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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如是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做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昆德拉
昆德拉并没有给小说是什么，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者概念。因为他认为对于小说的理解应该是开放性的，小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小说的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增殖的过程。因此，他列举了小说在欧洲自塞万提斯起，对存在的不同方面的探讨、审视和发现。无论小说的存在形态揭示的内容和思索的问题怎样变化，总归都是“探索人的具体生活”，并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由此，昆德拉得出关于小说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结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小说产生于“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相对真理”之后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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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对小说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欧洲小说的发展历史之上的。“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昆德拉强调“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非常深刻，但视域却并不广阔，如同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哲学一样，他在探讨小说的时候，并未将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更广阔地域，尤其是东方。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及最多的是东欧和中欧的小说家，其次是欧洲其他地区的小说家，美洲作家提及过一两次，亚洲小说家只字未提。
欧洲的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亚洲的小说也是对存在的发现。《源氏物语》将“物哀”与“幽玄”的细腻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游记》与拉伯雷的《巨人传》一样，以笑和幽默的方式体现了“狂欢化”的世界和民间自由精神。《红楼梦》以“补天”神话作为文化原型，以“大荒山”隐喻原初的永恒世界，太虚幻境为象征的超验世界和大观园为代表的现实世界为背景，展现了人类存在的现实观照、超验追问乃至永恒关怀。小说以最大的热情写出了文学艺术所能表现的诸种美，人物之美、生存之美，艺术之美、超验之美、灵性之美等。将小说所能表现的意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国演义》在百年历史动荡的风云中，展现了东方儒家文明的“仁爱”与“大义”观念，体现了社会历史兴衰中正义与伦理价值的崇高性。《儒林外史》揭示了在科举八股制度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聊斋志异》以象征的手法，对人性和人间至情进行了讴歌。《阿Q正传》批判了人性中的愚昧、卑微和“自欺精神”。《围城》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爱情与事业中的悖论困境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小说，还是西方小说，都是在发现、揭示和表现存在。由于表现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的小说。小说由此呈现出不同的主题，表现形式、方法和技巧。由于文化传统与地域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又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但小说，或者说作为艺术的小说，要揭示和勘探的存在，却离不开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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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概念过于抽象和难以理解，因为存在根本不可能用概念和定义来表达。我们先以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为出发点，来理解小说要发现、解蔽和澄明的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提出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以不同方式和理念存在的世界。由于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兴起，“发现的天才”伽利略发现了精确的、只有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因此，世界开始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一个数学化和理念化了的，可以精确认知、存在于因果关系的规定性之中的科学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系统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一切个别的细节都必须被理性所规定。如此一来，一切具体可感之物都成了“课题”，而活生生的、真实的、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这样被遮蔽了，成为“被遗忘的存在”。这也就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的：“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科技与数学探讨的对象，具有单边性，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称的dieLebenswelt,排除在视线之外了。”因此，“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由此，活生生的、真实的、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被“真理”所遮蔽，进而成为“被遗忘的存在”。
胡塞尔
胡塞尔所说的dieLebenswelt，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唯一实在的，由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且能够经验到的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本真的”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自明的领域，在此领域之中，一切事物都处于人的直观之中。此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实际地知觉到的，而且是以“可被实际知觉为标志”的。
我们可以说，小说是以语言显示生活世界的艺术。生活世界是作为主体的人，可以知觉和经验到的。但是生活世界本身并非对每个主体都是自明的，因为在大自然和我们之间，在我们和我们的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层因意识和理性而形成的迷雾。生活迫使人们仅仅接受外在事物对人们有直接影响的印象，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其他的一切印象，就变得暗淡不明了。从而事物都是按照人们可能从中得到的好处来分类的，为了所谓“科学”、“理性”或实用功利的目的，人们已经把外在现实简单化了。在感官和意识为人们所提供的关于事物的画面中，对人们无用的差异被抹去了，对人们有用的相同之处被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从外在现实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中抓住的只是“有用”和“类似”的东西，而忽略或完全放弃了“个性”。就连人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中最亲切的、个人的、他人所未曾体会过的东西，最后也逐渐地不为人们所察觉。人们根本就不曾注意真正的实在，注意的充其量是浮在表面上的一些虚幻的东西。
个体由于完全承袭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变得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变得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认同其周遭的文化暗示。由此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成为只会从众与模仿的无个性的人，以虚假的需求代替真实的需要，以“我们”掩盖了真实的“自我”。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为每一个个体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关于整体的幻境，一种完全的一致性。”当然，存在之所以被遮蔽，远远不止意识形态一个原因。在福柯看来：“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习焉不察地视为自明生理事实或行当的东西，其实并无‘前社会’的先验本质，而是由复杂社会实践背景下生成的话语概念所剥离，捕捉和界定的，更不用说像‘人’或‘主体’的社会存在物。”
无论是在由传统引导的古代社会，由内在引导的现代社会和由他人引导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在承袭时代的文化模式和接受一般话语概念时，总会形成一整套“常论”。在罗兰•巴特看来：“常论就是公众的观点，多数人的意愿，小资产阶级的共识，本质的声音，偏见的暴力，完全是普通的观点，重复的意识。”常论让人们对社会的行为不再有自觉的意识，从而使他们盲目地跟在别人的后面。常论使存在被遮蔽，让人们遗忘生活世界和本真存在。“毁灭了温文尔雅的，为过早出现的一些真理之一线月光而欣喜异常的天才（纳博科夫语）。”常论在纳博科夫看来还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类的自然品性就像魔术仪式一样毫无理智可言，这种仪式早在远古的时间朦始就存在着。而从最近处说，常论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地被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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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得拉说：“现代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流行观念的无思想。”作为小说来说，其对生活世界的表现，就不应该是关于常论的一种重复。现代主义曾经意味着对公众思想和媚俗观念的不妥协反抗，而在今天，现代性已经熔化在大众媒介巨大的活力之中。成为现代的，意味着竭尽全力追随时尚和顺从。常论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引导方式，能有效地将一切曾经是边缘的、零散的东西整合于其中。一种认识和思想在媒体的运作中成为时尚，就意味着其已经成为一种常论。而真实的存在被遮蔽，人们由此远离了真理。
巴特
我们通常将文学划分为二种，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对于小说来说，前者是指作为一种艺术的小说，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勘探存在，文学历史中的小说。后者是被其称为“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它们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美学抱负，没有为小说形式和我们对人的理解带来任何的改变，它们彼此相像，完全是那种早上拿来一读，晚上拿去可一扔的货色。”这样的小说无疑是对生活世界简单的复制和模仿，重复着陈词滥调般的常论。而这种小说使用的语言无非就是“日常语言”，一种使存在被遮蔽，没有任何美学抱负和有意义的思想的常论。
纯文学已经无法指称我们称之为勘探存在的小说，可我们仍然要为小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吗？小说之为小说，首先在于其是一门艺术，而不是其它别的东西。其次，小说应该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再次，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其独特性在于其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书写的。那必然是一种不同于常论的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诗性语言”。运用诗性语言显现存在，需要一种超越理性和非理性的“思”。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小说，必然是真理的自行置入，是“运思”与“作诗”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