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峥华
汉唐阳光推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的作品《求变者》。
作者引用胡适在1921年日记中的话说：“社会的改造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书中他所选取的人物大概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从自身的不苟同做起，不安于现状，也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以起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这些人称为改革者，或是革命家。
▲《求变者》
“求变者”的书名因此而来。
我看到这书里的人物很多，有徐继畬、张之洞、王韬、谭嗣同、严复、张謇、沈家本、梁启超、林觉民等等。
每人一个章节，各章节中人物互有交叉，还有一些变革者囿于篇幅没有独立成章，只作为一种线索人物贯穿全书。比如李提摩太和宋教仁。
为何选择这些人进行“对话”，他们的先后顺序是按什么排列？这些人物扫描，与其他书本的人物志有什么不同？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地理的重要和它的意义。他认为地理裹挟着深刻理念甚至价值观。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无一不受先民的地理感受或想象影响。
中国人总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这种地理观念让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封闭和排外的原因所在。
可见地理观念的重要。
因了十九世纪外力冲击、中西对峙，那一两代中国精英的彷徨和醒悟，让作者选择了徐继畬作为书的开篇。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44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写下了《瀛环志略》，用20万字重新定位地球上一百多个国家、地区。
▲梁启超塑像
四十年后出生的梁启超，也是看了《瀛环志略》才知道五大洲各国，他说，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为本书定下了基调，随后各种人物的登场就有了一条显线。
具有开阔国际视野的张之洞，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他的中体西用至今依然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一举创办《循环日报》和中华印务总局的王韬，被林语堂写进《中国新闻舆论史》，成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译了《天演论》《国富论》的严复，被视为引进西式自由主义基因，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而坚持以实业和教育为自强之道的张謇，也在近代史上写下深刻的一笔；33岁慷慨就义的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涂上血色的记忆，成为觉醒者的先驱……
这些人明显的特征都是变革者。
作者说，若非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文人的未来之路大体可以勾勒，继续在考场中挣扎，或成为私塾教师，或充当官员幕僚，或转为商人。
因了外力冲击，他们成了顺应时势的求变者。
余世存老师在序中则挑明了这些人物篇章中的隐线。他说，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曾在近代中国发生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谈不上真正的启蒙，这和此前此后的革命一样都只是对外来挑战而应急的表现。而这些求变者，仍只是历史转型期中不自觉的工具。
作者在书中无意得出什么结论，只是回首与重访一下近代史。
他关注到近代变革中不变的一面，如纸上文明，比如躲在使馆区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丁韪良忽然惊惧地意识到，与新世界打交道已经几十年的中国人，可能并不能解世界意味着什么。
纸上文明对很多人来说也只是停留在纸上。
作者也关注到近代变革中求变但未解的一面，如体用之说。他还关注于近代变革中被一直误读而成为迷思的问题。如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只是拉开一场更大变革的序幕，而后还有更多一幕幕革命惊心动魄地上演。在当时，它不过报纸一个小角落的新闻而已。
游走于过去与当下，以现场和实物来让历史重现魅力。这是作者书写的初衷。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但另外一番初衷，是不是余世存老师序中指出的，近代史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的问题。我们当代人仍然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答案，还得回到书里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