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2020中國投資年會投資人峰會”上的演講（2020.10.20.南京江北新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徐廳長，羅常委，到場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到會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參加我們的年會和峰會。我作為研究者定位，和大家來做一個交流，主題剛才主持人已經有所介紹，要談一下世界經濟新格局下怎麼認識中國的產業經濟的未來之路。
首先，談談自己怎麼認識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中國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已經成長為全球經濟總量的老二，這個最大的世界上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對著全球化進程中和其他經濟體的比較關係，應該理解為中國怎麼樣進一步來尋求完成和平崛起的現代化，我們稱為偉大民族復興，也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所說的三步走要達到的2050年戰略目標。這個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互動，應該是一種合作競爭關係，現在在中美之間出現了雙邊關係的惡化，但我們感受到嚴峻形勢之下我們外交口很有水平的傅瑩前副外長，把這個競爭關係稱為和平競爭——這種世界經濟格局演變中大國博弈的特徵，我們需要進一步來把握，認識它以後，應該掌握好正確的思路和要領。
人類社會是在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這一路發生的重大事件之後，綜合促成的一個近代和現代的全球化。由於種種因素，最近幾年我們感覺到全球化又出現了它的逆流。頭號強國美國越來越多表現出來孤立主義、單邊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霸凌主義等等這些我們所稱它在全球化軌道上倒行逆施的過程。對於中國，看得很清楚，美國的兩黨、它的朝野，已經一致認同要全面遏制中國，所謂的貿易戰，已經升級為有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的極限施壓過程，特別是現在聯繫它微妙、緊張的大選臨近的特別因素，對美國極限施壓的手段，我們還得密切關注，特朗普這個個性非常特別的總統，他最後這段時間出什麼招兒，大家心裡還沒有底。當下中國面對的形勢相當嚴峻，領導人已經提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所稱的逆全球化，在新冠疫情發生後已出現了升級版。美國帶頭兒領唱遏制中國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定的合唱的特點，在美國所拉到的聯盟關係裡我們已經感覺到了，像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他們跟美國的配合。有一些比較推崇自己獨立性的經濟體，像法國，也包括很有影響的德國，有一些跟中國的關係，在所謂意識形態的視角上，其實也在呼應著美國。當然，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但是值得關注的就是似乎美國要拉的這個聯盟關係遏制中國範圍還在擴大，有一些我們過去認為是朋友的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一些舉動。中國旁邊的另外一個人口大國印度，現在也跟中國鬧邊境摩擦。我們還要注意到美國在挑戰中國底線方面的出牌前所未有，包括它的衛生部長去臺灣。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雖然另外一些國家現在的態度仍然是不選邊站，但是我們如果設想一下情況繼續惡化的發展中間，有沒有可能美國方面壓著新加坡等等這樣的經濟體表態選邊站、或者實際上要選邊的時候，他們可能不得不選美國這一邊。所以，稱得上這樣一個局勢有令人憂心忡忡的氛圍，已經有人在議論新冷戰和局部熱戰，甚至有人說到有沒有可能擦槍走火，兩個核大國要動武。
國際局勢確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新冠肺炎的衝擊後，在中國本土，應該說我們比較成功地控制住了基本局面，現在最新的數據，1-9月份整個經濟增長已經為正，GDP已是正增長0.7%，三季度已經有正增長4.8%。但是你看看美國、歐洲等等，還是險象環生，他們的疫情一波又一波，什麼時候能基本控制住，現在還是未定之數，俄羅斯、巴西、印度等一些金磚國家，現在疫情還鬧得非常兇，世界經濟已進入一場嚴重衰退。這些事情我們都必須密切觀察。
