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對衝新冠疫情的“神器”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助力經濟恢復和轉型升級動能的新基建,成了3月聚焦市場的熱點。3月4日,政治局常委會強調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這一提法意味著提速中國“新基建”已某種程度地體現了“國家意志”。

“新基建”受官方關注,源於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談及2019年工作任務時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3個月後的2019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互聯網協議第6版)規模部署,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融合應用”。“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表述背後意味著政策支持。

2020年1月3日,開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要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推進智能、綠色製造”。顯而易見,對“新基建”的“投資支持政策”箭在弦上。此後,不少省份政府工作報告把5G網絡建設等作為2020年投資重點,競賽式地公佈了33萬億元的投資項目。當然,這不過是計劃而已,即使能夠引資融資落實,也是在幾年間實施。實際年度計劃遠沒那麼誇張,可能也就4萬億元多點兒。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加速新基建

部委在行動省區在跟進


近期,工信部多次表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制定和優化5G網絡建設計劃,加快5G基站建設力度。3月6日,工信部召開加快5G發展專題會,研究部署加快5G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

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十一個部門近日聯合印發《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就推動智能汽車快速發展,中國將利用多種資金渠道,支持智能汽車基礎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智能交通及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等。到2025年,中國標準智能汽車的技術創新、產業生態、基礎設施、法規標準、產品監管和網絡安全體系基本形成。

近日,為加快人工智能領域人才培養,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印發《關於“雙一流”建設高校促進學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領域研究生培養的若干意見》。

按照工信部的規劃,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將按照“三步走”的戰略推進,2025年屬於第一個規劃期,重點是進行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和平臺建設。平安證券指出,工業互聯網作為國內“新基建”的代表,也是近年來國家政策引導和發展的重點,行業將進入發展的快車道。該機構預計,行業從網絡基礎設施到平臺再到應用甚至是安全等各環節均將受益。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表示,新基建既能穩投資、穩增長,也符合促創新的政策目標,將為新時期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動能。新興技術的普及和新興產業的湧入對企業轉型而言至關重要,而企業轉型和勞動力結構的調整所帶來居民收入和就業的增長以及消費升級將會反過來再次帶動投資的正向增長,預計2020年基建投資將從傳統和新興雙角度對經濟形成支撐,投資增速大概率維持在4%~5%的水平。

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基建投資是2020年穩定經濟增長、保障就業的重要方式。今年各地重點建設項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新基建比重提高,新基建可以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表示,“新基建”成為各地重點建設項目中的關鍵詞,主要是國家在積極引導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特別是在補短板和強弱項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推動新基建項目具有超前引領性的特點,積極搶抓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興產業生態的支撐效應,在新動能培育方面領先一步;同時減少對老基建的過度依賴,增加投資的有效性。

2月下旬,上海市公佈了2020年重大建設項目清單,這些項目聚焦科技產業、社會民生、生態文明、城市基礎設施、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等領域,其中城市基礎設施類57項。

3月5日,廣東省發改委發佈2020年重點建設項目計劃,2020年廣東共安排省重點項目1230個,總投資5.9萬億元,年度計劃投資7000億元。在廣東省此次公佈的重點建設項目清單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聚焦城際軌道、5G通信等。

另外,浙江、江蘇、江西等省公佈的基礎設施類重點項目清單中,城際軌道、高鐵、新型信息通信等已經成為基礎設施類中的重點。

華創證券認為,截至目前,已有25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新型基建,其中21個省份表示將推動5G建設與佈局等相關工作。從已發行專項債的項目投向來看,電子信息互聯網大數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產業園、冷鏈物流等新基建所佔比重已從2019年全年的0.6%(129億元)顯著提升至2020年1月的3.9%(282億元)與2月的14.8%(347億元)。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新基建相比舊基建的三大約束


過去十年間,舊基建似乎總是與低效投資、重複建設、挖坑填坑和巨大債務等聯繫在一起。自2016年金融去槓桿以來,基建投資下滑得非常厲害,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和全社會的債務卻沒有少增,房價也沒有少漲。當基建的初衷只是為土地財政創造條件與燒錢刺激需求,並沒從預算約束和市場效率做通盤考慮,那麼通脹和房價泡沫的結果也並不意外。

