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出埃及记
你好，关于此案，首先回答您关于案子的真正原因的推测。
《清史稿》的记载，“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胁，次日卒。”也就说张汶祥是假装要告状，才有机会靠近马新贻并刺杀好成功。至于张汶祥为何要杀马新贻，当时朝廷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张曾经是太平军，后来又当海盗，为了给同伙报仇，又提到曾经的妻子被马新贻所抢，听着就不靠谱，而且马是封疆大吏，身边前呼后拥，如果不是有人提前做了安排，张以告状的名义哪能轻松接近？类似玩笑。
有多种传说，总的来说后世大多认为此案是清廷和湘军集团的一次政治博弈，刺马案扑朔迷离，朝廷当时派人调查，来调查的都玩暧昧，搅浑水，越调查，越离奇。据说慈禧太后在朝堂上阴阳怪气的问曾国藩，“此事甚奇啊”？老曾跪在哪就回了一句“嗯！臣也觉得此事甚奇”。慈禧也无奈啊，当时两江总督成了湘军集团的禁脔，曾国藩走，也该用其他湘系人代替，结果朝廷用马新贻来搅局，慈禧是犯了众怒。以后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曾国荃，沈葆桢，张之洞，个个都与湘军有关。张之洞虽不是湘军直系，但他是湘军元老胡林翼的得意门生，盘根错节，复杂异常。从这个细节来看，两江总督已然是朝廷不可染指的了，马新贻的死说和湘军无关谁信呢？
正所谓兔死狗烹，太平军一被剿灭，湘军也非常危险，湘军掌控两江之地，慈禧岂能不防，岂能不反而化之，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所以朝廷急需减弱湘军集团的势力，马新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安排在了两江总督这个烫屁股的位置上。
马新贻很有可能就是慈禧派来暗地里调查湘军集团贪污行为的，在某些地方触碰到了湘军集团的神经，于是乎就被灭口了，慈禧也是太心急了，当初打仗时朝廷不出钱粮，任由湘军自行解决。好了仗打完了，又要根根计较要查湘军所获财物去向，还秘密派出马来暗查，自然触动到湘军的核心利益。所以那怕慈禧派十个马来查都会牲命不保。故慈禧只能草草收场，不敢再查下去了。
其实在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主动裁军，换来的是清政府与汉人精英阶层达成了权力分配的默契，但是之后慈禧试图反悔拿回更多权力，所以派马试探性的整顿湘军势力，结果被一巴掌直接呼脸上，只好被迫退回之前的默契。所以说刺马案最有可能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就是曾国荃，曾国藩最初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刺马案发生后他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的弟弟，或者在刺马案发生前曾国荃就已经把计划告知了曾国藩。马新贻作为慈禧手中的关键一把利刃，扎到曾国藩集团的手心上（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主在江浙皖，湘军根据地也主在此处），曾国藩集团没有反应肯定不合常理，曾国藩作为湘军集团的老大，即便没有主谋，他肯定也是预先知道这件事，不过他已经年迈，有些事只要沉默，下边自然有人领会去着手安排的。
刺马案最大的影响就是，汉族地方大员明白了朝廷的软弱，由此为以后的东南互保埋下伏笔，以至于清朝结束的时候，地方基本没有大反应。因为刺马案没有很好的政治解决，极大的削弱的了皇权，对满清当然是坏事，对留辫两百多年的其他民族却是好事。
最后，要回答你问的现在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其实不是这样，大家现在都可以随便来议论的，没有不能谈的。只是因为当时操作事情的人不可能留下任何证据，张汶祥也只是一个死士，由不得他乱说，而且即便他当时扛不住大刑，口供也不会留下不该有的痕迹，这件事情过去了100多年，即便基本能推断出来真相，没有确凿的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证物，那又谁能说清呢，参考肯尼迪的遇刺案，就能知道这些事件不了了之的必然了。
调侃历史的幻苦君