第二個層次要說一下，在複雜嚴峻的形勢之下，中國的戰略思路、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應該怎麼樣來認識和把握。中央已經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雖然有這樣複雜嚴峻的形勢，但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變。在中美關係來看，這個世界上當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非常緊張，但是基本戰略判斷情景中的實質性問題，在於是不是由於看到現在中美這一全球最重要雙邊關係明顯惡化，回不到從前了，那麼就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當年（80年代）明確表述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呢？我們的認識是：如果我們排除一些“社會撕裂”中的極端化觀點，那麼就要更理性地考慮一下決定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基本因素是什麼。我們這些年致力於發展的新供給經濟學這個理論創新框架中更為強調的就是人類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實際發生在供給側，人作為脫離了動物界以後的有理性、有智慧的生命體，是結成社會的，人類社會存在就一定有社會成員的需求，需求在不斷的上升，要過更美好的生活，這是大家都有的原生動力。但是回應這個需求、這種原生動力的最有價值的是什麼呢？是生產經營主體在供給側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這個供給對需求的經濟循環，支撐了整個社會生活。這種響應需求的有效供給能力其實就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最基本的決定人類社會關係——所謂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最基本的決定因素。那麼，我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由於人類社會生產力的創新發展，決定著在人類社會還紛紛給自己貼不同標籤的同時，大家都必須認同共享經濟發展勢不可當，日新月異，跟著信息技術的突破，我們現在的信息革命是進入新經濟的時代。這種共享經濟已經形成的大潮流，仍然和當年孫中山先生探討世界潮流一樣，它具有“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特點。中國、美國，其他經濟體，誰也別想違拗共享經濟發展的潮流，這是生產力基本盤決定的。既然是共享經濟，那麼在實際的經濟交往中，地球村上大家越來越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共享一個產業鏈。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咱們一二十年以前就在談走出去，已經從商品輸出上升到技術輸出、勞務輸出，再到更高層次的資本輸出。曹德旺們早就到美國投資，在中美貿易戰劍拔弩張的時候，被稱為男神式的企業家馬斯克他突然出手，因為他認為別人“恐懼”中，他卻可以大膽出手談一個好的對價以後，馬上到中國上海跟市長簽約，建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商投資單體工廠，投資當量是500億人民幣以上。一年出頭的時間，源源不斷地在生產線上生產出高水平的特斯拉電動汽車。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過程中中美共享產業鏈的情況，跟當年美蘇冷戰的時候雙方各領一個產業鏈，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那時一個華約，一個北約，各一個陣營，各貼一個主義標籤，然後各成一個基本閉環的產業鏈。所以，他們可以說一直滑到冷戰，就差熱戰這個局面了。中美間的關係完全不一樣，這是從共享經濟的角度講，使中美企業界可以繼續發展，更加穩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個全球產業鏈。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供給側的創新。我前面說到了冷戰，為什麼不是熱戰？當然，曾經在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特別危險，當時全球已面臨著核大戰，終於又有雙方決策層相對冷靜的判斷和妥協，避免了這樣一個悲慘局面。現在要看到的基本事實是，人類社會到工業革命後，發展到非常明顯的全球化，利益衝突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次大戰只相隔20年左右時間，二戰結束後現在多長時間了？70多年了。為什麼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要說到供給側創新造成的核武器在二戰尾巴上的應用，然後告訴全世界這個殺傷力可非同小可，這樣的一種核戰爭的前景人類社會必須千方百計加以避免。實際運行過程中是冷戰雙方各自發展了核武器以後，反而形成了所謂核威懾的戰略平衡，誰都不輕易改變冷戰了。中國在傳統體制下，我們高水平的戰略抉擇是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兩彈一星”。所以，在中美之間，雖然現在從核武器彈頭數來說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但是這個核威懾的戰略平衡早已經形成了，我們有在海洋水下機動運行的核潛艇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戰略核武器一萬多公里、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反擊能力，於是這個核威懾帶動的核戰略平衡就形成了。