很顯然,人、財、物多重約束下,簡單依賴地方舉債基建穩增長的政策思路已難以持續,在疫情衝擊造成的經濟衰退風險之下,要擋住總需求收縮趨勢,除貨幣政策只能為銀行流動性護航外,還取決於財政端創造投資和消費需求的能力。實話說,這對地方的實操能力要求著實不低。

對於新基建與舊基建的不同之處,財政部專家庫專家、360政企安全集團投資總監唐川指出,因為新基建項目單體的投資體量較小,所以其對地方投資增長的直接貢獻有限,但它以新的服務幫助企業提升生產效率,促進地方經濟向高質量發展。此外,參與新基建項目建設、運營的公司以民企居多,大力發展新基建也有利於扶持科技型民企的業務發展,保持相對穩定的收益。

與簡單的大興土木和鋼筋混凝土積累的舊基建相比,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特高壓、充電樁等七大領域的新基建也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沿襲過去的投資邏輯。新基建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約束:

第一,資金約束。號稱三十幾萬億元的新基建建設資金從哪裡來?當前為應對疫情已經付出了巨大的政策成本,大量的醫療資源投入,大面積的減稅、減免高速公路費等措施,導致財政非常緊張,在地方債務不堪重負的形勢下,繼續擴大赤字造成的財政懸崖會在短期內造成巨大的通脹壓力。而新基建的投資是一種商業週期更長的“迂迴生產”,在未對市場形成產出實現盈利前,只有投資資金的貨幣投入,沒有相應形成產出,勢必會引發通脹或房產泡沫,社會後果需慎重考量。

第二,規模約束。與大興土木的舊基建相比,新基建基本上都是相對輕資產投資,很難彌補傳統固定資產基建投資形成的規模缺口。即使是幾十萬個5G基站,也很難與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相比。而且很多高科技項目需要發揮積聚效應,比如大數據中心,並不需要每個地區一個,像三四線縣級城市也不需要,因此拉動經濟的空間規模並不大。考慮到這些高新技術的產業鏈特徵,其對經濟拉動的乘數效應也不如舊基建。

第三,技術約束。新基建對技術要求很高,政府官員如何來進行信息甄別和評估,政府融資出資後,在購買服務的委託代理關係中,如何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環境下防止尋租、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這些都是由新基建的技術特徵引起的問題。

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環境,新基建的資金成本和效率將被更嚴格地核算。“4萬億”投放的2008年,中國GDP不過30萬億元,如今已是百萬億元量級,資金邊際效應遞減是板上釘釘。具體到基建規模,目前我們的總量已超17萬億元,而2008年只有幾萬億元,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進行大規模的9.6萬億元新增貸款,實施了“4萬億”。而現在我們的基建每增長10個點,每年需近2萬億元的新增資金來支持。此外,土地財政降溫,隱形債務嚴控,財政赤字和穩槓桿更“亞歷山大”,2018年基建投資低增長,2019年回升乏力。如今新基建要發力,資金來源更需挖空心思。

如果靠強投資拉動經濟,中國需要的彈藥量強度有多大,需要匹配多大規模的信貸投放?我們按照等比分做個簡單粗暴的預期,政府可能按現有的經濟規模放大出個三四倍的“4萬億”麼?結論當然是否定的!即使出於穩經濟的考量,中國不得不加槓桿,也必然是審慎和剋制的,會顧忌仍在以各種方式擴張的地方債務。這裡面必須權衡,因為赤字率的上升可能會導致宏觀槓桿率的提升與政府債務率的進一步上揚,而疫情衝擊下的財政空間承壓也必將掣肘後續新基建。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加速新基建

是抗疫印證了的“理性選擇”


行業停擺和企業的危機反應,讓我們看到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全民“在線”試驗。無論外賣、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在線娛樂、遠程辦公,還是無人配送、智能工廠,不得不說,若非這些年中國持續投資於互聯網等新基礎設施,面對今天的疫情,中國經濟會少很多轉圜餘地,中國企業也可能有更多損失,中國百姓生活會遭遇更多困厄。新產業新模式緩解了疫情的影響,增強了中國經濟的抗衝擊能力。

