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知道科举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是改变命运最直接的方法，和现在考公务员差不多，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都想通过考试一举成名。
多少穷书生指望着一朝考中，走上人生巅峰，从此高官厚禄、一生无忧。看看范进和周进就明白，为什么他们窝囊半生、屡试不第还要如此锲而不舍的参加科举，甚至变得疯癫。
就是为了头顶这项乌纱帽，无数的举子们都打了鸡血一般嗷嗷叫着往科举这根独木桥上冲，比现在高考、国考残酷得多。人人都希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但科举终究是残酷的，想通过科举一举夺魁的人有增无减，考上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名额，于是更多的人就是年复一年的报考，名落孙山，再考。如范进虽然辛苦了半辈子但好歹考上，成了别人口中的“范老爷”，更多人则默默无闻凄凉的死去，成了炮灰。
现在考研、考公等辅导机构宣传的热火朝天，什么“红皮书”、“四套卷”、“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这种辅导资料铺天盖地，在教育并不普及的古代，是否也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和参考资料对科举的士子们进行辅导呢？
还真有，您千万别小看了古人的智慧，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古人把培训机玩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丝毫不逊色于现在。
宋代培训达人吕祖谦老师，进士出身，吕学鼻祖，他办的学院就有相当的课程，是专为科举而生，几乎相当于现在的“中公”“华图”。
吕祖谦老师出一种类似于《三年模拟五年高考》的东西，还有各类辅导书，黄皮的，故而称作“黄册子”。宋诗所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说的就是黄册子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辅导学生考高分儿。
但宋代人普遍鄙视黄册子，认为应试教育不能为朝廷培养真正的人才。然而鄙视的话，并没什么卵用。因为黄册子在当时千万人过独木桥就是管用，考生用这个，就是比不用的考得好。
朱熹以前很烦吕祖谦这一点，认为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就可以了，学问做好了，科举自然能考好。但实际上，考试和学问真是两码事。就像高考，你学问再大，不明白考试的章程，不知道应对科考的技巧，也是十分不行的。朱熹的儿子朱塾，水平不能算差，就是屡次都考不上，又没老师敦促，十分贪玩，最后也只得送到吕祖谦那里复习去。
元、明、清的科举培训，比现在“高三”有过之而无不及，比现在培训机构更虐、更严苛，学校会给适龄学员发放各色教育心得和科场指南，也就是现在的考试大纲。那时候是宗族制度，所以也有科考大族。因为往往是某个家族的教育搞得非常好，考中的特别多，这个家族的前辈，就更有可能教育出高分子弟。譬如王世贞家，四代出了十个进士，这种情况可以类比现在高考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现状，其实这种问题早就存在。
总之，把“国考上岸”的人和举人、进士划等号，不是没道理，古代确实是有“上岸者辅导”这个工种的，科举时代的“中公”、“华图”也是很专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