兩個供給側創新，一個正面推動經濟的共享經濟，一個制約方面的核威懾，實際上就決定了鄧小平當年雲淡風清說出的那句話：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實踐檢驗真理，加上現在從邏輯上來講，我前面論證了正反兩方面的基本因素——生產力的創新到人類社會有基本理性必須維繫社會繼續生存、繼續發展，造成的和平與發展主題，由於有實際的、客觀的因素使之成為大概率事件，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極小概率事件。這樣一個戰略判斷，在由實踐檢驗真理的實際生活中形成的基本共識，是雖然摩擦矛盾不斷，但是仍然可以延續著把第三次世界大戰壓制為極小概率事件這樣一個進程。這就是當今我們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判斷。當然，我們要千方百計注意，不要由局部的摩擦、衝突、擦槍走火把事情鬧大。有些事情聽起來很緊張，可能大家都知道，當時金正恩跟美國叫板的時候，我們的吉林日報已經刊登出了核戰爭之下的防護常識，但是後來突然又變化了，兩邊在一起直接見面談判了。這件事情在密切觀察之下，我們仍然要基本形成一個戰略認識，就是鄧小平的這個判斷，實際上極為深遠的意義，就是他以這樣一個當時說起來雲淡風輕沒有多少震撼力的“和平與發展的主題”，實際上否定了從列寧主義時代到毛澤東時代我們過去一向所持的那個“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基本戰略判斷原點——正是因為否定了原來戰爭與革命時代的這種戰略上的原點判斷，所以我們可以順勢明確樹立“一百年不動搖”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不是延續過去的邏輯先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才能去發展、才能去全面處理發展問題，從而現在我們有這一基本判斷以後，發展是硬道理就要緊緊扭住不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戰略思維，就是應該由“誰戰勝誰”轉變為積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做最充分的思想準備來應對可能遇到的驚濤駭浪，但同時我們要千方百計爭取繼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
在這方面，我們簡單討論一下中美關係等外部環境。當下經濟方面，最穩定的是2019年12月14日中美階段性貿易協定的達成。到現在為止，有這麼多中美之間的不良事件，但是可以說，雙方都非常審慎地處理所達成的貿易談判的階段性成果。對這個階段性成果現在沒有被雙方提出任何否定意見。現在錯綜複雜的變化中間，我們還是要特別看重中美共享一個產業鏈的基本盤。美國很極端的一些說法，比如脫鉤，談何容易？某些地方有脫鉤的表現，局部的脫鉤在所難免，但是貿易歸零不可能。而且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外貿發展比預料要好，其中很多是跟美國繼續在做進出口交易。在投資這方面，仍然雙方都有具備膽識的企業家盯著對方的市場，該出手時就出手，投資完全脫開也不可能。已經看到了在軍事方面有種種互相說狠話的特徵，但是絕對沒有脫鉤的態度，美國的國防部長表態，年內還要訪問中國，不可能在這方面就以脫鉤來處理。人文交流美國也是對所謂有軍方背景的一些訪問學者要拒絕入內，涉及的現在大約是三千人出頭，而在美國的中國的訪問學者、留學生什麼規模呢？45萬人以上。所以，有局部脫鉤之外，我們要看到總體脫鉤之說是一些極端化的政客施壓的手段和姿態，我們心裡要有數。
在經濟基本面上、生產力的佈局上共享一個產業鏈，在整個交往中間，我們一定要保持住一個絕不脫鉤的基本態度。這個態度在外交部方面已經非常明朗了，不像一開始美國出一招我們就回一招，叫“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一一後來發現不行了，它是頭號強國，它手裡牌比我們多，我們必須承認，跟美國的博弈不是在一個數量級上。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意識地不跟著美國的節奏走，不按它的套路它出一招我們回應一招，在這方面反而表現出來美國的一些手段達不到原來的效果。原來它出一招以後，中國方面反應後是使它的選民更加亢奮起來，由此在選戰中得分。現在他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以後，沒什麼得分因素。我們從楊潔篪國務委員到外交部一系列人員現在的基本態度上看，我認為是非常好地去接近當年周恩來總理的外交風範，在外交口要趨利避害，努力交朋友，更多體現中國的大國姿態與胸懷、我們尋求和平發展的誠意，等等。在對美國我們仍然是要守住底線的情況之下，有理有利有節地爭取鬥而不破，而且具備這種可能性。所謂“鬥而不破”，在這裡面聯繫的實質問題是中國於繼續和平崛起過程中，繼續不斷地縮小和美國的發展差距。今年中國全年正增長已成定局，至少能在2%以上。美國全年負增長也已成定局，至少要負3%以上。甚至有人看到美國可能負增長6%。如果說我們能夠做得好一點兒到3%，做得差一點兒至少2%，而美國如果負3%的話，我們至少比美國又高了GDP增長的5個百分點以上，老大、老二之間的總量差距繼續明顯縮小。這是我們應該走的一個和平發展之路。在一些尖端的卡脖子核心技術方面，美國逼出了一箇中國必須自己完成鳳凰涅槃式的新型舉國體制的突破過程。比如芯片，現在已經對高端的芯片全面施壓，華為落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狀態。那麼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就剩下華山一條路，我的說法（我現在還是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也明確提出了動議），就是要借鑑過去舉國體制在形成新型舉國體制的道路上重點攻關，要有高端領導人像當年周恩來總理一樣掛帥，要有我們重量級的國家管理環節的領導人像當年聶榮臻元帥、張愛萍上將一樣盯著這個舉國體制2.0版，協調全國可能的幾千個團隊，下決心日日緊盯，走那麼三五年——更長一點的時間也不怕，把我們高端芯片的攻關做到成功境地。這些事情是外部因素逼著中國人不得不做的，必須及早部署。我聽到現在咱們江北新區在這方面有雄心壯志，一定要加入在最高端突破美國已經形成的局部脫鉤的格局，使中國在芯片和一些核心技術方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一線境界。