對相當多的企業來說,疫情會成為一道分水嶺。無論他們身處傳統行業或者已經是互聯網經濟的一部分,他們將重塑業務流程、商業模式和組織形態。這是看得到的現實。不管是否願意,適應或者不適應,疫情以極端的方式推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在線”進程。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面對辦公樓的高租金,很多資金鍊緊繃的中小型創業企業將在疫情後選擇在線辦公。這意味著對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還可能包括對基於智能、互聯和新能源的城際交通、物流和新市政基礎設施的投資潛力。單純從投資體量上看,它們比市場期望的新“4萬億”未必佔優,但勝在更長遠、更可持續、更有未來。

從中國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生機來看,跟過往的基建投資由政府主導的模式不同,相當一部分新基建項目是市場驅動的,民間投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若非那麼多的資本前赴後繼尋求風口勇於試錯,中國不會擁有體量龐大且仍在快速擴張的互聯網經濟,不會將中國市場的規模優勢挖掘到極致。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與之相比,傳統基建的弊端是投資效率不高,產能過剩加大企業債務壓力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房價高位續漲加大居民槓桿率。從“產出—投資”比率來看,傳統基建項目的投資效率自2004年以來持續回落,在此背景下新基建的推出主要致力於加速信息化、智能化進程,與房地產的相關性並不強,進一步凸顯了更高效的發展模式。

可以這麼說,疫情期間線上需求的集中釋放也為新基建提供了發展窗口期。能將中國經濟的整體“在線”優勢在疫情中展示得如此多姿多彩,就是這些年來市場以新基礎設施為地基構建了一個全新的互聯網生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和企業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面對無盡的未知因素,大膽創新不斷試錯。市場正是在這樣的投資中承擔了更多風險,也只有市場才能把這樣的資源配置通過投資做好。政府要做的只是退後一步,創造條件讓市場放手去做企業放心去闖。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穩投資勢必要挑起大梁。此次疫情對傳統消費旺季帶來衝擊,餐飲、住宿、旅遊、交通運輸等相關消費都受到很大影響,預計一季度消費增速會大幅放緩。此外,疫情波及全球經濟及貿易,經合組織剛剛下調了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這些都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出口增長的不確定性。相對而言,加大新基建投資是託底經濟的現實合理的選項。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5G、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技術的支撐。這些既是基礎設施,又是新興產業,一頭連著巨大的投資與需求,一頭牽著不斷升級的強大消費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機構對新基建投資規模的大體估算


新基建能否填補投資缺口?國泰君安證券宏觀團隊直言,與動輒上萬億元的傳統基建項目相比,新基建規模太小,對上百萬億元的經濟體,拉動增速等同杯水車薪。

中信明明證券宏觀團隊認為:從專項債流向看,廣義新基建佔全部基建的比例約為24%左右,剔除了其中佔比42%的軌交後,5G、大數據等狹義新基建的比重並不高。Wind數據顯示,截至2月末,我國共發行了9498億元專項債,其中用途為廣義新基建(即包含軌道、產業園、新能源、互聯網、汙水處理、停車場等產業在內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專項債資金共2319億元。

從PPP看,Wind數據顯示,截至2月,廣義新基建行業的PPP投資總額約為3.8萬億元,佔全部PPP項目投資額的22%,子行業中軌道交通、園區開發這兩項的投資總額共計2.5萬億元,佔新基建投資的比重超過65%。綜合專項債與PPP數據來看,新基建約佔全部基建規模的20%~25%左右。

綜合來看,狹義新基建的佔比相對偏低。第一,新基建的佔比持續升高,但目前傳統基建仍占主導地位;第二,從新基建的分項來看,5G、大數據等狹義新基建行業的佔比不足50%,軌道交通、園區開發等致力於傳統基建補短板的廣義新基建佔絕大多數。

