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末的农民起义，真是风起云涌，起于陕西，转进晋豫，风卷凤阳，闹得不可开交。李自成活跃于陕甘宁，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活跃于鄂豫皖，这地名称起来挺熟悉啊，三百年后的事，先不谈，就说这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连洪承畴和卢象升这样的大牛人也搞不定。真是内外交困，直到一个文弱书生的出现，他侃侃而谈，一挥手，十面张网，网起了不少大鱼。这个文弱书生叫杨嗣昌，不过今我要讲的是破坏这张网的人：熊文灿。
一、熊大人的业绩太突出
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这个职位有多重要呢？在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布置里，这十个地方都是各守本土，能坚守就好。只有两支机动部队是镇压农民军的真正主力，一支主帅是三边总督洪承畴，可以理解为大明西部战区总负责人，一支主帅是六省总理熊大人，可以理解为大明东部战区总负责人。
熊大人，是杨嗣昌亲自提拔的干部。他们很熟么？并不熟。当时北方各地都缺人，实在抽不出人来，只能把眼光放到南方，在南方就属熊大人业绩好。
四正六隅图
其实这个熊大人并非懂军事，仅仅是擅长招安。在此我们必须要返回来看看福建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熊文灿在福建的时候，发现郑芝龙挺有意思：总兵俞咨皋击败多股海盗，并招安，办的挺顺利，但郑芝龙就是不降。不仅如此，郑芝龙越混越强，击败了都司洪先春，并不追击，俘获明军军官，并不杀害，甚至击败总兵俞咨皋后，都默默的放他走了。
熊文灿明白，郑芝龙不是不降，而是要价更高。历史记载熊文灿是“善遇芝龙”，但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合作关系，从此熊文灿顺利摆平了多股海盗，熊文灿调任两广，打不过广东海盗刘香，自己都被降职了，没问题，郑芝龙来帮忙，干掉刘香，保证我大明南疆海清河晏，而郑芝龙也堂而皇之的做起了大明的官。
熊大人自然知道大广东山好水好，相比北方大乱，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两广总督更是肥差，这样的肥差自然有人眼红。更重要的是你熊大人业绩太突出了，崇祯和杨嗣昌正焦头烂额的找人才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熊大人是唯一一个轻松摆平贼寇，又年富力强的，不提拔你，提拔谁呢？所以这六省总督非你莫属。
二、熊大人在湖北的困局
所以不难理解熊大人一上任就开始招安，先后招降了张献忠、罗汝才、王光恩、刘国能等人。这算是杨嗣昌十张大网下捞出的大鱼。此细节，见另篇文章。但是这个模式移到襄阳附近就不灵了。
熊文灿和郑之龙是合作关系，郑芝龙拿着官方身份去发展自己的海军，然后去垄断海外贸易，反正都是在海外折腾，我大明官员眼光仅在陆地和近海，与郑芝龙的海外贸易没有半毛钱的冲突，反而可以收到郑芝龙的巨额贿赂，大家何乐而不为？
熊文灿升任两广总督后，让郑芝龙剿灭刘香，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剿灭刘香之后，郑芝龙可以吞并刘香的贸易路线，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郑芝龙很乐意做，到广东防区去义务劳动都行，何况还有封赏。
郑芝龙独霸中国南方对外贸易路线，自然要保证这片海域的安宁，这样可以保证自己的贸易安全，也杜绝滋生其它海盗势力的可能。从表面看郑大人真是忠公体国啊。一切都很美好。而熊文灿则自以为得到了解决问题的良方。
可熊文灿和张献忠只能是上下级关系。张献忠在谷城县设卡收税、垄断贸易，这是虎口夺食，不仅夺走了当地乡绅、官员的利益，也违反了国法。张献忠也拿到钱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辛辛苦苦收来的财富，养活部队可以，但没多少闲钱去贿赂上级官员，和各级官员的关系，那肯定好不了。那些义军比张献忠还穷，让张献忠剿灭他们，是绝对的亏本买卖，张献忠绝对不乐意。
谷城知县阮之钿对张献忠的所做所为看在眼里，天天打小报告，说张献忠拥兵自重，还会造反，要求朝廷解决。熊文灿压力很大，张献忠想在大明的体制下拥兵自立，那绝对不可能长久。
其实杨嗣昌、洪承畴等人都懂这个道理，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就是主抚的，结果招抚失败被下狱论死，教训很深刻。但是熊文灿远在福建，不懂这个道理啊，偏偏崇祯刚愎自用，急于求成，看到熊文灿的福建模式成功，就一再偏袒熊文灿。
三、论胆气
当张献忠不听征调的时候，熊大人但凡有袁崇焕、孙传庭一半的胆气，就应该直入张献忠大营，责以大义，假如张献忠确实不想出剿，那就让他安养晚年，熊大人亲自带走一部分老实、地位低的年轻士兵，只要论功行赏，不怕他们不效力。假如所有人都不想为大明效力，那就派正规军收缴他们的所有军用物资，让他们老老实实种地。张献忠投降不久，不可能已经准备好造反了，硬要仓促造反，肯定吃更大的亏。
从后来的历史看，义军中下层级官兵投靠朝廷之后作战更勇敢（如高杰、王光恩），只要熊大人能亲自进张献忠的大营，那带走一批中下层官兵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关键是熊大人有没有那样的胆气。事实证明，熊大人是个草包。张献忠根本瞧不起他，造反只欠一个时机。
四、论运气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策略，本质上是剿为主，抚为次的。但是他推荐的熊文灿却是一个抚为主，剿主次的人，杨嗣昌这十面张网，硬生生让熊大人破了个大窟窿，所以说张献忠不像是被十张网给网起来的大鱼，更像是从网窟窿里漏出来的大鱼。这应该算是杨先生最大的悲剧吧。
做为一个看明末史会气到胸闷的人，总是在想：假如让朱大典坐在熊文灿的位置上，做的应该会比熊大人好点吧，至少不会一股脑的招降。不过朱大典平定登莱的时候，费日破多，且主犯逃到后金，驻守淮河流域，也是胜负参半，成绩确实不够光鲜。四川巡抚傅宗龙也不错，参与平定西南土司，有点业绩，因为耿直，不被崇祯所喜。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只有熊大人在福建、广东的业绩最光鲜，没道理不用熊大人。
换个思路想，谷城、房县那一带是农民军最熟悉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安排农民军耕种，假如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人安排在鄂东南的长江沿线，或许想造反就不那么容易。可惜熊大人没这眼光。
这大概是张献忠的运气吧，可惜对大明来说，就是厄运了。
附：本文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襄阳：张献忠、曹操投降，张献忠小聪明确实多》的续篇，有不明白的可以返回去看这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