清末四大案之一的“刺马案”曾轰动一时，因为被刺杀的对象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清朝历史上被刺杀的最高级别官员。而且在案件侦查当中，疑点重重，慈禧派出的钦差皆以含糊的结案报告呈上，因此让人联想到背后指使者的势力绝不一般。再由利益关系为索引，各种猜测指向了中兴四大臣之首的曾国藩，另外涉及到清末政坛的大佬张之万、李鸿章等。近些年来，此案被作为电影素材拍成了“投名状”，再次引起人们的猜测，那么刺马案的来龙去脉是如何的呢？又是怎么将矛头指向曾国藩的呢？
马新贻的逆袭之路
马新贻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初踏仕途时并无亮点，只是于安徽做过知县，在任上中规中矩，口碑倒是不错。所谓乱世出英雄，随着咸丰三年（1853年）的太平军攻打安徽，马新贻开始了文人的军旅生涯，并在战场上找到了展现自我的方向。
当时淮河南北的民众趁着太平军攻打安徽，纷纷起义造反，流寇盗贼也躁动不安，时任合肥知县的马新贻，于地方组织武装力量，编练剿匪官军，成为维稳地方的有效力量。也正是这个亮点，被朝廷看中，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马心贻受命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进攻庐州巢湖的太平军，这是他人生走向巅峰的第一次机会。
当时马新贻的任务主要是截击支援巢湖的太平军，在出色的完成任务后，又立刻投入到围剿战中，顺势打下盛家桥、三河镇、柘皋，成为平定庐州全境的大功臣。当时的袁甲三正受江南提督和春的弹劾，他一面布局剿匪，一面向督察院做着申诉，在这种焦头难额的状态下得此大胜，当然如沐春风，喜出望外。但因身陷囹圄，又不好邀功，所以就从侧面给马新贻请了功，马新贻倒是咸鱼翻身，一下官升三级成了庐州知府。
马新贻也确实治军有方，在任知府期间不忘编练乡勇，加强军备建设。所以咸丰七年（1857年），马新贻能够带着军队，于舒城击败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合袭扰。这一次军功，马新贻再获提拔，成了吏部的记名道员，再往上爬就是巡抚了，说明马新贻此时就已经成为封疆大吏的观察对象，或者是储备干部。
果不其然，他于咸丰八年晋为安徽按察使，但随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新贻在陈玉成攻陷庐州的战役中溃败，还丢了官印（清朝丢失官印为大罪），因此被革职留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由袁甲三保举才官复原职。由此开始，马新贻就一路高升，次年在翁同书的举荐下再次列为候补道员。后经袁甲三请求，马新贻开始协管定远大营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再克庐州，并随安徽巡抚唐训方平定了苗沛霖叛乱，次年便升为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浙江巡抚，因政绩颇佳，于四年后升任闽浙总督、兼通商大臣。
刺马案经过及侦查情况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和往常一样，前往官署西侧箭道校阅士兵操练射箭。校阅结束后，马新贻步行回官署，在途中遇到张汶祥拦路，说是有冤情要报告总督，马新贻散去左右，上前搀扶之时，被张汶祥抽刀刺杀，正中要害，第二天不治身亡。
光天化日之下，大清两江总督当街被杀，此事可谓是前所未有。清廷得知后大为震动，先是追赠太子太保、云骑尉加以安抚，再令护督将军魁玉严立即提审凶手，但张汶祥拒不交代幕后凶手和杀人动机。慈禧太后又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专办该案，最后呈上的供词疑点重重，未被慈禧认可。继而又令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赴江宁，专职查案，但最终结果变化不大，然后还是以张之万的说法草草结案，郑敦谨处理完案件后，留下“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辞职报告，从此告老还乡，不再出仕，故而在本就疑点重重的“刺马案”上，增添了更多可疑的色彩。关于“刺马案”的猜测，也留下以下几个流行的版本：
- 张汶祥为报私仇
清政府派出查案的钦差皆是以“私仇”定案，按照张之万与魁玉严的会审报告来看，张汶祥曾是太平天国余孽，兵败后沦为海盗。恰巧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肃清近海航线，大力捕杀海盗，张汶祥一伙就是在这次肃清活动中被打散的，因而丢了谋生之路；而且张汶祥的妻子不久后被人掳掠，他到巡抚衙门申冤，马新贻并没有理会；随后张汶祥办了个黑当铺，想以此谋生时，马新贻又开始整顿“金融市场”，关停了所有黑当铺。可以说马新贻的这些举动，使张汶祥成了无处谋生的孤家寡人，这就造成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私恨。
