很多冤狱也得以昭雪。
对于士人，宋仁宗时期鲜有文字狱发生。仁宗非常痛恨罗织罪名，陷害他人的行为，所以，他曾下旨，凡是因为误判使人获罪的官员，终身不再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别有用心之人，借用摘取个别字句陷害他人的文字狱的发生。同时，也让仁宗时期，文化一度繁荣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就生活在仁宗时期。
据说，苏辙当时参加进士考试，考卷中直言，说他听说赵祯宫中有美女数千，终日歌舞饮宴，纸醉金迷，不关心天下百姓。这要是在明清时期，恐怕早就被夷三族了。可是，赵祯知道后，不但不罚，反而夸赞苏辙敢于直言，特点了苏辙进士。
而在科举中得罪了宋真宗，“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也是在宋仁宗赵祯的开恩之下，终得以入仕为官。仁宗此举把柳永给感动的，发自内心的填词歌颂仁宗。
从苏辙、柳永的事情，已足见仁宗之仁。
整个宋朝相对而言，对于士人都非常宽容，所以，即使有文字狱发生，通常也不像明清时期那么惨烈，多数是贬官、外放、发配了事，很少杀戮。
对于官吏、后宫，宋仁宗也较为宽容。仁宗时期，朝堂、宫廷斗争时有发生，多数都是贬官，罢黜。比如著名的坤宁宫事变，四名醉酒的侍卫竟然深夜在宫内闹事，大肆杀戮，差点伤了仁宗。最后，也不过是以击毙了四名闹事的侍卫，将侍卫头领，以及相关责任人贬官外放了事。
《宋史》中，更是记载了宋仁宗对于宫中奴仆的体恤。说是有一天夜里，仁宗饥饿，“思膳烧羊”，想吃羊肉。但是，仁宗怕由此形成惯例，导致御厨夜夜宰杀羔羊备着，所以，宁愿挨饿，也不让身边的人去传膳。
而在野史稗记中，记录宋仁宗的此类事件更是非常多。比如怕跟随的仆从被罚，忍渴不言；拒绝吃官员献上的每枚价值千钱的蛤蜊；吃饭时，吃到了沙子，还不忘叮嘱身旁的宫女，不得说出去。
宋仁宗的“仁”，正如《宋史》中所言，是出于天性，并非装出来的，是真的“仁”，这是毋庸怀疑的。
只是，有时候，仅仅是妇人之仁，却不一定有利于天下百姓。
宋仁宗治下的百姓
从宋仁宗自身而言，肯定是希望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幸福安康的。仁宗因此才会在灾荒之时，为百姓祈福，减少受灾地区的赋税，给与钱粮赈济。又降低刑罚，督促官员，公正审理各类案件。
但是，宋仁宗并没能解决宋朝立国以来的积弊，而这些积弊才是真正能够时时刻刻影响百姓生活的根源。
宋朝实行抑武扬文的政策，在官职设置上，又实行官职差分离制度，只有被差遣的官员，才具有实权，才是真正做事的官员。宋朝不但被差遣的官员非常多，还有大批闲散的官员。这就引发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冗官。再加上宋朝的俸禄很高，所以，宋朝廷等于花了很大一笔钱，却白白养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员。
另外还有冗兵问题，宋朝养了数十万拱卫中央的禁军，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整个宋朝，中央禁军，加上边军，有上百万之巨，每年消耗掉了宋朝近七成的财政收入。
而宋仁宗虽然个人节俭，却有个无法戒掉的“坏习惯”，各类庆典祭祀活动繁多，花销巨大。仁宗不吃羔羊、蛤蜊，节省下来的那一点点钱粮、对于祭祀庆典而言，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宋仁宗虽然自己不喜欢修建居住、游乐用的宫殿、别苑，可是他非常喜欢修建佛寺宫观。而且，仁宗还很慷慨，动不动就给官吏、奴仆各类赏赐。这些开支加起来，相比仁宗省下来的那点钱，巨大多了。
宋仁宗要花掉这么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难道是从贵族、官吏、士大夫哪里收取？肯定不是。这些钱自然大多数要出自普通百姓那里，宋朝的赋税是很高的。
再加上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严重，甚至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地步。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凄惨的。仁宗朝总人口的增加，并不代表百姓生活变好。
原本1000钱给2个人用，1人有500钱。可是现在，虽然有1200钱，总收入增加了200钱，却要分给3个人用，每人只有400钱而已。多出来的人口，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被他们留下，而是被剥削走了。这也是宋朝国家财富很多，但是，农民起义却非常多的原因之一。
这些从百姓手中剥削走的财富，都流入了贵族、官吏，以及富商巨贾的腰包之中。皇帝经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百姓的日子也是愈加的困苦。这也是范仲淹、王安石先后要进行变法的原因。只可惜，每次变法，都不成功。可见，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庞大强盛。
