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第三屆“一帶一路”煤焦化工產業綠色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2020，10.17,山西呂梁）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和各位來做一個交流。我發言的題目也是邀請方的一個命題作文，是我作為研究者要談一談怎麼認識以煤為主的資源型區域的“六新”轉型。
首先，要談一下自己對“六新”重要意義的理解。總書記在山西視察時強調指出的“六新”，具體表述是新基建、新技術、新材料、新裝備、新產品、新業態，要求在這上面不斷取得突破。這樣的要求對於傳統上以煤為主的山西作為資源型區域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顯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六新”的精神實質和科學發展觀、新型發展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又突出了發展新階段的新特徵、新的關鍵詞。創新發展中央說是第一動力，我們在推動現代化的過程中，要通過創新發展帶動資源型區域煤炭焦炭行業的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落到共享發展的共贏、共同富裕的具體業績上，就一定要在這個精神指導之下跟上時代步伐和新技術革命、新經濟日新月異的大潮。我在這次來到呂梁、孝義，雖然過去了解很不夠，但是聽到呂梁市、孝義市兩級的領導介紹一些情況，還是感覺在我們實際生活中，在面對新經濟大潮提出挑戰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有這方面明確的意識和進步：雖然是資源型的區域，但是首先要在增收的同時還要增綠，要在取得已有發展成績的基礎上，特別注重綠色發展方面我們的創新。
按照現在總書記“六新”的具體表述，我想分別談一下與“六新”各個方面相關的一些基本理解。
新基建，這是中央幾年來反覆強調的一個概念，它新在哪兒呢？就是和數字經濟緊密相聯——概括所說的新經濟、信息革命時代，從半導體行業充分發展到移動互聯、萬物互聯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有必須密切連接的一系列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如在不動產形態上建成數據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以及與我們5G匹配的整體硬件設施，使我們現在所說已經有中國自己高地特徵的特高壓輸變電與數字化技術結合在一起形成全套的網絡，等等，當然，還有產業互聯網。整個新基建聚焦於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是我們進一步推進轉型升級的前提性和技術性的條件。
接著說第二項，新技術，顯然是要強調我們信息革命時代創新的技術成果，要從硬件到軟件成功配套，把這種技術成果用於生產經營、創新發展的實踐，這樣才能真正形成“第一生產力”的帶動、放大和乘數作用。
第三個概念，新材料，我理解是運用新技術創構新材料，要從資源開發初級產品的深加工，發展到與最先進的前沿性的工藝等等結合而成的升級發展之中加工對象的重要組成要素。新經濟的很多成果的具體應用，和新材料緊密聯繫在一起。比如大家都知道，石墨本來是大量存在的一種材料，我在小時候就知道我們上學用的鉛筆那個筆芯，其中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石墨。但是如果一直深度開發到現在大家都關注的石墨烯，它對產業升級發展會產生莫大的影響作用，這是第三個新。
第四個新，是新裝備。我認為新技術的運用，新材料的突破，必然是從“帶動”和“倒逼”兩個方面要求新設備要應運而生，從資源開發到後續深度加工全產業鏈的一系列環節，來形成新的工藝水平和達到生產力的新境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很多設備方面的高水平，現在是在國際上至關重要的制高點。咱們實話實說，新經濟在競爭中間，中國人已經有很多在全球有影響的進步，比如現在電商平臺概念的頭部企業，它們的影響力遠不限於中國了，但是在這次我們遇到美國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打壓，過程中卡脖子的技術是什麼？是高水平芯片。而高水平的芯片生產所需一項關鍵的裝備是什麼？就是現在都知道的高水平光刻機。這種新裝備，它往往制約你在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可達到的境界。這在我們進一步推進中國創新發展中，顯然是一個要瞄準國際高水平而努力形成自己的裝備製造能力、供給能力的不可迴避的挑戰性問題。
第五個是新產品。新經濟表現在投入產出的結果方面，能夠在產出端形成新的有效供給，這就表現為適合需要的新產品，包括我們整個產業鏈條裡一系列的中間產品，以及到最終滿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費品，即最終產品。
最後一條，新業態。我的理解，產業鏈、產業集群，由前面五新而引出的產業生態的升級狀態，勢必就成為第六新，指的就是一種新業態。像我們煤炭、焦炭、煤焦化工行業，需要轉型升級發展——孝義市雖在過去煤焦重化工業形成產業集群的支撐之下，已經成為全國的百強之一，在山西實際是衝在比較靠前沿的位置上的，但是這個轉型升級又成為挑戰性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滿足於孝義、呂梁在山西現在已經取得的領先位置。我們的戰略思維是要把目標看到從中國一直對標到世界上，我們的煤焦化工行業能不能一直衝到國際概念之下的最高水平。這種新業態產業集群的形成，應該是我們發展戰略裡的一種目標設定。