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來看一下中美之間的基本數據。在貿易戰打響之後，從各領域的貿易發展來看，圖表左邊藍色標記的中國和美國之間貿易份額在貿易戰打響之後的下降，比較明顯的，比如有汽車的零部件，有一些電器散件，下降幅度也就是8%-10%。另外一些，比如特定的一些金屬製品，一些化工原料產品，下降幅度很小，基本沒有相差多少。從中美之間貿易結構的變化看得出來，你要說脫鉤，現在下降了10%就叫脫鉤嗎？從中國在整個世界貿易中的份額來看，我們因為有了越來越有信心的堅定不移改革開放之路，在全球貿易份額中間的佔比，從2000年當時中國是較低的在第十位左右，走到了2017年，我們已明顯超過美國是全球貿易出口額排名中間的NO.1，第一名。這個態勢還在延續。
所以，做一個小結，美國仍然是在求全球化，但它是希望在這裡面把去中國化加進去，從而更穩固地維護它的老大地位，中國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方面，應該要在美國主導的“去中國化”的全球化中，冷靜沉著地應對，不跟著它的節奏走。可提出三條要領：
一個是毛主席當年皖南事件後表述的“有理有利有節”，明白自己綜合實力的短板，知道最主要的矛盾問題在哪裡，中國處理好根本利益問題，其實還不是直接感受到的中美之間的衝突。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是與美國繼續鬥而不破走出和平崛起之路，所以，要進一步和美國爭取共存、共同發展。
第二，多邊博弈中間，我們要努力地求同存異來反制美國，美國的聯盟關係絕對不是鐵板一塊，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關係中的差異，多交朋友，多作生意來反制。
再有第三點，要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帶動不確定性旁邊中國自己可以把握的確定性形成有力支撐 。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還有巨大的潛力，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未來幾十年，還會有中國彌合二元經濟過程中農村區域轉移到城鎮要儘快成為市民的幾億人口——現在粗粗說有四億人，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要成為市民，這個工業化伴隨的城鎮化過程，就必然表現在不斷擴大建成區，一輪一輪在中心區域擴大國土開發規模，實施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換代，伴隨著一輪一輪的產業升級，高新科技引領的一定要佔領新經濟制高點的這種升級發展，以及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於是這些巨大需求潛力的釋放對應的，是中國在全球化格局中得到中國本土和全世界“雙循環”概念之下的供給回應。我們要繼續在這種成長方面發揮巨大潛力，就要繼續革自己的命，要在改革深水區啃硬骨頭，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中央把它表述為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需把握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結構，支撐高質量發展。
如果處理得好，我們繼續於全球共享一個產業鏈過程中，控制住和美國鬥而不破的過程，那麼中美之間的發展差距會繼續縮小。有學者把2017年美國的GDP這個水平往前追溯到整數關口的1900年，這個118年間，美國GDP是翻了36倍（1900年美國已經是世界上頭號GDP規模的大國，但是它絕對不說自己是老大，一直忍到二戰之後，才明確地說，我就是世界主導的老大、最強國家）。
我們中國2017年的GDP的水平，向前找它的36分之一，找到的是1987年，改革開放七八年了，兩國同樣自身相對而言36倍的經濟總量的成長，時間軸上的對比是1：3.9，大數上說，中國以一個時間單位走過美國4個時間單位才走完的經濟成長過程，而且這個成長性，中國在繼續超過美國，還在延續的過程中。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犯低級錯誤，時間是走上坡路中國最好的朋友。把這些簡單勾畫之後，還是要重溫鄧小平當年語重心長的話，我們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在掌握要領的方面，非常實質的說法叫做“善於守拙”。另外一句話，跟這個意思其實一致，就是“韜光養晦”，但是很遺憾，韜光養晦翻譯成英文以後廣泛傳播，但是讓外國人感覺中國人的意思是說自己故意裝得可憐巴巴的，等到自己實際強大以後，反過來再怎麼樣。