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部重要的文獻，內容共分為三十六門，涵蓋比較廣，包括了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歷史記載，價值早已被研究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歷史、思想史、文學史的學者們所承認。《世說新語》所記載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對人物的品鑑，另一個是玄談清議，此書也有對當時的“貴族社會”生活繁榮的記載，後人對於此書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
《世說新語》
關於《世說新語》，我們疑問重重，《世說新語》的編纂者究竟有誰？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條件下，編纂此書真正作者的立場是怎樣的？有關於《世說新語》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世說新語》的編纂者
我們現在討論《世說新語》的作者，都會想到劉義慶，但是近代文學家魯迅在其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根據《宋書》所載劉義慶其人，才詞不多，魯迅認為《世說新語》應是劉義慶幕內文人所作。
《宋書》：“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那劉義慶手下的文人都有誰呢？
《宋書》：“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併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這裡記載了劉義慶手下的幾個代表性文人，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但是沒有直接說明這幾人參與了《世說新語》的編纂或者其他的人參與了《世說新語》的編纂，因此我們要從書中尋找答案。
謝靈運的在公元433年，公開表達了自己的“反叛”之心，表現出了他對晉朝的“忠心”，《世說新語 言語》中記載了謝靈運的事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日:“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言語篇中收錄是“言語應對可稱者”，這是種褒義，而謝靈運於公元433年表達了自己的“反叛”之心，劉義慶可是劉宋的“皇親貴胄”，不可能對反叛自己王朝的人有好感，還去收錄他的事例。而且《世說新語》的編纂難以放在公元432年以前，因此劉義慶並非主要編纂者，甚至都有可能沒看全書，所以言語篇中才有了謝靈運的正面案例影響。
既然有謝靈運這種人物事例的存在，那麼和謝靈運關係不錯的何長瑜是這上述四人中極有可能編寫此段記載的人物。
《宋書》：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其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何長瑜是有記載的劉義慶幕下文人中最有可能編纂謝靈運事例的人物，但是並沒有直接證據指出《世說新語》的編篡者到底是哪些人，何名何姓？但是我們能確定一點，參與《世說新語》編纂的作者中，一定有人是對劉宋政權有所批判的，《世說新語》這部書中，就瀰漫著批判劉宋政權的色彩。
《世說新語》編纂者們的立場
劉宋政權的基礎是軍事政權，在《世說新語》中，對宋人的描寫，可讓我們對作者的態度略知一二。
張敷為宋臺秘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於時相國府有一參軍督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雲:“可載之。”答日:“臣性不雜。”遂不載。這裡的《世說新語》原文記載是武帝，實際上這件事發生在文帝時期。但是有可能此段是作者故意寫錯。因為當時文帝在世，這種反對當時皇帝的事如果記錄在案，也許會有麻煩，但變成武帝就不一樣了。從此處和謝靈運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世說新語》的編纂者，或者編纂者中某一有決定性作用的人物，內心是批判劉宋政權的。
對於劉義慶的考察和世說新語的定性評價
《世說新語》在《隋書 經籍志》中被列為小說，而且在《隋書 經籍志》和《世說新語》並列為小說的書還有如《笑林廣記》等記載笑話的書，和《魯史欹器圖》等工學之書。《隋書 經籍志》對於小說的定義是“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意思就是道聽途說，不足為信。在《隋書 經籍志》中，對於《世說新語》的評價是比較低的。
劉知幾畫像
隋後的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於《世說新語》的評價也是比較低的，他把《世說新語》和《笑林廣記》等幾個笑話集直接放在一起談。
《史通》：“又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又把《世說新語》稱為“街談巷議”，劉知幾很瞧不起《世說新語》，對《世說新語》的評價有失偏頗，在《四庫提要》中，劉知幾就受到了批評，被認為“未為通論”。
《史通》
雖然《世說新語》的真正編纂者不是劉義慶，但是這部書肯定是和劉義慶脫離不了干係的，可以說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或者是主持倡導之下，劉義慶為什麼要主持了這部書籍呢？
劉義慶被譽為劉宋政權的“宗室之表”，在《宋書》
劉義慶的本傳中有這樣一句話：
《宋書》：“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為什麼會說世路艱難？
劉義慶生活年代的執政皇帝是宋文帝，宋文帝頗為猜忌，而且愛殺大臣和宗室之親。他自己都承認自己“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於左右為少恩”。這不是說說這麼簡單。這可能就是劉義慶的“世路艱難”。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劉義慶十分謹慎小心。
《宋書》：“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宋書》：“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謹慎小心求平安，《世說新語》如果真是他全寫的，是不會出現什麼批判色彩的。他招募文學之士，寫清談之書，在涉及近代多是清談討論，不涉及當時的劉宋政治，也是他的主要意願。
《世說新語》其書中一些關於歷史記載的錯誤，但是這不能成為我們否認其價值的理由，更不是把它真的當成一部小說的理由，更多時候，這是一部研究魏晉南北朝思想史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