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点：满人设计占领田地，汉人只能任其宰割，最终造成满汉冲突不断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 那些田地很多都是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分配，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员分给土地约42亩。
古代农民农耕壁画
不久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已经被旗人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土地的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 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也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大规模的迁徙主要发生在圈地时期，一次在1646年，另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地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很多老百姓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有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圈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
清朝皇帝上朝
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这样使得它们难以维持生计。于是政府又决定，让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 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徭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
商州时期农具镰刀
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地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 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
刘氏地主庄园
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 按理说，佃农只是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
清代时期地契
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亩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最终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 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
农机手田间喷药
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 因此，1644年朝廷加重了对逃犯与窝藏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主管部门是兵部而不是在刑部，法令的执行更为严格了。 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但就有关奴隶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
河南开封府
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犯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贬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命，或陷身于奴隶。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犯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犯。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犯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犯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总结
虽然大清王朝一直推崇满汉一家亲，但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时候只顾自身，这么说大清确实不地道。