對此,本評論員的結論是,與傳統基建相似,廣義新基建補短板也將會對軌道交通、園區開發、公共設施等行業產生直接拉動作用,伴隨著產業鏈的傳導,建築業、工程機械、水泥建材等上游行業也將迎來一定的間接利好。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5G基建:未來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

到202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僅網絡化改造一項,未來5年的投資規模就有望達到5000億元。另外5G網絡建設還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預計到2025年將累計帶動超過3.5萬億元投資。

特高壓:年內新審批線路或將帶來1500億元市場增量空間

銀河證券在研報中分析,根據2018年9月國家能源局印發的《關於加快推進一批輸變電重點工程規劃建設工作的通知》,共規劃了12條特高壓工程(5直7交)。按照每條特高壓約200億元投資測算,年內新審批的7條特高壓線路或將帶來約1500億元左右的市場增量空間。

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充電設備市場空間約2800億元

銀河證券在研報中分析,根據《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徵求意見稿)規劃,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佔汽車銷量的25%左右,保守預計新能源汽車銷量700萬輛左右。以新能源汽車保有量2000萬輛、車樁比1∶1估算,需要的充電樁數量約1880萬臺。

新時代證券對充電樁市場進行了測算,由於交流樁和直流樁價差大,假設充電樁均價1.5萬元/臺計算,對應的充電設備市場空間約2800億元。以單車年耗電量2000度電估算,充電和服務市場將約400億元。充電樁的加速投資將拉動充電設備需求顯著增加,帶動相關產業鏈公司收入和利潤增長。

大數據中心:未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中泰證券認為,“2018年,我國數據中心市場規模達1200億元,相比美國擁有全球44%的大型數據中心份額,仍不足其1/5 體量,未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平安證券認為,“按照信通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的全國IDC數據中心的機架數量為203.4萬個,到2020年有望增長到326.7萬臺,增長迅速。數據中心的擴容,直接拉動的是服務器、存儲、網絡以及安全產品的需求,龍頭企業受益將更為明顯”。

人工智能:GPU將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核心處理模塊

中泰證券在研報中點評稱,AI產業持續升溫,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產業市場規模超過555.7億美元,同比(較上年同期)增長50.2%,其中,中國市場規模為83.1億美元,同比增長48.4%。人工智能需要大量並行重複計算,與GPU計算特徵高度契合,GPU將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核心處理模塊。

工業互聯網:行業將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中金公司稱,“我們看好工業自動化行業2020年的需求復甦,更看好在工業互聯網大趨勢之下,工業自動化行業的長週期穩健成長”。平安證券計算機團隊點評稱,工業互聯網作為國內新基建的代表,也是近年來國家政策引導和發展的重點。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新基建錢從哪兒來


相比於舊基建,新基建更關注信息化和創新領域。同等規模的投資應用鋼筋水泥較少,科技含量較高,高新企業的主動參與度較高,地方政府領銜投資的依賴度相對較低。而當前地方債務水平居高不下,舉債空間冗餘度較小,期待地方財政和債務鼎力支持是指不上的。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不想單方面突破財政紀律約束,加大地方債務風險的話,只能在各方分擔金融風險上想辦法。對於如何充實新基建項目的錢袋子,中商智庫首席研究員李建軍的基本思路是隻能在多元化的融資方式上想辦法:

一是根據“資金跟著項目走”的原則,地方的項目儲備和前期準備事關能否儘快形成有效的投資,而要實現四兩撥千斤的引導作用,只能通過轉型債、產業引導基金、擔保基金等吸附市場資本。

二是銀行貸款必須打破抵押品依賴的固有模式。新基建和舊基建的迥異之處是高技術創新,輕資產缺少抵押品。但由於相關項目多屬國家支持的經濟動能培育、轉型項目,銀貸設計應更多考慮未來收益權和知識產權抵押的產品。銀行的理財和投資公司可從股債結合角度消除信息的不對稱,為創新企業輸血。

三是應設立專門的新基建投資信託計劃或投資基金,為單一項目提供長期債權資金。由信託公司牽頭和保險等長期資金合作,以解決基礎設施建設週期長導致的投資回報期長這一期限的不匹配。