其實鄧小平最初的說法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要善於守拙，善於守拙後面跟著的，是“絕不當頭”，他說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要想當這個頭，很多的相對優勢反而就會喪失。這樣的戰略思維後面，跟著的就是“有所作為”，有所作為就是由此中國要繼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繼續縮小和美國的距離。所以，我們基本的認識就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在準備應對最困難局面的同時要千方百計避免滑入新冷戰，延續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
抓緊時間，在中國產業升級未來之路這方面談一下基本思路。我們現在已經是聯合國在全球產業細分的666個專門領域裡唯一一個佔全的，即產業門類什麼都不缺。但中國總體的產業發展水平應該講現在只在中部，比上不足——美歐日在我們前面，但是我們有相對優勢，因為可以把自己的中等和中高水平的產品，做得比他們便宜，所以我們仍然有市場份額；在我們下面，越南、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等等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而且越來越比中國顯現出這種比較優勢，所以逼得從我們的珠三角現在到全國“騰籠換鳥”，大路貨的產能不得不移到越南等地，這跟當年這些產能往中國流入，是一個道理——我們勞動力低廉這個優勢註定要更快喪失掉，但是我們現在綜合的產業供應鏈能力卻比越南等等明顯為高，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還有一個和他們相比之下的相對優勢。換句話說，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種有一定市場份額對應著的中等水平的中國的比較優勢，還能維持多長時間？一些專家認為還有5年、頂多8-10年的窗口期。我們想得更嚴重點兒，是
要在未來的五年即“十四五”規劃時間內，努力把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水平向上去接近高端。其實這也就是美國人打壓我們，現在我們自己已經不說的“中國製造2025”這個雄心壯志。其實是一直看到2035，我們製造業要走到中高水平以後，爭取2035年前後建成製造業強國，那也是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點。在這個方面，我們具體分析：現在中國在產業鏈上的中等水平，實際上是我們在微笑曲線上面，一般情況下處於中間低收益部分。左邊比較高端的形成了創意而成功打造品牌，和右邊品牌營銷、售後增值服務所帶來的高收益，主要在外國人手裡。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從“三來一補”開始，發展了加工製造能力，現在已經成了世界工廠，但是我們大量的產能，做的是中間那些事兒。比如富士康那個產區，在深圳遷到了鄭州，我去看過，高峰時期幾十萬人在廠區裡，生產線三班倒生產蘋果手機。品牌在哪裡呢？美國人之手。品牌的收益就是微笑曲線左邊高端的收益率。中國大量貼牌生產以後，賣到市場上，人家蘋果手機有大量的售後服務，附屬品，還故意在電池方面設計得更換不了，要買充電器，買各種各樣花裡胡哨的東西配上。它的品牌營銷和售後服務，一輪一輪新產品的推出，又是高收益。中國拿蘋果手機來搞清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是要形成清醒認識：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有自己叫得響的品牌手機佔領更大的全球市場份額？更多的產能不是給人家代工，而是做左右高端也在中國人手裡的活兒，這是我們產業升級的前景。比如華為，它本來已有這個態勢，但現在高端芯片被人掐住脖子了，只能靠我們新型舉國體制做這個突破性的攻關。我們另外有些東西，比如，玩具全球80%以上在中國生產，供應整個世界，但是大家能想起來中國本土有什麼叫得響的玩具品牌嗎？想到的是孩子玩的芭比娃娃等等，品牌長盛不衰幾十年，這個芭比娃娃的具體特徵，就是微笑曲線上左右高端都在外國人手裡。我們現在已做出的，也有這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比如廣州汽車廠家，原來生產的廣本——本田是日本品牌，在中國本土廣本是微笑曲線中間的位置。後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把左右高端推上去了，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廣汽傳琪在前幾年汽車市場下滑中，每年能賣出50萬輛以上，它就在微笑曲線左右高端託上去了。我們在整個中國的產業升級方面，當然就是要努力尋求把我們的實際位置推到高端上。新經濟新基建，包括江北新區雄心壯志的芯片，基因工程、高端的生物醫藥等等，都是要引領潮流，中央現在把與它們相匹配的硬件稱為“新基建”，這個 新基建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支撐，要支持整個新經濟對整個產業升級的引領。中央在這方面已有一系列的文件。我們需要特別強調，新基建和老基建不是相排斥的，而是必然互相呼應相得益彰的，也是要和新區域開發綜合水平的提升緊緊聯結在一起的。這些初步的不成熟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