但张之万在奏折中以“尚属可信”结尾，显然有难言之隐。而且照常理想，海盗、黑当铺皆属于违法活动，官府打压是为本职工作，至于不受理申冤事宜，因为张汶祥去错了衙门，哪有巡抚办理民事案件的先例！身为太平余孽、又参与海盗活动，还敢向巡抚衙门申冤，这个也不符合逻辑。夺妻的人是吴炳燮，如果张汶祥就为争一口气，何不杀了夺妻之人，反而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刺杀封疆大吏。张汶祥刺杀成功后还当街大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养兵用兵者到底何人，显然背后主谋才是慈禧太后想知道的，所以刑部尚书再赴江宁重审了此案。
- “投名状”版本
有传闻马新贻死前喊出一句“找着了”，这就是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证据。据说张汶祥本是马新贻的结拜兄弟，咸丰年间，张汶祥与好友曹二虎加入捻军。马新贻在镇压捻军兵败后，被张汶祥与曹二虎活捉，但张曹二人也并不想一直落草，所以带着马新贻这块敲门砖投了清军。马新贻号“谷山”，所以在袁甲三的召唤下，编成了“山之营”，张汶祥与曹二虎也都成了山子营的军官，并且作战勇猛，马新贻能够扶摇直上，也多亏这两个得力的兄弟。
兄弟三人中，曹二虎先讨了个老婆，据说是个美女，一直随军照顾二虎生活起居。马新贻常年在军中，连个鸟都是公的，所以见了二虎的美女老婆，就不由自主的起了色心。张汶祥发觉之后便告知曹二虎，两人毕竟是匪窝里摸爬滚打的交情，且满身江湖气，兄弟妻不可欺的两湖规矩暗藏于心，怎能忍受马新贻的这种行为，于是商量对策，准备下手了结了他。但消息败露，马新贻先下手为强，杀了曹二虎，张汶祥因害怕，随即逃之夭夭，并发誓要为二虎报仇。
所以刺马案就是曹二虎为兄弟报夺妻之仇，这与其供词有“夺妻”的重叠部分。而且马新贻死后，其小妾郑氏上吊自杀，当时民间传言郑氏就是曹二虎的老婆。与此同时，民间还有一个传言，说马新贻遇刺倒下后，捂着伤口对护卫交代，不要难为凶手，这说明马新贻被刺的瞬间看清了刺客的面目，心中本就有愧，所以才不叫为难。
而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当时出面为父亲辩解，称父亲是山东人，那句广为流传的“找着了”，其实是山东口音的“扎着了”，父亲和凶手很不不认识。马毓桢还说父亲只有两房妻妾，且都年过四十，美女小妾一说纯属谣言。
- 曾国藩及湘系买凶
马毓桢为父亲辟谣的同时，也交代了一些马新贻的临终嘱咐，其中有一条比较重要，即“不得进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一位两江总督，当街被刺，临终居然让儿子隐忍，说明马新贻心里明白杀他的人是谁，至少猜的八九不离十，而且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都奈何不了的。由于在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前，这个位置是曾国藩的。曾国藩之所以调任直隶总督，看似升为封疆大吏之首，但实际上是削弱曾国藩的地方实力，将其安排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加以监督。换句话说，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成为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马新贻就是慈禧太后钦点的棋子，针对的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也并非不懂鸟尽弓藏的道理，所以当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深刻的认识到庞大的湘军会让高层心存余悸。所以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番号，乃有功成身退的念头。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其幕僚门生遍布各地，部众虽被遣散，但江宁时称“湘半城”，江南地区还有诸多湘军军官和士兵留守，这些人一时间难以全部裁撤，所以重新组织起来也不是什么难题，慈禧的人事调动很可能也是留了一手，表面上给曾国藩戴上高帽，暗地里安插亲信于江南各地。