這樣的初步認識之後，我想談一下怎麼認識資源型區域“六新”轉型的思路，和相關的一些要領。我們比較推崇的一個概念，就是這些年致力於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特別強調，創新實際上都是實際發生在供給側，中國供給側的創新要講求“守正出奇”。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在運行過程中的原生動力，當然首先是需求，有人存在就有需求，社會成員的需求即我們老百姓要過日子，要追求美好生活，顯然就形成了這方面經濟生活中與社會成員“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有效需求”概念。老百姓要把錢花出去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是需要整個一大套產業鏈支持的，產業鏈支持下最後形成的是什麼呢？是回應需求的供給，是生產經營單位即我們的企業、我們社會方方面面和企業合作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能夠最後以有效供給即現實形態的產品和服務使老百姓的需求得到滿足，讓他們欣然掏出自己錢包裡可以用的貨幣（我們說的有效支付能力）形成交易。那麼這就形成了一個需求和供給相互之間的經濟生活循環，這種循環是不斷週而復始的，一輪一輪由供給對需求的響應，形成實際的經濟生活。而具體分析一下，需求方的需求，希望水平越來越高，是永無止境的，人類社會生活達到某個水平以後，一定還在希望有更高水平的更美好的生活，但是需求方自己並不能夠直接說出來我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樣的一種產品和服務，一定是我們生產經營主體在相互競爭中的創新中間，最後能夠實際提供老百姓、社會成員看得見摸得著的，讓他們眼前一亮欣然去實現自己貨幣支付這樣的產品和服務。凡是我們所說到的實際生活中間有價值的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現在中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央所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邏輯是什麼？就是中國必須以有效制度供給，也就是改革，作為整個現代化的龍頭因素（總書記所說現代化“關鍵一招”），帶出生產力的解放，以及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來滿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
按這樣一個思路，我們特別推崇的就是中國不能簡單的沿用其他發達經濟體已經有的一些發展經驗，我們還必須在學習借鑑人類文明一切積極成果和他國有益發展經驗的基礎之上，有中國自己的“守正”之後的“出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守正。我們終於知道鄧小平南巡以後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就是使中國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的一個目標模式，我們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其特色，是中國受到一系列國情、歷史發展階段和種種現在國際合作競爭裡不得不考慮的制約因素綜合而成的一些特定的伴隨條件，在所有這些伴隨條件之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如果是常規發展，是實現不了偉大民族復興的。我們在工業革命以後，被髮達經濟體把我們遠遠地甩在後面，只是在上個世紀三件大事逐步發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終於在本土上排除內戰局面，可以開始“一五”時期為標誌實施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再往後終於在探索中間走到了改革開放這個新時期——這三件大事之後，我們才有了這些年明顯地和發達經濟體縮小差距的過程。中央把它表述為“大踏步地跟上時代”。跟上時代這方面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就是還要保持一種超常規的發展。前面幾十年中國發展的速度特徵是年均增長接近兩位數，但是在2010年以後，兩位數的增長是往下調整的，中央表述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這個新常態要最後落在一個完成L型轉變、速度往下調到一定的時候把尾巴拉出來，像英文大寫“L”這個尾巴拉出來以後，要進入一個以結構優化支撐的平臺狀的高質量發展這樣的境界。
這樣的一箇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在大國經濟裡仍然是高速，我們如果能夠維持在5-6%水平上的中高速發展，那麼是美國最理想的發展速度的兩倍以上，是歐盟和日本他們較理想的發展速度的四倍以上—於是我們就能繼續縮小和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這樣的一種中高速，實際上仍然是超常規的發展，那麼要依靠什麼去實現？我們的說法就是守正出奇，現在中央已經運用了守正創新這樣一個表述，我認為“守正出奇”內在邏輯跟中央新近“守正創新”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怎樣在尊重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的同時，我們要有中國特色、守正出奇地去打開新局面呢？我自己瞭解情況不夠，但是願意借這個機會談一下資源型區域“六新”轉型這方面，我覺得應該提出的思路和要領裡的一些基本點。
第一，我覺得要結合著我們區域和行業全面的和透徹的分析，以“六新”為導向來動態優化供給側改革作為主線的全套的發展戰略設計，力求形成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也可以稱為頂層設計規劃。這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改革開放基本國策裡的那個改革，是一脈相承、繼往開來。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文件表述卻來了一個全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呢，我的認識就是，顯然現在中央領導集體特別看重我們科學決策和政策優化需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的支撐。