四是通過科創板力推較成熟的新基建領域典型企業上市,充分利用機構投資者的股權投資,培育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企業。

同時應提醒的是,地方政府在推進市場資本參與新基建的過程中必須做好“放管服”,優化項目投資流程,提高項目投資參與便利化,優化營商環境,減少市場資本參與項目的交易成本。

談及今年各地重點建設項目的配套資金,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則表示,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整體上可分為預算內和預算外兩部分,預算內來自財政收入、一般國債、地方政府債券、政府性基金調入等,預算外資金來自專項地方債等。發行政府債券是基建投資的重要來源,隨著項目資本金比例的下調,信貸對基建的支持也將擴大。此外,還可以通過PPP調動民間資本參與到基建投資中。

對於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360政企安全集團投資總監唐川表示,除了在項目立項、PPP管理領域提供優惠政策傾斜,還可以引導金融機構對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更全面的配套資金,在專項債、ABS、REITs等工具上提供政策傾斜。

中信明明債券研究團隊則建議進一步加大對相關民間資本以及企業的支持力度,如可以繼續推進相關企業的減稅降費、適當加大對研發成本的補貼、提高科技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等。

新基建,對沖新冠疫情的“神器”

真正的“新基建”是放開市場活力


恆大地產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認為,除了硬的“新基建”,應該還包括軟的“新基建”。近年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經濟持續下行,暴露出經濟社會大轉型背景下,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輿論監督缺位、社會治理無序等一些問題,制度短板凸顯,值得深思,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

“澤平宏觀”建議還應加強軟的“新基建”: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等。

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平安銀行研究中心原主任趙建認為:中國當前最大的短板,不是傳統的硬件基礎設施,無論是舊基建還是新基建,如果脫離了市場經濟去唱戲,只有賬面的資產和堆積的負債,沒有人創造真實的利潤和現金流。雖然短期內能刺激需求,但長期內無法有效提升潛在增長率,最終還是會以債務高企、產能過剩、通脹和房價泡沫而告終。

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大部分,那麼國家以此創造的核心資產,也就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部分。有形資產是傳統的基建,交通設施、信息網絡、城市環境、產業園區等形成的物質基礎設施,這些當然必不可少,是保證市場經濟運營的基礎。而更加重要的無形資產在制度層面又分顯性與隱性兩部分:顯性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和體制機制,隱性制度層面的社會文化和契約精神。

想一想,中國改革開放40年創造的經濟奇蹟靠的是什麼?每一次遇到危機後力挽狂瀾靠的是什麼?是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還是制度體系的完善、改革和開放?答案顯而易見:正是有了制度改革推動的經濟增長,才有家底和能力大興土木搞基建。真正的核心資產是好的制度和機制。4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已經證明,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並不是那些鋼筋混凝土基礎設施,而是能帶來預期穩定(人心)和激發要素積極性的市場經濟制度與文化。所以,先進的制度和文化,才是國家長期積累沉澱、能有效抵禦各種重大風險的核心資產。

一個國家的核心資產觀,三十年來看物質基礎設施是重要的(按照一般的有形資產折舊年限),但一百年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軟件基礎設施,即現代法律法治體系、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有利於現代經濟繁榮的公民文化與契約精神,這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核心資產。

市場文化和契約精神的重要性,體現在人心上。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看作是解放思想的一項啟蒙運動,其實它主要是打開了兩個心結。一是改革打開的企業家的心結,讓市場經濟徹底放開了企業的活力;二是開放打開的海外投資者的心結,讓全世界相信中國是以真誠謙遜開放的心態,融入全球發展中的國家。只有建立了這種國際信任文化,中國才能真正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並創造“中國製造”的經濟奇蹟。

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疫情的確是一個契機。後疫情時期的經濟振興規劃中,新基建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個看得更加長遠的市場人士,都看到了對於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真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什麼。加大投入推進制度和體制建設,才是推動中國真正走出政策刺激怪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運投資”。國家核心資產的精髓是制度和文化,最需要的“新基建”是制度體系的建設。否則,一切不過仍然是一個相似的輪迴。中國建材新聞網評論員 / 林詮,來源《中國建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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