马新贻其实夹在中间很是难为，一边是功成名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权臣，一边是大清朝实际的掌门人。在其赴任后，曾国藩的心腹部队长江水师公然在江面掠夺往来客商，马新贻毕竟是新官上任，又明白慈禧的用意，所以就不可能熟视无睹。他向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并削减长江水师的军饷，想着淮出于湘，扶持淮军也算得上帮助曾国藩的门生，以此制衡了长江水师，也算给老佛爷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但实际结果是两边都得罪，湘军体系痛骂马新贻克扣粮饷，老佛爷也认为他立场不坚定。
“请飭会国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办理，以释民疑，请飭整顿，以长江水师要紧。”——《清史稿》
而“天津教案”爆发时，英法等军舰开到天津港外威胁清庭，马新贻当时向慈禧提议，调派长江水师防御苏沪沿海，以免南北同时受制。慈禧也就借这个机会，同意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交给马新贻，这样等于拆掉了湘系的臂膀。但这个安排对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造成冲击，毕竟长江水师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商贸航运以及走私活动，牵扯很多利益链，且黄翼升本人也是曾国藩培养提拔的亲信。
而马新贻遇刺就是在其整顿长江水师期间，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湘系集团为了维护利益链而买凶杀人！在马新贻遇刺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工作停滞，清廷则立刻下令，以安徽巡抚英翰整顿地方治安和长江防务，这个举动很有可能是防范长江水师反叛。
“伪宫，伪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除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有。”——曾国藩奏折《清史稿》另有马毓桢交代的重要线索，说慈禧令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时，还带着一个秘密任务，即查明“天国圣库”。太平天国时期，为了创造所谓的理想世界，是将财富集中于国库，传言这个国库存银一千八百万两。但湘军攻占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个折子，说国库只是传闻，天京城里根本没有国库，只有两个玉玺和一个金印。慈禧很可能是不相信曾国藩所言，而且破城之后，湘军将天京城付之一炬，为国库之谜又增添了可疑的成分。所以马新贻带着这个任务赴任两江，曾国藩会有顾及，选择买凶刺杀不无可能。
郑敦谨虽然是彻查此案的钦差，但通过长江防务的调整，以及搜集到的信息，应该猜出其中的真相。但有些事情看透不说透，一是明哲保身，二是从大局着想，时局牵扯着军队，曾国藩还在天津教案中与洋人斡旋，所以之前张之万的汇报也是一个聪明之举。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人死不能复生，朝廷的抚慰力度已经很大，刺杀的凶手也被控制，那就没有继续查案的意义了。所以郑敦谨也按照张之万的供词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折子，以仇杀定罪结案，凶手最终被判凌迟，慈禧算是吃了个哑巴亏！
棍哥观史
我是天晴爱睡觉，我来回答：
什么叫到现在讳莫如深，不要自己神神叨叨的幻想好吗？没有人限制你说话！
你现在在这里讨论有人要抓你吗？有人要杀你么？
之所以你感觉谈论的人少，是因为了解的人少，
中国的文盲还是大多数；历史又绵长，历史盲就更是满地爬。
刺马案说白了就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平了太平天国，江南一带的官员都是他们战时提拔的，战后为了消除嫌疑，曾国藩解散了湘军，曾国荃也是告病还乡。只想安安静静的搞钱，吃手下的孝敬。
但是慈禧老妖婆还是不放心，对江南的政治形态很不满意，想要自己安排个人进别人的地盘。
明面抗命是不可能的，现在手上没兵，曾国藩也不可能造反。
不能明面反抗，那就暗地里下手，就找了个叫张文祥的一刀捅死了这来赴任抢我蛋糕的狗贼；
慈禧看到自己派的狗宝宝被杀，已经明白了，不能过分逼迫曾国藩兄弟；
毕竟官逼民反，别人不敛权，你不能还让人家不搞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