那麼這個改革從學理上來說，它是發生在供給側的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個有效制度供給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是總書記的原話），它實際上就涉及制度結構怎麼優化，衝破既得利益的阻礙使制度結構、制度安排的優化，能夠解放生產力。跟著的就是要帶出生產力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等一系列結構形成的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按照這樣的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把制度供給問題和帶出整個供給體系優化的問題，直接表述在一起了。結構性的問題是這裡面的中央強調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總書記專門說過，中文是允許簡化的，可以簡稱為供給側改革，但是我們提到這個概念的時候一定不要忘了，關鍵是結構優化，那麼這種結構優化的挑戰性在哪兒？就是我們各個區域，比如山西也好，呂梁也好，孝義也好，顯然不能再滿足於原來我們所知道的反週期宏觀調控之下的乘勢發展。反週期是個總量調節的概念，而現在強調總量調節旁邊還要有結構優化，即供給管理這方面全套的、高水平的調節。這種調節在“現代國家治理”的概念之下，是要調動一系列我們社會方方面面多元發展中間的潛力，所形成的具體操作方案,一定要落在各個區域、各個行業、各個企業集團自己能夠針對性地定製化的方案狀態上。已經不能簡單地說我們一個區域、一個行業、一個企業，跟著中央的調控走，我們就可以一路推進自己加入的現代化。一定要應對自己的具體問題、做出應對挑戰的定製化解決方案的高水平設計。山西多少年來，我知道我們碰到的一個主要挑戰，就是全中國基本國情以煤為主，最突出的是山西的以煤為主，山西就是資源稟賦決定的煤炭儲量非常豐富，而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已經紛紛關閉煤礦，一直走到完全關閉的狀態，但中國不可能。中國基礎能源以煤為主還會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用的電過去高達70-80%是煤發出的火電，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現在仍然是60%以上是煤發出的火電，要對全中國所需要的電有一個有效供應的話，就必須通盤考慮在全中國設多少坑口電站，還有多少在外部要把煤運出去才能發電的主力電站。這種結構方面的很多的基礎性的問題，是要專家群體積累多年的經驗逐漸優化的。在這個優化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通過科學決策落到具體可操作的方案上，這是第一條。現在的“六新”，我認為就需要在全國，在山西，在呂梁和孝義，解決好這樣一個有效規劃供給的問題。
跟著第二點，我要強調貫徹“六新”這個方針的深層邏輯，是要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相關制度創新的難度是解放生產力裡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在各個區域、各個行業、各個企業集團裡，怎麼樣抓住實質性推進改革這個綱舉目張的問題，這是制度供給。
規劃的供給、制度供給後面，應該還有第三點即政策的供給，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雖然貨幣政策是個垂直的系統，地方層面只能順應，但地方財政是分級財政，而分級財政一定要有由於地方財政政策的特定設計而形成的一套政策體系：政策方面的區別對待，要支持我們相關的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在我們各個區域、行業得到比較好的貫徹，這裡面財政為後盾的資金，還要支持政策性金融，也要配合著商業性金融、供應鏈金融，等等，以及企業直接融資的創新，包括上股市、上債市來直接籌資。這些都是要在創新的過程中處理好的既要跟市場經濟接軌，又要在中國特色之下可行的、具體的改革事項。
第四點，我願意強調是追求“六新”中滿足人才和智力支持迫切需要的供給。這不僅是要有我們自己人才團隊的培養，還要積極爭取外腦的支持。
第五點，是要處理好環境視角上的有效供給。呂梁王市長非常自豪地提到，我們增收的同時，我們還在增綠——呂梁區域這些年的森林覆蓋率在不斷提高，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們還要進一步在這方面處理好生態環保、以及安全生產、物流匹配等等這種發展環境因素的有效供給。
最後一條，要注重觀念更新，形成創業創新文化的供給。具體比較，我願意簡單提一下：比較直率地說，中國這些年改革開放得風氣之先的珠三角、長三角，如果做了考察以後，你會感覺到在所謂文化氛圍方面，確實和北方有不同之處。很多的東西，那邊的官場和民間心照不宣，大家知道怎麼樣掌握好破除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抓住發展的硬道理。而相比較來說，我覺得我們北方一些區域，最典型的就是前些年人們批評的“投資不過山海關”，確實在這方面的文化氛圍和觀念水平，明顯有區別於兩個三角。中央現在要求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深圳衝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示範區的前沿，當然是有這樣的一個背景因素的。必須有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來帶動整個局面上臺階，打開新的發展格局。那麼我們應該在這方面有充分的自覺意識，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實，一定要有創新創業這方面觀念更新、思想解放新氛圍的打造。這也是我們要在實際生活中形成的一個有效供給。
合在一起，我認為“六新”在實際生活中的貫徹，就是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上來通過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的這樣一種我們通盤的努力，來不負時代，交出我們資源性區域煤炭和煤焦化工行業為中國偉大民族復興做出應有貢獻的高水平的答卷。
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