宋仁宗之仁，主要受益者是贵族、官吏、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贾阶层。仁宗想对百姓好，但实际上却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不能不说，宋仁宗因为能力所限，好心办了坏事。这也正应了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奕天读历史
宋仁宗真的很仁吗？他对老百姓怎么样？
首先可以确切的告诉你，宋仁宗真的很“仁”，纵贯中国主线历史，得过“仁”这个庙号的皇帝寥寥无几，比如说明仁宗、元仁宗，而宋仁宗是历史上评为最“仁”的一位皇帝。为什么这么说了？因为他不仅对官员好，对宫女妃嫔好，甚至对敌人都不错。“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将“仁”这一思想诠释的“淋漓尽致”。
第一，对待官员的仁。
宋仁宗时期，官员直言而谏，他也不会生气，如果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会欣然改正。朝堂上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照样是强撑着不生气，甚至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在他手下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胆，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都是“工资基本不动”，领福利到手软。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满三年日子就升官，开开心心升职加薪，如何不是好时代？再比如，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七名言官与仁宗理论，最终仁宗气呼呼的说不过几人，只好自己干生气，张饶佐也没当成节度使。
第二，宋仁宗对侍从的仁。
据说有一天宋仁宗被饿醒了，想吃羊肉羹，却想到这会让宫人养成夜夜宰羊以备用的不良习惯，他不忍心劳烦别人，也不忍心这个不良习惯形成后形成铺张浪费和残害生灵的现象，只好忍饥挨饿，熬过了一晚。类似的还有仁宗口渴时，看到周边侍从都没有带水，就忍住口渴而不发问，是因为他怕侍从会受到责罚。再有就是吃饭吃到沙子，牙齿一阵疼痛，却当心下人受到处罚而不再追究。
第三，对待百姓的仁。
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说比唐代还低。到仁宗庆历初年，仁宗觉得百姓还是比较穷困潦倒，遂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进行社会改革，为了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也是操碎了心。
第四，对待敌人的仁。
别的不说，单单宋仁宗死后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
好吧，我承认我夸不下去了，这赞歌我是唱不动了，我觉得宋仁宗充其量只是一个老好人罢了，作为一个君主，我觉得是不合格的。
首先说下对待官员，就是因为太过宽宥，导致官僚机构繁冗。官员人多了，工资福利还好，那这些钱从哪出了？当然是从百姓身上出了。所谓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仁宗年间，天天吟风弄月，日日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还不用担心皇帝陛下哪天不开心了将自己脑袋砍掉，能不好吗。
其次来看看百姓的生活。北宋百姓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目繁琐”。然而比田赋更坑的，还有北宋的劳役。北宋的劳役十分繁重，而且由于北宋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甩锅给苦老百姓。家里稍有点钱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强制充任“衙前”，负担相关差役，而且最忙的劳役，通常都是农忙时节，服一次役就倾家荡产。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当现实变得如此模样，百姓为了躲避，只能不得已沦为盗贼，你以为所谓的落草为寇只是北宋末年才出现的吗？错，仁宗时已经天下盗贼横行了，所谓的禁军120多万官兵，也只是甲兵不修、精锐早丧的废物兵罢了。
至于敌国夸赞仁宗，要是年年岁币送个不停，能不觉得仁吗？
所以，我觉得宋仁宗是个好人，但是他在的位置是皇帝这一职业，一味的仁慈，未能使国家富强、军事鼎盛、百姓富足、威压四方，这样的“仁”，我觉得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